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孩子都應該被挑戰，所有的教育都應該針對每個孩子的能力水平個人化、個性化。 ——艾倫·維納
主筆|陳賽
美國亨特學院的天才兒童羅伊在給同學們講故事
天才佳童
見到佳童時，他正在用一個叫《我的世界》的遊戲給他的弟弟和一個鄰居的小孩上化學課。他一邊講解，一邊熟練地操作著電腦，像搭積木一樣，迅速在屏幕上搭建起一個氫元素。
“你知道氫元素是怎麼被發現的嗎？”他上課的樣子看上去很老成，但又有點像在自言自語。“人們發現氫已有400多年的歷史了……”
“hydrogen，”他又補充了一句，“hydra就是水的意思，消火栓的英文就是hydrant”。
我注意到他的手邊有一張皺巴巴的紙，好像是一幅畫，就拿來一看。一片紫色的花海里，兩棵歪歪扭扭的小樹，前面是一團藍色的顏料。
我問他那片藍色是什麼？
他說，是奧海。
奧森公園裡的一片湖泊。
當時他和父親一起在奧森公園玩，一時興起想畫畫，卻沒有帶畫筆，就用樹葉和花朵的汁液為顏料畫了這幅畫。
翻過來，是一連串密密麻麻的數字。他說那是他腦子裡閃過的一段曲子。
“你會五線譜嗎？”
“會啊，”他心不在焉地回答我，屏幕上的元素已經變成了複雜的化合物，他的課也漸漸遠離我的知識範圍，“不過五線譜太慢了。所以就用簡譜記下來”。
“你是怎麼想到這些音樂的？”
“我也不知道啊。”
這個12歲的少年大概已經習慣了用這句話來應付來自成人世界大驚小怪的好奇。
在陪伴孩子成長的過程中，為人父母者大都記得有那麼一兩個瞬間，也許是他脫口而出一句詩一樣的話，也許是某個關於外太空的深奧問題，也許是比同齡人更快地學會一首歌，於是暗自想象，我的孩子莫非是個天才？
即使作為普通的成年人，我們也經常被孩子，尤其是這一代孩子的“智慧”震懾到。他們如此聰明，如此富有藝術氣息，提問的時候像小小哲學家，一幅看似無心的塗鴉有時候讓人想起20世紀某些藝術大師的作品。
心理學上有著名的弗林效應：過去一個世紀以來，人的平均智商在以每十年2至3分的速度增長。而且，這個分數還在持續爬升中。難怪有人感慨，這一代的孩子長大了，跟我們大概不屬於同一個物種。我們是人類1.0，他們就是人類2.0。
但即使在“人類2.0”中，佳童也是與眾不同的。他的父親告訴我，這個孩子從出生以後不久就顯露出了一些與常人不同的地方，比如對符號特別敏感，尤其是數字和字母。他對別的玩具不感興趣，只喜歡一直摳地墊上的數字，不到1歲就認識了全部的數字，不到3歲已經會包括負數在內的四則運算。
只有8歲的著名國際象棋神童Samuel Rzeschewski在柏林贏了26場比賽，只輸了一場
一般的孩子在六七歲的時候學會閱讀，而且必須在成人的教導與幫助之下。但佳童三四歲時認字量已經達到成人水平，開始自己閱讀成人的科技書籍，主要包括天文、化學、數學和物理方面。事實上，他從來沒有正式學過認字——兩歲的時候，媽媽給他讀書，每讀完一頁，書上的字他也就基本都記住認識了。
我是通過北京的一個暑期優才夏令營聯繫上這家人的。我孤陋寡聞，第一次聽說還有這種“高大上”的夏令營，但據說這種夏令營在中國一線城市裡財力雄厚、資訊發達的家長中很流行，他們甚至不惜花上十幾萬塊錢，送孩子去美國幾個著名的暑期天才訓練營待上三個星期。
北京這家訓練營自稱是照搬了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的CTY（Center of Talented Youth）夏令營模式，全英文教學，覆蓋STEM、人文和藝術三大方向。入學還要考MAP（美國學校評估英語閱讀和數學能力的測試）。他們的課程看起來很有趣，比如水下機器人、科學刑偵、密碼破譯、童話模擬法庭，還有百老匯音樂劇什麼的，但價格也不菲。佳童在那裡上密碼破譯課，是課上唯一一個非國際學校的學生，但老師評價他是自己見過的最聰明的孩子。
從天才兒童到資優生
一般來講，在美國的統一考試或者各種標化考試中，成績在前5%～10%的學生，會被認定為資優生。包括各種天才營在內的各種資優生教育，都是針對這些孩子專門設計的教育形式。
