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创作背景
北宋治平四年，宋英宗驾崩，太子赵顼继位，改元熙宁。而朝堂外一位年近半百的学者匆忙前来觐见，并把正在修编的《通志》呈送给宋神宗，宋神宗对此非常重视，亲自为该书提名《资治通鉴》，取“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之意。
这位学者便是司马光，而他已经在这本书上花费了数年，英宗时期的司马光担任谏官一职，并屡次就朝堂内外的乱象秉笔直言，但由于谏官人微言轻，许多建议并未被皇帝采纳，司马光愤然向皇帝递交辞呈，辞呈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但仍让其担任龙图阁直学士。于是暂时清闲的司马光于治平三年着手整理史书，暂命名为《通志》，这本书参照了《史记》等书，从三家分晋讲到秦二世而亡。这项工作得到了英宗的赞赏，并作出指示，要求司马光继续按年代编写，并设立书局，由司马光自行选择编书助手。
宋朝是一个文治国家，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历代帝王对史书的编撰都十分重视，在司马光之前，宋朝便有专门的人员编撰帝王读物，比如当时十分著名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这些书往往涉及正史、野史、典故、寓言，篇幅巨大，读起来十分费力，曾经宋太宗为自夸好学，把《太平总类》赐名《太平御览》，并声称：“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毫无疑问，对于帝王来说，潜心读完其中一本确实耗时耗力，基本上只是象征性的翻阅几次，一是向天下宣传自己的文治之功；二是劝诫臣子和读书人要潜心治学。
在龙图阁的工作经历让司马光意识到，由于史籍繁多，单纯的通过翻阅史书来了解历史总结经验对普通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急需一本能帮助天下读书人通读历史的集大成之作。他自述道：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竟其篇第，毕世不能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言。这和普通人所理解的该书是帝王之书的概念大相径庭。
或许赵顼提名《资治通鉴》时并未考虑到这本书以后的影响力，和他的那些先皇一样，只是为了完成历代修书这一面子工程，然后再题个漂亮名字标榜自己。但宋神宗并不是那种碌碌无为之辈，宋朝前中期的皇家十分重视储君的执政能力和思想品德的培养，赵顼也是如此，他是一个好学且有志向的太子，在学习过程中经常由于忙于请教学问而忘记进膳，以至于他的父亲赵曙每次都要专门派人提醒。而赵顼为人也十分谦虚礼貌，平时衣帽整齐，注重礼节，天热的时候和前辈交谈也不敢用扇子，生怕让人觉得不尊重。他喜欢读《韩非子》，渴望富国强兵，而当时他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经济治国思想十分赞同。
赵顼继位时宋朝正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一方面政府内部冗官冗兵问题十分突出，以至于组织臃肿混乱、效率低下、军费开支庞大，另一方面每年为辽国和西夏缴纳的岁币数额巨大，让整个北宋财政年年亏空，国家不得不向百姓征收赋税徭役，逼得百姓不得不起兵造反。这让宋神宗产生了改变祖宗之法的念头，熙宁元年，赵顼就召王安石进京，询问治国变法之道。王安石自上次变法失利后一直在等待时机，而眼前这位怀揣着雄心壮志的年轻帝王正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第二年，变法新政便颁布出台，分为“富国、强兵、取土”三部分。
新法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反对，不仅从内容和效益上对新法进行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大肆指责，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在朝议纷纷面前，王安石不为所动，喊出了“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三不足的口号， 赵顼对王安石表示支持，说：“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主张道德与功名并重，反对守旧派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做法。
这次新旧两派的斗争，宋神宗坚定的站在了王安石的一边，大量的保守派大臣上疏请辞，一时间吕公著、刘述、刘琦、钱锣、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欧阳修等一大批保守派或被劝退，或被派出京城。熙宁三年，擢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权倾朝野，于是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赵顼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赵顼听从王安石的举荐，起用了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
这次的变法在实施过程中举步维艰，新法触犯了官僚地主和商人的利益，而这些利益大多根深蒂固，很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就连皇后、太后都支持保守派。并且变法方案确实也存在许多问题，在实施过程中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国家财政和军事都得到改善，对大地主大商人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并未彻底改变上层结构，在实施过程中许多举措被扭曲和篡改，最终压力被转移到百姓头上。
司马光在这次新旧两派的斗争中，整体是偏保守派的，但对王安石的变法仍抱以观望态度，他认为部分善政可以慢慢尝试推广看看效果，并极力劝解两派讲和。他司马光有自己的立场和判断准则，比如王安石主张解放思想，司马光则主张礼仪教化，两人经常就某些问题在朝堂上激烈争辩，但当时的司马光并未就变法明确表态。直到青苗法出台，并且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巨大的弊端，司马光才站出来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他认为放贷收息的责任在县官而非百姓，应该对基层干部出台法律，而不是对百姓。但青苗法仍然被强行推行下去。
