【沒有高考的時候，怎麼上大學？】
恢復高考40多年後，現在擁有高考機會的學生，也許不會知道，在沒有恢復高考以前，年輕人要上大學有多難。
那時候的大學生有一個光輝響亮的名字——工農兵大學生。
郵票：滿懷豪情上大學。
自1966年“文革”開始，全國高校停止招生。1968年，毛澤東作出七二一指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之後高校才開始陸續恢復招生。
廣大工農兵推選出來的工農兵大學生，精神煥發，昂首闊步，跨進了新型的社會主義大學。圖/馬昭運 視覺中國
工農兵大學生採取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從工人、農民（主要是插隊或回鄉知青，也有少數勞動模範）、軍隊中，選拔優秀青年，直接進入大學。在這個選拔流程下，曾出現過嚴重的“走後門”現象。
工農兵大學學制為兩到三年。注重教學結合生產；除此之外，參加政治活動，接受革命教育也是一項重要內容。
1971年，北京，清華大學，工農兵學員。圖/視覺中國
從1970年開始招生，到1976年結束，工農兵大學生共招收了6屆，共94萬人。
這是什麼概念呢？相當於每年全國只有不到16萬人可以上大學，只相當於如今一箇中部省份的本科錄取人數（湖南省2017年本科錄取人數為17.47萬）。這些名額分配到縣市一級，就更可憐了。
【“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高考”】
1977年8月4日早晨，文革後復出、主管教育工作的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親自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果斷決策——恢復中斷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
“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高考”。圖/新華社
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文件，宣佈當年立即恢復高考。
這年冬天，全國570萬年齡參差不齊的考生走進高考考場。最後根據當時辦學條件，錄取新生27.3萬人，到第二年，錄取人數增加到40.2萬人。
1977年，在北京參加高等學校入學考試的青年正在認真答卷。圖/新華社
自此，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渴望知識的青年人滿懷憧憬，走進考場，走進課堂，又帶著學習所得和滿腔熱情走向社會。
【被高考改變的人生】
劉震雲在北京大學。圖/央廣新聞
國家進步需要知識和人才，而高考重建了公平與公正的選拔制度，很多人的人生軌跡因此而改變。
作家劉震雲直到很多年後，還津津樂道他1978年成為河南省文科高考狀元的經歷。
1977年，當恢復高考的消息傳到西北甘肅戈壁灘上的軍營時，劉震雲已經在那裡當了5年兵。為了參加高考，劉震雲復員回到河南老家塔鋪，白天當民辦教師，晚上覆習。最後他考上北京大學，一起參考的弟弟考入西南政法大學。
他的父親得知消息，好像“范進中舉”一樣“喜瘋了”，在街頭蹲了好幾天，逢人便說叨兩個兒子考上大學的事。在劉震雲看來，在當時的農村，家裡面臨最大的難題是，怎麼給兩個兒子娶媳婦。考上大學，父母解脫了，因為上了大學就能有工作，就能找上媳婦。
何止找上媳婦。《塔鋪》、《一地雞毛》、《溫故一九四二》、《一句頂一萬句》……劉震雲的作品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在多個國家出版，獲得國內外多項大獎。而他的第一篇小說《塔鋪》，也正是結合了自己的高考經歷寫的。
用他自己的話說：如果沒有77、78的高考，他可能還在搬磚。
很多人也許不知道，張藝謀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
張藝謀曾在農村插隊3年，後被咸陽棉紡織廠招工，當了7年工人，做過電工、搬運工，也做過宣傳工作。
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張藝謀出身不好，家裡負擔也重。據稱張藝謀是用自己賣血的錢，買了海鷗照相機搞攝影，他自己後來在外媒採訪中證實了這一點。
也就是用這臺照相機，張藝謀拍攝了大量攝影作品，這對他進入北京電影學院至關重要。
張藝謀並不是“考”上北京電影學院，而是破格錄取。1978年，張藝謀28歲，早已超過22歲的高考報名年齡上限。為了能上大學，他直接帶著自己的影集前往北京電影學院，招生老師對他的作品大為讚賞，但仍然不接受報名。他又多方託人把影集和自己寫的信轉給了當時的文化部部長黃鎮，得到批示後，最終被破格錄取。
陳凱歌后來評價他：為藝謀，不為稻梁謀。
張藝謀曾在採訪中說，“1982年，我從學校畢業，被分配到廣西電影製片廠。這時候，我的人生才再次開始。回想起來，如果沒有高考，很難說會有現在的一切。”
後來，張藝謀成為“第五代導演”的佼佼者，而他的同級同學包括：吳子牛、陳凱歌、顧長衛、霍建起、何群（已去世）……
1992年春天，正在讀高三的劉強東（後排右一）與宿舍同學合影留念。圖/劉強東
