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城市治理“第一難”的違法建築問題，多年來許多城市都是“繞著走”。違建問題是我國城市發展過程中積累而成的“城市病”之一，依法拆違則是在清除城市“傷疤”。
歷經1年多時間清理整治，北京市石景山區拆除違法建設面積超其前20年的總和，率先成為“基本無違法建設城區”，為解決國內大城市違建問題提供了可複製可借鑑的有益經驗。
“石景山區雖拆違面積不大，但樣本足夠全，這個‘樣板’意味著北京有強大的組織體系和資源調整能力，可以‘一口氣走到底’，在轉型提質中為未來的中國大型城市發展樹立治理典型。”北京市副市長隋振江表示。
1年超過20年，數百萬平方米違建基本清零
拆違，是疏解非首都功能、整治環境、提升功能的切入口。2017年，北京全市共拆除違建5890萬平方米，為北京這座千年古都實現轉型發展、鳳凰涅槃騰出了大量空間。
進入2018年，北京石景山區再接再厲：1月至4月棚戶區改造和普通地下室整治2項市級任務提前完成全年任務，新增停車位1331個、便民商業服務網點15家，完成2.32公頃騰退點位綠化任務……
547個“大雜院”點位、25個重點難點違建點位、10019個居民社區點位……2017年石景山共拆除違法建設390.8萬平方米，佔存量違建總面積的95.6%，疏解“小散亂汙”企業994家，騰退土地252.8萬平方米，實現了低效能業態的全部騰退和違法建設的“基本清零”。
石景山區70%的拆違任務由集體經濟系統承載。這是因為自2002年石景山區“農轉居”後，一些農工商公司變身為股份合作制企業，吃起了“瓦片經濟”。截至2014年底，石景山區共有370個集體經濟組織的大雜院，佔地2091.2畝。這些大雜院條件簡陋，其租戶大多從事廢品回收、汽修、食品加工等低效能產業，衛生、治安、消防等隱患集中，二房東、三房東層層轉包扒皮，經濟糾紛時有發生。
以京西再生資源回收中心為例，那裡聚集了239個商戶，場內塑料瓶堆起來有三層樓高，每天進出的廢品運輸車達300輛左右，95%的車輛超載、超長，車輛扎堆造成汙染和擁堵。
拆違期間，執法人員現場租住集裝箱，24小時不間斷嚴格管控。石景山區八角街道綜合執法指揮中心辦公室主任翟菁華說：“在凌晨一兩點碰到強闖水泥墩、鐵絲網防護欄的車輛和人是常事。”
成效是顯著的，更是綜合的。數據顯示，違建基本拆除後，石景山區常住人口較上年底減少1.8萬人，各類治安案件同比下降26%，生產安全事故下降60%，交通擁堵也有所緩解。
模式口大街的流動市場、魯谷衙門口北街的廢品回收站變為停車場;永引渠岸邊連片的大雜院變成了濱水公園……截至目前，石景山拆違騰出的空間已增綠25萬平方米，新增便民服務菜站70個，新建車位1萬多個，還為養老驛站、棚改項目提供了土地資源。
石景山區原區委書記牛青山表示，石景山打贏了這場硬仗，也藉此邁進了發展的新階段，下一步將集中精力抓高端綠色發展。
多方聯動，破解“城市治理第一難”
秘訣一：提高政治站位，以黨建統領，發揮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和黨員幹部先鋒模範作用。
牛青山介紹，這次大面積拆違的成功源於全市對疏解整治促提升的高度共識。
石景山區各級領導幹部立下了“軍令狀”，成立了專項行動指揮部，把指揮部建在項目上，把臨時黨支部建在拆違一線，派幹部骨幹深入疏解整治一線。
石景山區還建立了“幹部實績檔案”制度，探索實施了“90%充分”的幹部考核標準，通過實績檔案記錄，對業績特別突出、群眾特別認可的幹部提拔重用，推動了責任落實、激發了幹部隊伍工作熱情。
秘訣二：強化執法力度，綜合執法改革成效凸顯。
在疏解騰退中，石景山繼續升級“綜合城管制”，將城管、公安、交通、環保等8個執法部門派駐下沉，形成綜合執法組，由街道統一指揮並對各部門進行考核，強化街道“塊統”職能，形成“街道吹哨、部門報到”。
牛青山說，作為2014年的全市城管體制改革試點和2015年全國綜合執法改革試點，石景山將城市管理和綜合執法改革下沉到街道，就等於街道有了一支綜合執法隊伍，有了強大的治理能力。
在石景山八角街道黨工委書記宋永紅看來，下沉後由街道指揮調度的綜合執法組就是一把城市治理的法治利劍。“過去，對於違建等社會治理問題，街道看得見、管不了，執法部門管得了、看不見。改革後，街道成了‘指揮棒’，既看得見，也管得了了。”
秘訣三：創新多元參與的社會治理模式，形成社會共商共建共治局面。
石景山區委、區政府聯合駐區大單位共同成立了區社會治理委員會，街道與駐地單位也建立街道級社會治理委員會，加強區域化黨建;在全區151個社區建立了老街坊議事廳，成立208個老街坊樓委會和近200支“老街坊勸導隊”，進行自拆、勸拆、助拆。
八角街道八角南路社區“老街坊”議事會成員程玉鐘錶示，“老街坊”工作機制是社區治理的“潤滑劑”。“在議事、共商拆後利用中，咱的意見落了地，也加大了我們的積極性和獲得感。”
走好“關鍵第一步”，加快北京轉型提質
在北京進入發展新時期以後，亟須構建新的治理體系和運行秩序，以承載新的產業結構和首都功能，而拆違是“關鍵第一步”。
隋振江指出，拆違越深入，難度越大、矛盾越集中，因此需要穩妥有序，發揮制度優勢。對此，專家和基層幹部提出，可從頂層設計、分類規劃等方面入手把疏解整治促提升做深做細。
首先，加強城市綜合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牛青山建議，加快城市綜合執法改革推廣力度，將執法部門職責下沉，強化基層綜合執法能力。
其次，強化頂層設計，形成群眾互相監督機制。中國人民大學城市規劃與管理系主任葉裕民認為，應儘快制定更穩健的針對疏解整治促提升的總體規劃，如根據產業佈局做出空間調整、制定具體調整期限等，並將制度設計向公眾透明公開，接受社會監督，以維護區域秩序、降低行政成本和反彈可能性。
再有，建立合理分散化的空間佈局，以特色產業和功能為紐帶形成多中心的新都市圈結構。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趙弘認為，城市功能應分散開，落在周邊的新城和衛星城，以特色產業和資源輻射帶動周邊，建立一小時市郊交通圈等基礎設施，增強城市周邊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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