宋神宗对司马光是十分敬重的，他也希望司马光能够和王安石一道辅佐他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因此打算提拔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但司马光借口“不通财务、不习军旅”坚决推辞，并请求离京，后得知好友范镇因直言劝谏而被罢官，于是愤然退居洛阳，不谈政事，一心扑在《资治通鉴》的编撰上。司马光甚至把自己关在地下室里，只和副手一块工作，这样的工作持续了十五年，编成之时，司马光已从那个在朝堂上唇枪舌剑据理力争的铮铮文人，变成了一个牙齿脱落，双眼模糊，身体佝偻的六十多岁的老人。
元丰七年，这位老者携全书呈给神宗皇帝，赵顼对这本书非常重视，在每编首尾都盖上了睿思殿图章，并亲自做序。其实司马光离开京城之后，赵顼对变法已经产生了疑虑，并且改革派内部也发生了分裂，神宗开始有意无意得听取他人意见，对王安石不再言听计从。熙宁九年的时候王安石家中变故不得不辞去相位，随后彻底放弃了政务。此时失去了新旧两派支持的赵顼真正成为了孤家寡人，无奈他又重新启用了旧派的官员，一边平衡两派势力，一边独自坚持改革。这次动荡之后，赵顼改年号“元丰”，接下来的改革由他亲自操刀，他采用了更为强硬的手段，基本建立起有效的中央集权，一举改善了长久以来笼罩在宋朝上空的冗官冗兵现象。
元丰八年，由于西夏战事失利，宋神宗备受打击，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大臣劝其立储，这位年轻的却胸怀大志的皇帝只能无奈的答应，并在三月带着遗憾离开人世。人亡政息，哲宗即位后，皇太后召司马光主政，数月间，新党尽被罢黜，新法尽被废止。
宋代以后，由于时局的不同，人们对司马光的评价也时褒时贬，但从当时宋朝人的角度看，司马光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宋史》记载元丰八年司马光回京执政途中景象时这么写道“所至，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人们簇拥以至于车马无法前进，百姓们都劝他：不要回洛阳了，留到皇帝身边当宰相，救救百姓吧。）京城百姓为了观看司马光的丰采，许多人竟爬树登屋窥瞰，以至“屋瓦为之碎，树枝为之折。其得人心如此”。司马光死后，京城人罢市往吊，“胃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归葬陕州时，“哭者如哭其私亲。”
司马光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的是忠臣贤相、正人君子、儒家正统的角色，在个人品质上也值得称道，他的政治主张偏重于平和，和王安石疾风骤雨的行为作风正好矛盾，但司马光并不会因为政见不合而攻击王安石，相反二人经常在私下里偶有交往。并且司马光的执政理念更容易被当时的百姓接收，因此深受百姓的爱戴，在朝廷中德高望重，被大多数人拥护。所以我们在看待司马光的时候，不能单纯的以保守派来称呼他，更不能把北宋的灭亡归咎于他。他说他之所以写《资治通鉴》是因为：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这本书虽然是为封建统治所做，但其价值并不局限于“统治技术”，他不仅为后人研究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了参考，而且它的主题涉及仁、义、礼、智、信各个方面，提倡爱民，爱国，善政，是一部具有值得所有人反复研读的历史巨著。
资治通鉴的历史价值
我国历代均设置有史官，分为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属于皇帝侍从，平时记录皇帝的言行举止和家事政务，后者专门编纂前朝官方历史。史官们大多秉持“秉笔直书”的传统。比如
《左传·宣公二年》，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残害。他先派人刺杀，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干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他做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未尽到职责，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当，这是按写史之“书法”决定的。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大臣崔抒与齐庄公为争夺美女发生矛盾。崔抒借机杀了齐庄公，立了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对此，齐国太史记道："崔抒弑其君"。崔抒不愿意在历史上留下弑君的恶名，下令把这个太史杀了。继任的太史还是这样写，又被杀了。第三个太史仍然这样写，也被杀了。第四个太史照样直书其事，崔抒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杀不绝的，只好作罢。这时，齐国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接连有三位太史因实录国事被杀，惟恐没有人再敢直书其事，便带上写有"崔抒弑其君"的竹简向宫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实记录没有被杀，就回去了。
如果单纯的以据实记载来要求司马光，这不仅不符合现实情况，也不符合司马光的创作目的。即便是司马迁创作的《史记》也不过是经过加工处理后的一家之言，这样的史书是“通古今之言”的创作，也就是在尊重历史事件真实性的基础上，通过其他语言表述方式和选材角度的后期处理，司马光也是如此。他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撰，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也就是说《资治通鉴》在内容选材上是重点突出政治斗争的，全书通过分析政权兴替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之间潜在的联系，总结出有利于国家统治和长治久安的历史结论。
基于司马光当时的身份和所处的时代背景，他需要把伦理、儒学、以及礼教等一套理论捆绑在历史基础上推广宣传。他在《资治通鉴》开卷中说道：“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秦焚书坑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及汉室颠覆，三国鼎峙，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
按照现代人的观点，司马光这套理论明显违反了历史常识，简单的把国家强盛归功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礼乐制度上，而把国家灭亡归结于“王德即衰”和“五行相克”。但这是由历史大环境决定的，司马光需要为封建统治服务，需要运用这套理论来告诫帝王和警告世人。但同时司马光对待历史发展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这一方面是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一方面是源于自己对历史的直观经验。