我本以為又是一個大富大貴之家，但見了面才知道是一個很樸素的家庭。而且，母親不幸早逝，牆壁的一角貼滿了她的照片。照片中她微笑著摟著兩個孩子，彷彿仍然在冥冥之中照看著她的孩子。
心理學家艾森施塔特曾經對700多位歷史人物進行研究，發現有35%的人在15歲之前就失去了父親或者母親。在20歲之前就失去父母親的佔到40%。其中包括但丁、巴赫、達爾文、米開朗琪羅、馬克·吐溫、弗吉尼亞·伍爾芙。他們從喪失父母的痛苦中恢復過來，更重要的是，他們將痛苦轉化為創作的源泉。
母親早逝會在這個如此早慧的少年的人生中留下什麼樣的印記呢？
國際上對“超常兒童”的一般定義，是指一個孩子在很小的年紀，比如10歲以前就在某些領域達到了幾乎成年人的水平。他們的學習和成長呈指數級增長，是在正常人群中不可能看到的爆炸。比如有的孩子3歲就會閱讀，有的孩子把日常生活中的每一種經驗轉化成數學題，當同齡人還在學加減乘除的時候，他已經在學代數了。有的孩子5歲就已經能畫得極逼真，或者4歲就能像成年音樂家一樣演奏音樂。
但總體來說，超常兒童的能力分佈常常並不均勻，數學強大的孩子可能閱讀上有障礙，語言強大的孩子可能抽象思維，或者視覺空間能力上比較欠缺，同時兼通數字與語言的屬於少數。
佳童似乎屬於極為罕見的一種超常兒童。他不僅在數字、語言以及視覺空間方面都表現出了天賦，而且還很有藝術細胞——比如他是看了一個叫《小小愛因斯坦》的動畫片之後，學會了識譜和作曲。
這樣的孩子，在我們內心激發的情感是複雜的。一方面是對他們才華的某種困惑與敬畏——對於這些超常兒童，我們的瞭解其實很少。我們不知道他們的特殊能力從何而來？沒有任何血檢或基因檢測可以檢測“天才基因”。我們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做到的：一個18個月大的孩子是怎麼能倒背如流字母表的？一個8歲的孩子是怎麼能在大學課程中拿到A的？
另一方面則直指我們內心深處的某種失落與痛楚——與他們相比，普通人的人生是否天生就帶著某種自身侷限，只能以某種速度思考到某一深度，而不可能最終達到卓越的境地？
12歲的音樂神童耶胡迪·梅紐因（攝於1928年）
一般智力VS多重智力
過去100多年裡，心理學更多關注的是疾病、缺陷、障礙，而非健康、幸福、效率。對於特殊兒童也是一樣。心理學家更關注的是智力發育障礙、情感障礙、學習障礙的兒童，而不是心智發育超常的超常兒童。
為什麼要研究超常兒童呢？
《經濟學人》雜誌不久前刊登一篇文章《如何，以及為什麼尋找年輕的愛因斯坦》，談到在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等領域及早鑑別超常兒童，並給予特殊教育的重要性。這符合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那些不能從他們最聰明最好的大腦中受益的國家將面臨巨大的經濟損失”。
新加坡的方法代表了超常教育的一種傳統形式：以智商測試作為鑑別超常兒童的嚴格閥值。
事實上，智商測試目前仍然是評測超常兒童最常規的手段。一個孩子智商達到130以上，通常就被認為是超常兒童，這些孩子在人群中的分佈比例大概是2～3%。只有1%的孩子智商達到140。智商達到160以上的孩子則更少，大概百萬分之一。
什麼是智商
智商是由對多種能力的測試結果組成的綜合數據，包括邏輯推理能力、記憶力、學習能力以及心理加工速度。這些測試的成績被整合，然後與其他人的進行比較。完美的平均智商被定義為100。正如其他可變的人類特徵（比如身高），智商的區間分佈在一個標準鐘形曲線上。
但是，智商測試到底能告訴我們什麼呢？
“智商測試能很好地預測一個孩子在學校的成績表現。它可以篩選出具有超級語言與數學能力的孩子，但我們並不知道有多少孩子在視覺空間、音樂、肢體動覺（舞蹈、運動）、人際（與他人合作）、內省（理解自我）方面有獨特的天賦。”波士頓大學心理系教授艾倫·維納（Ellen Winner）告訴我。
維納教授是美國研究超常兒童的權威專家之一，在美國超常兒童教育領域有很大的影響力。她對超常兒童的興趣，是從藝術開始的。“一旦你開始研究藝術行為，就不得不面對才華的問題。關於音樂、藝術的才華，最終導向對普遍意義上的才華的興趣。”
