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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基金突破警戒线
由于看病住院的贫困人口激增，加之报销比例大幅提高，医保基金支出的增速明显快于筹资的增速，许多贫困县医保基金突破了警戒线，“兜底”吃力。
为解决好因病致贫返贫问题，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健康扶贫工作，不断完善大病兜底保障机制，各省区市有效拓展了大病集中救治病种范围，提高了贫困人口医疗费用报销水平。
为更大力度实现对贫困患者的救助，有的贫困县克服困难力争比90％还要高一些，提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费用年自付部分不超出3000元或5000元的规定，还有的地方制定了全兜底的免费医疗政策。
然而，脱离实际能力竞相比“力度”的做法，难以长久维系。
一位贫困县副县长忧虑地说，2017年医保基金收入8000多万元，支出7600多万元，突破了结余率不低于15％的警戒线。
医保基金压力加大的原因还包括，基层对大病病种没有统一的认定，有的地方大幅增加大病兜底病种，有的地方干脆将医保范围内的疾病都当作大病对待。加上一些基础药物价格不降反升，如西地兰价格上涨十多倍，医保基金开支直线上升。
不仅医保基金面临风险，地方政府兜底基金也捉襟见肘。随着慢病送药、免费体检、免费保险等工作启动，本来财政就很困难的贫困县“压力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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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不花钱反“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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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想尽办法“甩包袱”
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一些地方不顾实际情况，“超能力”大病兜底，导致怪相频出，譬如子女想尽办法“甩包袱”，把赡养父母的义务全“推”给政府。
尽管一些地方认为，当地建档立卡的贫困患者人数并不多，2020年前的两三年内采取的高标准救助所带来的压力尚能承受。然而，如此短期救急政策，很可能导致好事没办好，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公序良俗，其产生的后遗症不可小觑。
另外，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大包大揽”，一味地给政府加砝码，忽略了贫困家庭、贫困人口子女的自主能动性。
74岁的王美荣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影响着健康。她有五个子女，其中四个子女在外成家立业，可四个子女不仅不回来照看她，更不给老人一点看病钱。面对采访，四位子女态度冷淡地表示，他们连自己都管不过来，再说贫困户不是有政府管嘛。
非贫困户也患上“心病”，贫困边缘人群怨声不断。大病兜底政策令贫困户拍手叫好，而非贫困人口，尤其是生活在农村的贫困边缘人群抱怨声音大，认为谁还没个大病小病，利好政策一边倒不公平。
75岁的王二虎是哮喘晚期病人，老伴患有高血压，现投靠城里的女儿，在街边卖矿泉水为生。“我为啥不能享受看病兜底，就因我的女儿孝顺？就因我还坚持卖矿泉水？”
对此，一位县委书记深有感触。他说，随着脱贫攻坚走向深入，非贫困户对贫困户的攀比心理在加重，影响着村里的和谐。
一些贫困人口“被惯坏”，能“赖”政府一点是一点。一位扶贫干部无奈地讲，按照大病兜底政策，政府想尽办法让贫困患者年个人自付部分不超过三五千元，可县里却有几十户人连这点钱也不愿出，恶意拖欠医疗费用，需要动用各种方法来催款。
一些基层干部群众认为，政府想办法让贫困患者看得起病，这是得民心的好事，但兜底不能兜得没了底线，制定政策不可只为解决眼下问题而不考虑长远，建议尽快研究形成符合实际、可持续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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