当时的司马光是非常反对对外用兵的，而宋朝一直处于军事劣势方，宋朝自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起，与当时最为强大的少数民族国家辽国发生了剧烈的摩擦，此后双方多次交战，宋朝败多胜少。宋真宗时期，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这种用经济换和平的方式，让宋朝获取了暂时的安定，此后西夏的崛起，让宋朝面临新的危机，因此在仁宗、神宗一朝与西夏的战与和成为了最为主要的政治议题。而神宗即位后，相继对越南地区和西夏大规模用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收效甚微。因此司马光对汉朝时期汉匈战争做了系统的描述，并用极其刻薄的语言评价了汉武帝：“孝武帝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资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爱忠直之言却恶人欺蔽。好贵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再看班固在《后汉书》中对汉武帝的评价：“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很明显可以看出，司马光的立场和班固的立场是截然相反的。东汉时期班家一门忠烈，经略西域，自然提倡武功，并且作为西汉的后继王朝，站在刘氏王朝的角度上评价自然也会偏向于褒扬。而司马光看到历年征战除了劳民伤财之外没有取得大的成效，而且主张变法的神宗和王安石对西夏战事也持支持态度，不排除司马光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可能。
而对于王莽，司马光自然也是大做文章，称其“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造兴，动欲慕古，不度时宜，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嗷嗷，陷刑者众。”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王莽作为篡位者，在伦理上就被司马光所鄙视，而且王莽改制虽然出发点是好的，取得了一点点成效，但其弊端直接导致了新朝的覆灭，司马光在这里毫无疑问是为了讽刺王安石的新法。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更多的是赞扬那些忠诚的臣子和将领，比如刘琨，而对那些开疆拓土的将领比如霍去病，却避而不谈。
除此之外，司马光对历史的大部分观点还是值得认可的，他谈论东汉灭亡提出东汉的政治变动分为三个阶段，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为第一阶段，曰：“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瓷也。”和帝至桓帝之间为第二阶段，曰：“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桓灵以后为第三阶段，曰：“遂使乘舆播越，宗庙丘墟，王室荡覆，熏民徐炭，大命陨绝，不可复救。”再以唐朝宦官乱政为例，曰：“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这些精准独到的总结体现了司马光高屋建瓴的历史眼光，也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尺度标准。
除了个人的立场和经验外，司马光对《资治通鉴》投入的心血也是不容忽视的，司马光说“抉摘幽隐，校计豪厘”，“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伸归一途”。因此在选择材料时，司马光本着求实的原则，所选材料基本都出自正史；并且他对材料的选择也极为考究，也就是他所说的“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这个工作势必是非常繁琐的，往往数百卷的史书，经过删减之后能用到的仅有数十卷，他在信中说道：“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粱、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
在整个加工过程中，司马光很注重行文的美感，在古代的史书中，大部分的史书读起来都寡淡无味，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史记》、《后汉书》、《三国志》等寥寥数本值得一读，大部分要么太过庞杂，如《旧唐书》和元朝修的《宋史》，有的又太过简略，比如欧阳修写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而《资治通鉴》就史书的文学水平来看是值得大家的称赞的，阅读起来十分流畅，人物特色鲜明，故事逻辑清晰，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对于原史书中记载的好的故事，司马光偶尔会全文节录下来，，对于名家点评，他也会选择一些附在一旁。
如李愬雪夜人蔡州，平吴元济这件事，如果把《通鉴》和《新唐书》对读，就可以看出司马光的手笔了。《新唐书》说:“师夜起……出文城栅，令曰:‘引而东’，”。《通鉴》的叙述是:“……军出，不知所之，愬曰:‘但东行！’”《通鉴》说明了下令的缘由“但东行”顿时就把当时战争紧迫的气氛和李愬的果断决心的语气都介绍出来，李愬夜里偷入蔡州，《新唐书》的文字是“李佑等坎墉先登，众从之，杀门者，发关，留持拆传夜自如。”《通鉴》的描述是:“李佑、李忠义攫其城，为坎以先登，壮士从之，守门卒方熟寐，尽杀之，而留击析者，使击拆如故。遂开门纳众，及里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觉。”《新唐书》的文字费解，当时的一些情节被删掉，夜袭的气氛也没有写出。《通鉴》写得层次分明，从攻外城到里城，步步紧扣。《通鉴》在写李愬入蔡州前，加了一段文字“自吴少诚拒命，宫军不至蔡州城下三十余年，故蔡人不为备。”这就揭示李想夜袭蔡州能取得成功的缘由。高明史家写史不但要叙史事经过，而且在行文中让读之者理会史事发展之趋向。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一本带有个人色彩和政治目的的鸿篇巨制，这与他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立场有关，但并不能否认这本书的历史价值，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一生所追求的儒道，而且能在他的引领下拨开历史迷雾，重新看待中国的整个历史变迁，并从中得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閱讀更多 我就是上官良i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