“我們很少注意到正式知識領域之外的才華，”她說，“在美國，人們傾向於將知識領域的才華稱為gift，而將非學術領域，如音樂、視覺藝術、運動等領域的才華稱為talent。但這其實是一種毫無必要的區分。”
她認為，無論在哪個領域，學術、藝術、或者體育，超常兒童都表現出三個共同特徵。
第一，早熟。無論是語言、數學、音樂、繪畫、空間、機械、運動、以及與領導力，甚至道德相關的能力，超常兒童都比普通兒童更早到達一定的發展階段，他們學的更容易、更快，能到達普通兒童永遠無法到達的水平。
第二，自學。他們的學習很少需要成年人的輔助，而經常是自學。他們會想出各種不同的方法來解決問題，這說明他們是有創造力的。不過，這種創造力是小c：他們會以新的方式做出發現、解決問題。而大C則是指變革整個領域的能力，就像達爾文以進化論變革了生物學，畢加索以立體主義改變了繪畫。只有工作了10年以上的成年人才具備這樣的能力。所以，超常兒童是不具備大C的能力的。
第三，強烈的動機。對於他的才華所在的領域，他們有著近乎偏執的興趣和強烈的內在動力。這些不是被父母逼著刻苦用功的孩子，他們的動力來自內在，他們會耗費大量的時間磨鍊自己的技藝，長時間地沉浸其中，進入物我兩忘的狀態。你無法逼迫一個普通的孩子花幾個小時讀譜或者做數學題，但你無法將這些孩子與他們熱愛的樂器、電腦或者速寫本分開。除此之外，他們往往更內向，更願意獨處，因為需要時間磨鍊他們的才華，他們通常也比同齡人能更好地處理孤獨。
維納的丈夫，霍華德·加德納就是著名的多重智慧理論（multiple intelligence）的開創者。他認為，我們應該從多維角度來看智力，並提出了衡量智慧的七個維度——多元智能，包括語言智慧、邏輯數學智慧、音樂智慧、人際關係智慧等。後來他又加入了“自然智能”——有一些孩子顯然在生物領域有超常的才華，比如達爾文、皮亞傑、威爾遜都在很小的時候就能很好地分辨自然世界裡的生物。
這種理論突破了傳統智力理論的一個基本假設：人類的認知是一元的，可以通過單一的、量化的手段來測量，而這恰恰是智商測試的基礎。
加德納經常用的一個比喻是，如果你相信“一般智力”，你會以為我們的大腦是一臺單一中心、功能齊備的計算機，它決定我們在生命中每一個面向的表現。但如果你相信多重智慧，那就意味著我們有好幾個同時運轉的電腦，一個處理語言信息，一個處理空間空間，一個處理音樂信息，一個處理關於人的信息……
一般智力因素
英國心理學家查爾斯·斯皮爾曼最早提出了“一般智能因素”的概念，即擅長一種心理任務的人往往也擅長大部分其他的心理任務。雖然我們對“G因素”如何存在並作用於我們的大腦並不瞭解，但它似乎是真實存在的，因為它可以預測我們生活中的很多結果——你能掙多少錢，你工作中的生產力，還有最令人震驚的：你早逝的可能性。
整套“M“版斯坦福-比奈智力測試道具
“美國智商之父”路易斯·特曼就是“一般智力”的信徒。在他的斯坦福－比奈特智力量表（採用了法國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比奈的一個早期版本）中，給出了一個g的實際等效值（包括了語言、記憶能力、可視空間能力、精細動作協調性，以及感知技巧等），並稱這是確定一個人天生智力的理想工具。也就是眾所周知的IQ測試。
從1921年開始，特曼啟動了一項長達35年的天才跟蹤研究計劃（他去世之後，這項研究一直持續到今天）。他在加州招募了1500多名IQ（Stanford-Binet標準）超過135的學生（從小學三年級到初中三年級）作為研究對象，代表當時加州該年齡階段最聰明的1%人口，並追蹤他們之後的事業和人生髮展軌跡。
他的目的是，第一，瞭解天才兒童的最佳培養環境；第二，打破關於天才兒童的一些刻板印象。他認為這些天才兒童不僅在各個不同的領域都表現出優越的智力水準，而且社交與情感能力也比普通孩子更好。
但令人失望的是，他的“天才軍團”中大部分長大後都沒有對社會做出什麼創造性的貢獻，他們很多人從事的都是很普通，沒什麼技術含量的工作，包括警察、文員、海員、打字員等等，其中30%的男生和33%的女性甚至沒能大學畢業。反倒是兩位當年因為IQ不足129而被拒之門外的少年後來得到了兩個諾貝爾獎：半導體的發明者之一威廉·肖克利以及物理學家路易斯·阿爾瓦雷茨。
