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经历过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急剧动荡的历史时期，但唯独三国故事家喻户晓，不得不说，罗贯中所著的《三国演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不是因为《三国演义》，曹操可能不会如此尽人皆知，也不会如此声名狼藉，一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就奠定了其阴险狡诈的基调，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此外，在戏曲舞台上，曹操永远都是一张白脸，成了最著名的奸臣形象。
然而，这些被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真的就是曹操本人吗？
毫不夸张地说，曹操堪称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对其评价总是来在奸臣和枭雄之间摇摆，要么嗤之以鼻，譬如周瑜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操虽讬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刘备也与之不共戴天：“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要么推崇备至，譬如东汉名臣桥玄曾点评道：“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南阳名士何颙同样给出了高度评价：“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汝南人王鉨则表示英雄所见略同：“济天下者，舍聊复谁。”
事实上，相较于野史和小说，正史对曹操的评价就正面得多，无论是《三国志》所述的“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还是《资治通鉴》所载的“芟刈群雄，几平海内”，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曹操洗白。
而曹操亦曾豪情万丈地表示：“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此话虽有王婆卖瓜之嫌，但事实胜于雄辩，曹操自陈留起兵反董以来，镇压黄巾军、徐州打陶谦、下邳灭吕布、宛城战张绣、淮南讨袁术、临河破眭固、徐州败刘备、官渡破袁绍、冀州灭袁谭、壶关斩高干、乌桓灭蹋顿、荆州降刘琮、潼关战马超、渭水斗韩遂、汉中平张鲁，历时十七年，终于一统北方，并为后来西晋一齐天下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对此，位列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赞声不绝道：“魏武用兵，仿佛孙吴。临敌制奇，鲜有丧败，故能东禽狡布，北走强袁，破黄巾于寿张，斩眭固于射犬。援戈北指，蹋顿悬颅；拥旆南临，刘琮束手。振威烈而清中夏，挟天子以令诸侯，信超然之雄杰矣。”
如果仅限于此，曹操也不过是一位穷兵黩武之人罢了，关键还在于曹操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不仅开创了建安文学，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还改革了东汉的诸多恶政，推行屯田，兴修水利，改革户籍，轻徭薄赋，戒奢尚俭，抑制豪强，扭转了东汉末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濒临崩溃的自耕农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秩序也逐渐步入正轨。
此外，曹操知人善察，唯才是举，曾先后三次发布求贤令，广纳天下英才，既做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门阀制度。
以此观之，曹操功在社稷，完全称得上是“大军事家、大文学、大政治家”，连刘备和孙权都只能望其项背！
那么问题来了，如此英雄人物，为何总是被黑出天际呢？
应该说，除了《三国演义》中所记载的一系列“黑料”之外，最大的黑点就在于“篡汉”。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竞争对手的蓄意抹黑，曹操虽有野心，却一直以汉臣自居，始终没有踏出实质性的那一步。《魏氏春秋》中记载：夏侯惇劝进之时，曹操果断拒绝：“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关于这一点，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认定：“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
此言并非没有道理，曹操固然雄韬伟略，却也为流言蜚语所迫，曾作《述志令》以明其志：“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
值得讽刺的是，当初将曹操贬低到尘埃里的刘备和孙权却相继称帝，所谓的“兴汉”不过是用来拉大旗作虎皮的口号而已。
只不过，曹丕终究还是代汉自立，始作俑者“周文王”自然不可避免地背了锅。
诚然，曹操在汉献帝最狼狈的时候伸出了援手，让风雨飘摇的汉室稍稍挽回了一点尊严，但一开始打的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如意算盘，一手把持军政大权，所有朝廷事务皆由一人说了算，根本没将汉献帝放在眼里——先以丞相自居，参拜不名，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随后受封为魏公，加九锡，建魏国，最后进爵为魏王，打破了刘邦“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只差一步就要步王莽之后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去要求，必须把历史人物放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来进行评价，决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
鲁迅就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演讲稿中说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历史上的曹操与戏曲小说里的曹操是不相同的。应该还曹操以本来的历史面目。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的确，要想正确、全面地认识曹操，就应该切入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循着曹操的人生印记，厘清曹操的真实面目。
必须得承认，曹操一开始还是心存汉室的，刚出仕时就立志做一名“治世能臣”，担任洛阳北部尉时，不畏强权，秉公执法；担任谏官时，屡次上书，为先前被冤杀的窦武、陈蕃等忠臣平反；后来关东联军讨伐董卓，各路诸侯惧于凉州军的威势，无人敢向关西推进。唯有曹操一腔热血，主动出击，最后差点战死沙场。
随后，曹操靠着黄巾军的鲜血染红了顶戴，先是除“济南相”、任“典军校尉”，后是封“镇东将军”，个人实力节节攀升，逐渐有了逐鹿中原的资本，欲望就像冲出牢笼的困兽，再也挡不住。
衣带诏事件就是一个导火索，标志着曹操与汉献帝走向对立面。
《三国演义》第二十回中写道：谋士程昱说操曰：“今明公威名日盛，何不乘此时行王霸之事？”操曰：“朝廷股肱尚多，未可轻动。吾当请天子田猎，以观动静。”
这一段虽非信史，却也如实地折射出曹操的心态变化。
不管是野心使然，还是真的为子孙计也罢，曹操显然不可能重蹈周勃、霍光的覆辙，只能紧握权柄，一条道走到黑。
对于汉献帝乃至普罗大众来说，曹操简直就是欺君罔上，大逆不道！
另外，曹操虽功勋卓著，亦不能掩盖其屠城杀俘、残民害士的大过。
以此观之，曹操又完全当得起“奸臣”二字！
归根结底，曹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概括，恰如罗贯中在《邺中歌》里所写的一样：“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
为文，可成改造文章之祖师；为武，可一统北方；为政，可拨乱反正。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文韬武略，彪炳史册。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千秋功过，任人评说。雄心万丈，终化作一抔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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