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攻入京师洛阳掳走晋怀帝，杀太子司马诠、宗室、官员及士兵百姓三万余人，并挖掘陵墓和焚毁宫殿，史称“永嘉之乱”。
大量人口为避战乱从中原迁往长江中下游，定都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史称"衣冠南渡"。
自永嘉之乱后，开启了北方五胡乱华的局面，中原陷入胡人分裂混战近130年，中原人民流离失所，死伤无数。加上战争阻碍生产，使开发近千年的中原沦为白骨蔽野之地。
长期的社会动荡，连年的战争，使汉武帝时期确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正统儒家思想观念开始崩溃，儒家思想无法解百姓于水火，无法使国家恢复一统。流离失所的百姓在物质上得不到满足，便迫切需要寻找到精神上的寄托。而佛教宣扬的“极乐世界”正是苦难中的百姓所需要的。
底层百姓的信仰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的支持，更是佛教发展的重要支撑。在这一时期大量的寺庙都是由统治阶级所建。但当时的统治者支持佛教的发展并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信仰，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佛教主动依附王权，表示为王权服务，佛教极大的巩固了统治阶级的统治，于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以迅猛发展。“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诗人杜牧的这句诗，正是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真实写照。
但是迅猛发展的佛教却似乎脱离了它的本质。
“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皆使还俗附农，罢白徒养女，听畜奴婢。婢唯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种蔬菜和粮食）。如此，则法兴俗盛，国富人殷。不然，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南史·郭祖深传》。
佛寺宏丽，僧尼泛滥，僧人无需缴纳赋税，可以招募仆从，甚至违反律法的罪犯在寺院出家可以减轻罪罚，僧不是僧，佛也不是最初的佛了。更重要的是寺院经济在当时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农业大国，“天下户口，几亡其半”，百姓都当和尚去了，农业生产谁去做？人人都信佛，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如何发展？
问曰：“知此神灭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指佛教）害政，桑门（指僧人）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振思其弱。……又感以茫目之言，惧以职阿鼻指（地狱）之苦，诱以虚诡之辞，欣以兜率（指天堂）之乐……致使兵挫于行间，吏官于官府，粟罄于堕逊，货殚于泥木。……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而衣，衣不可尽也。下有余而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发匡国，可以霸君，用此道也。”—范缜《神灭论》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始，至其驾崩，废佛时间共六年。
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自建德三年（574年）始，至其驾崩（578年），灭佛时间共五年。
唐武宗李炎灭佛，自会昌二年（842年）始，至其驾崩（846年），灭佛时间共六年。史称“会昌法难”。
其实“三武灭佛”远远没有达到“灭”的这个程度，有人说“三武灭佛”是中国古代的宗教迫害，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第一次禁佛，太平真君七年，魏太武帝西征至长安，见佛寺藏有兵器，僧侣与室女私通，即禁佛，太武帝虽杀了一些人，但那是因为镇压叛乱。太武帝死后，文成帝继位，诏复佛法，佛教又得以恢复。
第二次禁佛，北周武帝只是强迫三百万僧尼还俗，并未屠杀僧侣。武帝死后，宣帝、静帝先后继位，佛法又兴。
第三次禁佛，唐武宗时期的禁佛则更加温和，如若想做僧尼则不能拥有田产，想拥有田产，则必须还俗。对违反戒律的僧尼则勒令还俗，但养尊处优，骄奢淫欲的僧尼却根本不听从命令，唐武宗才不得不加大了禁佛的力度。
佛教“三武之难”的原因有很多，但究其根本原因是寺院经济与封建地主经济之间的矛盾。唐武宗禁佛时，历史记载“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寺院占有大量财产，田地，人口，并且无需缴纳赋税，这直接损害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及普通百姓的利益。
三次禁佛的意义在于把佛教这个外来宗教导入适应中国国情，适合地主阶级和普通百姓的利益的轨道上来，佛教不在凌驾于王权和百姓之上。
在这些大规模的灭法运动之后，中国佛教的两大重要支派（南传佛教,西传佛教）受到严重打击，不复国教气象。禅宗佛教因其特殊的教规（自耕自食，自食其力）损失最小。藏传佛教因其元朝时期才逐渐传入中国因此未遭受打击。
其实不管是外来宗教，还是我们本土的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等，其能够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推动社会进步，维护人民利益，如果某种宗教的传播，在阻碍国家的进步，在损害人民的利益，那么它最终是一定会消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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