但是，50年後，美國的另一個天才兒童軍團卻取得了輝煌的戰果。SMPY（Study of Mathematically Precocious Youth），大體可以翻譯成“關於數學能力早熟青少年的研究”，是美國心理學家朱利安·斯坦利1971年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啟動的一個超常兒童研究項目。
這個機構在45年的時間裡追蹤了美國約5000名在全國排名1%的超常兒童的職業和成就（這些孩子基本上都在青春期早期就考上了大學），這也是美國曆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對超常兒童的縱向調查，調查內容包括他們從小到大在學校各個年級的表現、大學的錄取率、碩博士學位的獲得率、科研專利的獲得率、論文發表數量、進入職場後的年收入水平等等。結果發現當年佔據金字塔尖1％的孩子都成了一流科學家、世界500強的CEO、聯邦法官、億萬富翁。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如數學家陶哲軒、臉書創始人扎克伯格、谷歌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一點不誇張地說，這些人塑造了我們今天的世界。
與特曼相比，斯坦利有兩點根本不同之處。第一，他沒有使用IQ測試，而是用SAT的數學考試來選拔具有數學天賦的超常兒童。也就是說，數學能力比智商更能預測一個人在科學技術領域的成就。後來，他們的研究還表明了空間能力的重要性——空間能力是創造力與創新的試金石。那些數學和語言能力不怎麼突出，但是空間能力出色的孩子往往更可能成為工程師、建築師和醫生。
“破天荒第一次，SMPY提供了一個大樣本基礎，將教育領域從對基本智力的關注轉向對特定認知能力、興趣和其他因素的評估。”美國心理學會天才教育政策中心負責人Rena Subotnik如此評價這些研究的意義。
第二，斯坦利沒有止步於發掘天才，而是設計了大量針對超常兒童心智特點的特殊課程與方法，比如跳級就是很好的辦法，給這些超常兒童與他們智力水平相匹配的挑戰，不僅能極大地促發他們的學習動力，而且有助於培養他們的社交能力和學術能力。在其中一組對比實驗裡，跳級的天才兒童獲得博士學位或者取得專利的概率，比沒跳級的孩子高60%。
除了數學、空間能力之外，還有其他能力直接指向一個孩子未來的成功嗎？
維納教授告訴我，她正在進行一個在繪畫超常兒童的研究項目，她最感興趣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鑑別繪畫天賦的早期跡象？這些孩子身上還呈現了哪些特別的視覺空間與認知能力，從中是否可以總結出一些規律，以預測未來哪些孩子成年後能成為極具創造力的藝術家？
這些問題不可能從智商測試中找到答案。事實上，她認為高智商與視覺藝術、體育能力之間的關係不大。路易斯·特曼的研究對象中就有一組以藝術特長入選的天才兒童，15個孩子中只有一個智商超過130，可見高智商與繪畫才能之間並沒有關聯。
很多人懷疑高智商與音樂才能之間的關係，但她認為，目前幾乎所有被研究的音樂天才兒童都集中在古典音樂領域，他們往往來自高知家庭，他們要學習識譜，參加正式課程，每天練習——與孩子每天在學校做的事情很相似。所以他們的學習成績更好也不足為怪。
基於SMPY研究團隊數十年來對5000個孩子的成長觀測，總結出了以下8條教導孩子的黃金準則。
① 給孩子經歷豐富多樣人生體驗的機會。
② 當你發現自己的孩子在某方面興趣特別濃厚，或是在某方面能力特別強的時候，一定要給予孩子充分發揮這種興趣和能力優勢的機會。
③ 不要只滿足孩子的智力發展需求，更要滿足孩子的情感需求。
④培養孩子的“發展性思維（growth mindset）”：你要表揚和稱讚的是孩子的付出的每一分努力，而不是他們的“能力和才幹有多高”。
