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宇:求嚴謹的學問,做引路的導師

王星宇:求严谨的学问,做引路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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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星宇:求严谨的学问,做引路的导师

國際關係學院

王星宇

外交學系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秘書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中日關係研究專家

曾獲2016-2017年中國人民大學“教學標兵”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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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客觀的研究者

“我本科學日本語言文學,碩士學中國對外關係,博士學國際政治。”

王星宇是河北人,抗日戰爭時期,他的家就在老區和敵後戰場。戰爭給他留下了沉重的印象:祖輩親戚在日本軍隊掃蕩時被殺害,參加八路軍的爺爺也曾在對日軍作戰中負傷。

“其實讀大學之前對日本的印象非常不好,這是肯定的。”王星宇的目光黯淡了一下。之所以能夠頂住壓力、堅持日語學習,王星宇坦言受到了爺爺很大的影響。

“我爺爺對我說,學習日語是為了更好地瞭解對方。”停頓了一下,他接著說,“現在我都能想起當時爺爺說話時的表情,是非常平靜的。”

他在研究生階段轉向外交與國際關係方向,培養專業知識基礎。因為精通日語,王星宇把研究重心放在了日本政治、外交和中日關係,後來進一步拓展到東北亞地區研究。

碩博期間王星宇曾到日本交換,長期的留日生活給了他一把深入日本社會的鑰匙。從紙面到立體,日本的形象漸漸生動了起來。他曾揹著包到訪過日本47個都道府縣中的43個,只為親身感受日本不同地區的民風民俗

對日本的深入體驗,也為王星宇在對外關係對策性研究提供了思路。

我能透過一些表象看到背後的東西,但這些很多都是隻能意會不能言傳的東西。我能感受到某個事物將會是什麼情況,然後過一段時間可能它就真的表現出來了。在涉及到分析政局變化和政策走向時,這種基於對日本的長期瞭解、感知所獲得的經驗可能會有幫助。”

在中日關係研究上,王星宇在日本和國內都享有較高的聲望,是公認的日本問題研究專家。談到現在比較敏感的“親日”一詞,王星宇連連搖頭,強調了自己專業的客觀立場,“不是的,中文裡面的‘親日’,它可能是帶有標籤性質的。客觀上講,我對我自己的一個評價是我比大多數的中國人更瞭解日本,但沒有所謂的‘親’。作為一個個體,我對日本的認識很穩定;作為一名研究者,我的專業要求我做到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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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真實的日本

王星宇於2004年來到中國人民大學,除去在日本訪問的兩年,每學期都開設“當代中日關係”全校選修課,講授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的中日關係的發展歷史與現狀

如今這門課開設已逾十年,聽過的學生也逾兩千人。這門課最初被計劃為國際關係學院專業課,但王星宇決定向全校所有學生開放。

被問到這樣做的原因,王星宇分享了剛做老師時的一段經歷:一次他在公交車上讀日文書,旁邊一個學生看到,直衝著王星宇說了句:“看什麼不好?偏看日文。學什麼不好?偏學日語。”

“公交事件”極大地觸動了王星宇。為了瞭解這種絕非個案的現象背後的原因,王星宇與該生聯繫,請他來人民大學喝咖啡,順便交流想法;後來王星宇又欣然答應該生的請求,到他的學校與一些同學進行了關於日本認知的私下交流。後來,呈現真實的中日關係與中日兩國現狀,成為了王星宇的願望和使命。

我想把不帶個人情感的客觀事實呈現給學生,讓不同學術背景的學生能夠了解中日關係的概況,相對客觀地看待中日關係。以後等他來表述中日關係時,或者他教下一代時,是相對客觀、不夾雜個人感情的,我的成就感就會非常強。另外,我也願意傾聽不同學術背景的同學對待中日關係的感受與認知,這對豐富我的研究也是有益的。

當下每每談到日本,社會上往往會呈現兩極分化的評價。有人反感於ACG文化(動畫、漫畫、遊戲文化)影響下年輕人的“哈日”,對此抱有強烈不安全感。

“我覺得沒有必要因此感到不安。在年輕人的價值觀未正式確立之前,他所接觸到的事都會使他的認識輕易發生變化。隨著一個人對於文化理解的深入,他會找到一個相對穩定的取向,同時他也知道這個大體穩定的認知是什麼”,頓了頓,王星宇皺了一下眉,“現在這個社會確實有符號感,但不要簡單用符號來歸類。不然對我們這個社會,或者社會和諧來說,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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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認真的態度

王星宇老師上課認真,課程要求嚴格,不摻水”———不少同學對王星宇如此評價。

上學期一位上過“中國對外關係史”的同學表示對王星宇的認真印象深刻:王星宇會在課前就約定好所有課程規則,全部教學嚴格按照教學大綱進行,從不“天馬行空”。同學們交的作業王星宇會一篇一篇認真看過來,全部他自己批改自己打分。該同學不禁感嘆:“我覺得最後給分大家都應該很服氣吧,都是一點一點明明白白賺過來的。”

回憶起自己上過的課,王星宇沒有否認自己的認真與嚴格要求,“我一般篇篇看,特別有一些問題我會給他反饋,雖然不可能面對每個人指出,但是我會寫在那張紙上。”

被問到為什麼每一篇論文都要堅持親自批改、打分,王星宇首先從專業的角度強調了本門課的基礎作用,“這門課講授的是中國近代外交產生、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也是學習當代中國外交的基礎。他們對於這一階段外交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會佈置一些開放性作業。”

同時,王星宇也希望同學們養成思考的習慣,“我覺得要讓他們有一個理念吧,做學術研究不是簡單地看書面的東西,還要看書背後的東西,要學會思考。社會科學,講的是論證、邏輯、自圓其說。做這個作業的時候,我希望你讀一些東西、思考一些東西,而不是簡單哪本書上有抄一下,照搬一下。”

王星宇常常提及自己導師的一句名言,並深以為鞭策:“導師是什麼?就是學生‘倒’的時候扶一把。

“做人也好,做學問也好,老師是要給學生傳遞明確方向的。”回憶起自己導師的為人為學,王星宇有感而發。

談及與導師相處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浮現在王星宇腦海裡的首先是當時六十多歲的老先生在A4紙上一筆一劃地給他的論文改錯別字,各種顏色的勾畫密密麻麻

“所以我給學生改作業也是這樣的。除了論證邏輯、方法等專業方面的問題,錯別字我都改。我的學術水平有限,但是起碼我要讓他知道我有多認真、態度有多端正。這是我在經歷大學畢業以後工作、再次進入校園學習、再畢業後留在校園工作的過程中,體會到的最真切的東西,希望傳遞給學生。”

(原文刊載於校報1632期,略有刪改)

設計:何宛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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