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經貿關係近來摩擦不斷，矛盾加劇。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業界導師、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委員高善文認為，中美經貿關係背後有特朗普以重商主義和單邊主義為導向的理念和風格的影響，但這些影響未必具有長期性。我們應該看到，在經貿領域對華奉行強硬路線，正在成為美國朝野兩黨的共識，兩國經貿關係的基礎正在經歷重大和不利的變化。中美關係可能已經進入了修昔底德陷阱，如何更好地管理未來的摩擦和衝突，需要系統性的思考。
高善文 中美經貿關係修昔底德陷阱
約3500字
中美關係，包括中美經貿關係，幾乎是當今世界最複雜的關係，需要具有足夠的高度和深度，需要對情況的全面掌握和豐富的專業知識儲備才能去研究。我不具有這樣的專業背景，難以評論相關話題。但今年初的時候，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的代表團訪問了華盛頓，有一些一手的觀察和感受，與大家做一個相關的分享。
1945年，在談判建立佈雷頓森林體系時，很多國家都派出了代表團，其中，英國代表團團長是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他當時提出了一條解決國際收支失衡問題的基本原則，即面對嚴重的國際收支失衡，逆差國和順差國應該承擔同等和對稱的調整責任。假設一個國家存在很大逆差，另外一個國家存在很大順差。那麼，不僅逆差國需要進行調整，也應強制要求順差國承擔調整的責任。但這一原則遭到美國代表團的堅決反對，美國要求應該主要由逆差國來承擔調整責任。關鍵在於，在當時和隨後比較長的時間裡，美國維持了相當規模的經常賬戶順差。
進入21世紀以後，隨著國際經濟形勢的巨大變化，美國又開始要求順差國承擔主要的調整責任，中國也成為不斷被指責的對象，重要的原因在於，美國當下已經轉變成為長期的逆差國。所以，沒有永恆的理論，只有永恆的利益。在這一點上，我們要向美國政府認真學習。
我們生活在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不僅面臨著貨物和服務貿易的全球化，還面臨著生產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以及一定程度的人力資源的全球化，這些過去幾十年裡持續發生的變化推動和加速了全球經濟的成長。追溯供應鏈和生產鏈，不同環節分佈在不同國家，因此，基於雙邊貿易數據、順差和逆差數據來評判調整責任，存在非常大的問題。從多邊角度來看，中國的經常賬戶近年來基本保持平衡，實際的小幅順差完全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接受範圍之內。這說明，如果中國對美國存在鉅額順差，對其他國家一定存在鉅額的逆差。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要求中國單邊地為中美雙邊逆差承擔調整責任，缺乏有力的學理基礎。我們應該在學理和道德上佔據制高點，儘量把問題放在多邊框架下解決。
中美經貿關係近兩年變得更加不確定，摩擦更多，更加動盪。動盪的背後有兩點因素需要進行分解。中美經貿關係不利的變化，在多大程度上是因為特朗普個人的想法和主張，在多大程度上是因為中美兩國經貿關係的政治基礎，正在經歷不可逆的，系統性的，影響非常深遠的變化。這兩個方面的變化在過去幾年的時間裡是同時發生的。
特朗普奉行重商主義、單邊主義，摒棄多邊框架，把貿易視為零和遊戲。儘管美國總統在貿易問題上擁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但我猜測他的這些信念和主張未必代表學界和朝野兩黨的普遍共識。也許幾年後，美國更換一位為華盛頓主流學界政界所接受的總統，那時單邊主義和重商主義的一系列政策將隨之進行調整。如果這樣，那就意味著現在美國政府提出的很多政策、主張和做法背離了長期趨勢。我們也無需在戰略層面上過度重視，只需要見招拆招，假以時日情況就會迴歸長期趨勢，並自動穩定下來。
但是撇開這個問題，我們也需要看到，作為重要的政治基礎的兩國經貿關係正在經歷不可逆的、系統性的、影響深遠的變化。 在這個層面上，我們需要討論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中美關係是否存在修昔底德陷阱？我認為中美關係已經進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作為新興崛起的大國，至少在美國看來，中國正在全方位地和美國爭奪戰略影響力和全球事務的主導權，並且越來越具有對抗性。
注：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此說法源自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他認為，當一個崛起的大國與既有的統治霸主競爭時，雙方面臨的危險多數以戰爭告終。