⑤ 鼓勵孩子接受挑戰（Benbow把這種挑戰稱為“智力危機 intellectual risks”）、去經歷失敗，並在失敗中成長。
⑥ 千萬別給孩子貼上“天才”“神童”這種標籤，這會成為孩子巨大的壓力，久而久之會不堪重負。
⑦ 家長和老師應該共同探討孩子的需要。聰明的孩子經常需要更多具有挑戰性的學習材料、更多的支持以及更多自己學習的自由。
⑧ 對孩子的能力做準確的評估與測試，這樣不僅能幫助你認識孩子的能力（IQ究竟有多高？具體是IQ中哪一部分的智力更高？），也能儘早發現孩子成長中可能遇到的問題（比如閱讀障礙、多動症、社交與情緒方面的挑戰）。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超常兒童研究中心主任施建農
每個孩子都是天才嗎？
“在中國，關於超常教育最大、也最危險的誤解就是，通過超常教育，可以把一個普通兒童變成超常兒童。”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超常兒童研究中心主任施建農很無奈地告訴我。雖然30多年前，他也是出於同樣的天真，讀了一本《卡爾·威特的教育》，一個關於19世紀一個德國牧師父親如何將一個傻兒子培養成天才的故事，才走上了研究超常兒童的道路。
“早期教育可以把傻子變成天才，對一個想當老師的人來說是很誘惑的。但是，你研究得越多，一個人的心理，包括認知、智力，大都跟生物性密切相關。通過營養，可以提高孩子的身高，但它是有限度的。智力也一樣。”施建農告訴我。
很顯然，超常兒童是有生物學基礎的。比如維納認為，“當我們看到很小的孩子在接受任何訓練之前就展現出的驚人能力，這就是天資最有力的證據。”
兩年前，俄亥俄州心理學家Joanne Ruthsatz分析了18多位超常兒童——5個藝術、8個音樂、5個數學，發現他們之間的共性既不是智商（他們的智商從100到147之間不等），也不是訓練時間，而是強大的工作記憶能力——一種涉及複雜心理任務，包括問題解決、語言理解等的認知系統。這位心理學家還認為天才兒童與自閉症兒童之間有著某種隱秘的關聯。他們有相似的基因，卻沒有表現出缺陷，也許是有一種基因變異阻止了這個過程。
但是，過去幾十年來，心理學，尤其是認知心理學似乎更傾向於認為，真正的天才是由後天努力造就的。比如著名的一萬小時定律，經紐約客專欄作家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的《異類》一書而深入人心。
其實，《異類》中提到了大量的關於天才誕生的社會文化因素，包括時機、文化背景等，但人們似乎只記住了“一萬小時定律”——“人們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並非天資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續不斷的努力。一萬小時的錘鍊是任何人從平凡變成世界級大師的必要條件”。
這個定律其實最早是諾獎得主赫伯特·西蒙和威廉·蔡斯在研究國際象棋大師的成長時總結出來的——在國際象棋領域達到最高水平至少需要10年苦功。後來，佛羅里達州大學的心理學家安德斯·艾瑞克森將這項研究擴展到許多不同的領域，包括醫藥、寫作、音樂、藝術、數學、運動等。他們的結論是，任何領域內的高超技能都是在超過10年且不少於1萬小時的訓練下獲得的（也就是每天三個小時），無論是令人讚歎的小提琴演奏家還是另闢蹊徑的物理學家。在達到一萬小時之前，沒有人能在某一個領域獲得真正的成功。
所以，在這一派的心理學家看來，根本沒有天生我才這回事。任何領域的天才都是目標指向的艱苦訓練，所謂“刻意練習”（指針對某領域有計劃、有針對性的練習）的結果。連莫扎特、高斯、梅紐因這些天才都是長期艱苦訓練的結果。
但是，最近的研究顯示，在成為專家的道路上，某些人要比另外一些人花費更多的刻意練習。最好的證據來自認知心理學家Fernand Gobet和Guillermo Campitelli對國際象棋棋手的研究。他們發現，對不同的人來說，達到國際象棋的最高水平，所需的刻意練習的時間是不一樣的。有人需要3000個小時，有人需要2萬個小時。並不存在一個統一的神奇數字。