劉強東時常會提到他在老家的生活，也不止一次發出類似感慨：小時候因為貧窮帶來的傷痛終生難忘！
劉強東老家在相較貧困的蘇北宿遷農村。小時候一碗豬油拌飯都是很奢侈的食物。在他的村子，和他同一屆的，只有5個小孩去了鎮裡上中學。
1992年，劉強東以宿遷狀元的身份，考進了號稱“出官最多”的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專業，帶著500元和76個家鄉人送的雞蛋入了學。
到了劉強東畢業的時代，大學生包分配的制度已經開始退出歷史舞臺。1996年1月9日，原人事部印發了《國家不包分配大專以上畢業生擇業暫行辦法》，正式打破包分配格局。
2001年，湖北一場招聘會火爆，求職者仍以大學生居多。圖/周國強 視覺中國
劉強東不僅沒當成官，連工作也難找，最後他選擇了創業……後來“走上人生巔峰”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如今東京市值已經超過700億美元）。
從中學到大學，劉強東最感慨的是“平等機會”的重要性。後來，他在人民大學設立京東基金，希望“幫助更多寒門學子實現人生的理想和目標”。
張俊成當年在北大當保安時的照片。圖/新京報
張俊成。圖/新京報 彭子洋
張俊成被稱為“北大保安高考第一人”。1995年，他通過成人高考，考上了北京大學法律系(專科)，如今成為長治市一所中等職校的校長。
張俊成原本只有初中學歷。進入社會後，在汽修廠打過工。1995年5月，19歲的他在北大西門成為一名保安。
得益於多位北大教授的幫助，保安張俊成開始讀書學習，並得到北大的聽課證，每天奔波在宿舍、北大西門和教學樓之間。
那年秋天，張俊成參加了成人高考，分數413分，被北京大學法律系(專科)錄取。1998年，從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後，張俊成回到家鄉職校任教。2015年，他和4個夥伴一起，創辦了長治市科技中等職業學校，完成了從保安到“校長”的逆襲。
在問到當年高考後的感受時，張俊成說：當我走進北京大學法學樓、以北大正式學生的身份去上課時，我對自己說，我的人生要上一個新臺階了。
佟亞濤。圖/視覺中國
佟亞濤的經歷，也許代表了當今眾多農村學生的讀書和工作路徑。
1989年出生的佟亞濤來自河南漯河一個普通農村家庭，父母都希望他能通過學習改變命運。
佟亞濤沒有辜負父母的期望。2006年第一次參加高考就考了641分，卻沒能上北大。他選擇了復讀。第二年，又以658分當上漯河市文科狀元。這次他報考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專業。
在佟亞濤看來，讀書，取得更好的學習成績能夠從某種程度上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最起碼能夠通過努力來獲得一些小的改變。”特別對於出身貧苦家庭的孩子來說，好的學習成績能夠讓他們擴寬對未來事業的選擇。
現在，佟亞濤的願望是，憑藉自身的努力在這個城市買房、養活自己和家人。
圖/徐曉林 陳中秋
劉洪強是雲南大理民族中學“宏志班”2013年的高考生。父母沒有耕地，靠拾荒為生。如果他高中不是讀的“宏志班”，免除了學雜費，補助了生活費，也許早就輟學外出打工了。
高考時，劉洪強以579分的成績，考上武漢理工大學汽車工程學院。畢業後，成為浙江某汽車公司寧波杭州灣製造基地的一名員工。
他高中時一天的伙食費不能超過10塊錢，“記得高三有一次我實在忍不住了，跑到附近的超市，花29元買了半隻燒雞，因為太餓了，想吃肉。”現在，他再也不用為吃飯這件事而苦惱。
劉洪強希望撕掉自己身上“貧困”的標籤，那是他的過去，卻不能代表未來。他下一步的夢想，是成為底盤SQE（供應商質量工程師）管理層，努力讓自己父母也過上富裕的生活。
【只能是高考嗎？】
2014年，武漢新洲家長聚集到一高中校門口的路邊，燒紙錢為高考生送行。圖/承影 視覺中國
1999年擴招之後，高考的錄取率不斷上升，如今全國高考錄取率已超過74%。可要拿到重點大學的入場券，仍然很難。近年來，高考以及大學錄取制度的一些不公平因素逐漸顯現出來，比如地域不均衡、不合理加分制，令高考越來越多遭受質疑和批評。
劉強東曾在節目中說到這樣一個細節：在他讀人大的時候，班裡70%都是農村孩子。到後來，他給人大捐款作為貧困生助學金時，農村孩子的比例大大降低，以致助學金都難發出去。
其實不公平的並非高考本身，而是整體教育資源和錄取資源分配的不公平。天平向有利的一方傾斜。而不利的那一方只能不停加碼往前，以期不要被擠下。
除此之外，對“成功”單一的定義和價值判斷，越來越強化了學習的功利性。千軍萬馬只向獨木橋。
安徽毛坦廠中學的課桌。破釜沉舟，拼他個日出日落！背水一戰，幹他個無怨無悔！圖/視覺中國
觀念也正在轉變。有人說：40年前高考可以改變命運，如今高考只是讓生活多一種選擇。可最終，除了留學以外，大多數人仍然不得不在高考這條通道上頂頭往上鑽。
（本文部分內容綜合自人民網、央廣新聞、新京報等媒體 騰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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