第二，中美關係的壓艙石是否產生了變化？我的猜測是，1972年至1991年的20年裡，中美關係最重要的壓艙石是蘇聯的存在。儘管當時兩國雙邊經貿關係迅速增長，但是並不具備戰略重要性。1991年蘇聯解體至2012年的20年裡，兩國戰略關係最基礎的壓艙石是中國的快速增長，以及美國在此過程中所獲得的巨大利益，並且美國希望中國可以在成長過程中變得更加市場化和民主化。毫無疑問在這個過程中，中美關係最為基礎的壓艙石是兩國經貿聯繫，頂峰的標誌是美國接納中國進入WTO，以及後續的蜜月期。
未來面對修昔底德陷阱下潛在的競爭甚至對抗的關係，中美之間更加需要一個共同的壓艙石，而經貿關係無疑仍然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基礎。在此層面上討論中美經貿關係的變化、衝突的風險和對抗的處理，具有更為緊迫的現實意義。中美經貿正在發生諸多不利的、微妙的變化。傳統上，每當中美在政治、外交關係出現緊張時，就會有美國商會或企業界出面，為中美關係的緩和和迅速走向正常化進行很多工作。但是，最近幾年這種情況越來越少，甚至美國商會代表的美國企業界開始對中國持有批評意見，立場也不如以往友好。客觀原因是中國企業競爭力的提高，對美國企業構成越來越強有力的直接競爭。例如，中國C919還沒有拿到適航證，但是已經拿到八百多架訂單，對波音公司產生了很大競爭壓力。以前，中美關係出現緊張態勢時，中國會購買幾架波音的飛機，所以波音一定會替中國說話。而現在，中國不會再持續購買波音飛機，未來還會把C919賣到歐洲、日本或者亞非拉國家，成為波音公司的競爭對手，所以這些受到衝擊的企業不會再在美國國會進行遊說或奉行友好的對華政策立場。此外，中國營商環境的變化，國進民退的苗頭以及政府對戰略新興行業的選擇性扶持所形成的競爭問題，也越來越引起外資企業的不適。
以半導體為例，韓國半導體制造行業比美國更具競爭力，但是他們要向美國支付大量專利費，所以韓國獲得了大量硬件製造利潤，但是又通過服務貿易把一部分錢付給了美國。而中國目前正在投入數以千億的政府補貼和投資，試圖在短期內力推中國半導體制造業的大幅度升級和跨越。如果這一策略獲得成功，全球半導體制造鏈條將會被重新洗牌。那麼，我們如何能希望美國半導體制造領域的大企業替中國說話？中美貿易關係曾經具有很強的互補性，所以美國以前強調自由貿易和開發市場準入。但是，隨著雙邊經貿關係直接競爭性越來越強，以及在全球第三方市場上的競爭，如果立足面向未來的戰略考量，中美關係的對抗性就日益凸顯，所以美國人的話題就從自由貿易轉向了所謂的公平貿易。
站在波音公司角度，波音飛機公司應該不會相信C919是在沒有政府支持、廉價信貸、國企補貼等背景下，完全由私人企業發起和運作的。對於它來說，這就是不公平競爭。中國製造2025列出了許多戰略新興行業，打算普遍扶持，這些行業，幾乎都觸及到了美國企業界具有核心競爭力的領域，因此引起許多反彈。因此，中美經貿關係作為雙邊關係的重要壓艙石，在很多層面上正在發生扭曲和不利的變化，在此背景下，中美雙邊貿易順差才被樹立為討論的靶子。
第三，WTO無法覆蓋的潛在做法和衝突該如何解決？這是更深層次的問題。，例如，中國的C919獲得800多張單，美國認為這是不公平競爭，但無法在WTO對此進行起訴，因為WTO沒有覆蓋這一領域。類似的問題還有不少。站在美國的角度，這些行為必須受到管理，否則美國企業將不具備競爭力，但是WTO又無法覆蓋這些做法，所以美國就試圖通過雙邊框架解決問題，或協調盟國共同對中國施壓。
無論如何，這些爭端和關切需要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規則，這需要比較長的過程，伴隨持續的摩擦和不斷的討價還價，還會牽扯和影響到未來的全球經濟治理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認為儘管經貿關係作為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在歷史上曾經承擔非常巨大的作用，但是現在這一壓艙石正在經歷不可逆、具有深遠影響的變化。要管理中美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我們必須繼續把經貿關係視為長期最重要的壓艙石。一方面要全力維護好WTO這一多邊機制，同時對於WTO無法覆蓋的領域，應當通過中美雙邊談判來解決，應該就雙方共同關切的核心利益、核心關係、核心做法建立準則，以此準則為基礎，再進一步覆蓋更多國家，從而完善目前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並確立一個更加牢不可破的中美經貿關係壓艙石。這可能需要經過一段充滿對抗性的過程，需要較長時期的磨合。
如何實現這一前景，無疑需要中美雙方的共同努力，需要超越目前貿易爭端的、面向未來的系統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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