否定天賦的存在，與證明天賦的存在一樣不易。因為需要必須將先天從後天中剝離出來。但事實上，天賦與努力、動機之間幾乎是不可分割的。
動機，是一個詮釋天才之道的新維度。比如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卡羅爾·德韋克（Carol Dweck）一直對動機如何影響孩子的智力表現感到濃厚的興趣。她在研究信念和智力的關係的時候，對比了兩種不同的思維模式。一種是固定思維（fixed mindset）：我不認為我可以提高自己的智力，它是怎樣就是怎樣。另一種則是成長型思維（growth mindset）：智力是一個我可以不斷投入和培育的能力。
她驚奇地發現，這種信念系統對於學習者的學習行為和成績表現有著巨大的影響。有著成長型思維的學生會為了自我提升而不斷地投入和努力，他們會積極地面對複雜的挑戰。但有著固定思維的人則傾向於逃避複雜挑戰，拒絕成長的機會，失去了變得更聰明的可能性。更嚴峻的是，這種態度上的智慧影響著人的信念系統，從而影響他們大腦的運作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
其實，上世紀50年代，就有一位叫安·羅的心理學家曾經試圖將動機從智力中分離出來。她分析了一批當時最優秀的科學家的人生經歷，發現區分他們與同事之間的最重要的差別，不在智力能力，而是專注與努力。
但是，如果我們再深入一層思考，這種專注與努力是從哪裡來的呢？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基因的影響呢？
行為遺傳學告訴我們，幾乎每一個可測量的心理特質，包括智商、人格、藝術能力、數學能力、音樂能力、寫作能力、幽默風格等，都具有可遺傳基礎。同樣，關於天才的每一種特質，不僅僅是智力，還有個性特徵，比如對新經驗的開放性等，以及動機、能量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可以遺傳的。
自弗洛伊德以來，許多心理學家都從各自的學術視角都得出了相同的結論：童年很重要。但直到最近幾十年，我們才開始真正瞭解早期生命經驗如何具體的作用於一個人的大腦。其中最革命性的一個新興領域是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研究的就是一個人的早期經驗如何在他的DNA上留下印跡，比如在某些情況下會永久性地激活某些基因，或關閉另外一些基因。
當談到基因與行為之間的關係時，很多人相信基因的決定性力量，是你的DNA告訴你身體裡的每一個細胞做什麼事情。但事實上，基因從來不單獨起作用，而是必須在與環境的互動中才能起到作用。沒有任何一種物種像人類這樣處於多樣化的環境中，這也說明了沒有一種物種能像人類這樣跳出基因決定論的限制。
所以，智商並沒有限制我們能力的極限，相反，它是我們的起點。只不過有些人的起點確實比其他人更高而已。但是，正如美國作家戴維·申克在《天才的基因》中所寫的：“從受孕的那刻開始，我們的脾氣秉性、智力和天賦就進入了成長環節。基因本身無法單獨決定我們是口若懸河還是笨嘴拙舌，是粗俗無禮還是彬彬有禮，是抑鬱沮喪還是歡快怡人，是樂感十足還是五音不全，是身手矯健還是笨手笨腳，是敏而好學還是腦不開竅。每天你都會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促使某些基因活躍起來，你的生命時時在與基因進行著交互作用。”
我向施建農教授請教，到底什麼是智力？
他說，智力就是人類適應環境的能力。
也許，高爾頓關於智力的觀點即使到今天仍然有它的合理性，所謂智力就是一系列認知能力（包括記憶、解決問題的能力等），使個體能很好地適應自己所處的任何特定的環境。我們都不過在適應現代社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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