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網】（專欄作家 田成有）提到“良法”，能夠達成的基本共識就是，實現法治，不僅僅是要有法可依，重要的是有“良法”可依。只有“良法”，才能實現善治。從無法可依到有法可依，從有法可依到“良法之治”，這是中國對提高立法質量的必然要求，是對實現善治的必然選擇。
關於“良法”、“惡法”的提法，始於亞里士多德。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對法治有過這樣一個經典表述，“法治應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由此，法分良法和惡法。“良法”與“惡法”的劃分，涉及一個評價問題。每個人的正義觀、道德觀、法治觀不同，標準也就有所不同。比如，從正義的標準看，良法必須符合公正，符合社會的主流價值；從社會標準看，良法必須反映社會現狀、滿足社會需要；從規範標準看，良法設定的權利、義務、責任必須科學、合理，必須管用、好用。
分析法學派則提出了一個與自然法學派完全對立的命題——“惡法亦法”。他們認為，法律是中性的，是能為經驗感知的，價值無涉，不能從政治上、道德上對法進行評價，不存在什麼道義與不道義、良與惡的問題。法律是“主權者的命令”，不存在高於實在法之上的“更高的法”，“嚴格意義的法”只有國家法、實在法，其他所謂的“法”，只有比喻意義，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即便是道德邪惡的法律，儘管人們憎惡和反對，同樣具有強制力。
自然法學派中蘊含的自然法觀念和人本主義精神，有其重要價值。但自然法學派注重從抽象的意義上談論法律，缺少對現實的關注，沒有可操作性，這是一種“美麗的誘惑”。分析法學派運用實證方法，否定了不可捉摸、虛無縹渺的“自然法”的存在，它將評價法律好壞的標準、重心，從法律的外部轉移到法律的內部，有其重要意義。但如果我們一旦割斷法律與道義的關聯，僅作形而下的理解，法律的意義也必將大為遜色，一旦沒有良惡的標準，脫離良惡的判斷，“理性”的面紗被撕去，法律前景就極為可悲和可怕。
“惡法”，無助於人們培養對法律的感情，法律一旦失去了良善的源頭，失去了它的神聖性，拋開了人類至高的正義、道德，就可能變成一套單調、死板、枯燥和毫無生機的抽象的法律概念和範疇的堆砌，而使法律的意義和價值趨於枯竭，抹煞“良法”與“惡法”的本質區別，極容易導致法律工具論的發達，甚至出現專制與暴政。
建設法治國家，有法可依是前提，但法必須是良法，只有“良法”，才能保障和體現人民的意志與利益，才能實現社會正義，只有“良法”，才能稱得上法治，才能成為社會成員的信仰，才能實現善治。
那麼，什麼樣的法律才是“良法”呢？
一、實質上的良法
法律是意志的體現，但這個意志，絕不是立法者的任性或主觀臆斷，更不是對事物的片面認識或任意妄為。立法是立規矩，定方圓。立法者所表達的意志必須符合大多數人的意願，必須體現最廣大人民的意志，它所保護的也必須是多數人的利益、公共的利益。否則，誰遵守這樣的法律呢？
因此，良法必須符合“以人為本”的標準，體現以人為本的思想，恪守立法為民的理念，讓法律真正為民服務。只有反映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利，得到人民擁護的法，才是良法，那些保護地方利益、部門利益或某一集團利益的法律，不能稱為良法，只能算是披上了一件法的“華麗外衣”罷了。
同時，我們所說的良法，必須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通常情況下，人們總是按照一定的客觀規律行事並解決問題，倘若法律與客觀規律不符，必然不利於人們對法律的遵守，更不利於問題的解決，甚至還會造成災難性後果。一般來說，只要是符合人類理性，符合客觀規律，順應時代發展潮流的法，就是良法；能夠符合人性，講究人道，體恤人情，尊重人格，具有正義性、正當性、合理性的法就是良法。具體說來：
（一）維護公正。“法乃公平正義之術”，正義是法的實質和宗旨，沒有正義就沒有法律，立法的根本價值就是追求公平正義，一切立法者應該是公平正義的追求者、捍衛者、詮釋者。
（二）保障平等。立法必須賦予每一個社會成員沒有差別的、平等的權利和義務，維護社會成員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對所有社會成員的生命、人身、財產加以平等保護，不容侵犯。
（三）保證自由。立法必須為全體公民提供法律範圍內允許的最大自由，以最合理的義務約束每個人的行為，保證每個人在其中享有最充分的自由。
（四）促進效率。立法必須保證全體公民最大限度地謀取利益，促使社會生產要素得到合理配置，確保人們在根據法的規則進行利益交往活動或訴訟活動時，能夠簡便、快捷、省時、省力。
二、形式上的良法
法律是社會控制的手段，它通過調整社會關係，引導人們的行為，建立良好秩序，促進社會進步。沒有形式和外殼，法律就無法承載和實現其應有的功能。
（一）體系上：上下性與左右性協調統一。
不同法律之間或不同法律條文之間構成一個邏輯嚴謹的整體，不能互相矛盾和衝突。同一層次的法律之間以及一部法律內部原則、規則之間，也必須協調一致，符合法在邏輯上的結構和順序。自相矛盾、相互打架的法律，不僅會使人們無所適從，而且嚴重損害法律的權威。
（二）內容上：確定性與靈活性兼顧。
立法不是指向特定的人和特定的行為，不是為特定人進行專門立法，法規對主體的規定具有普遍性，對人的行為規定具有普遍性。清楚、準確、明白的法律，才能有效指引公民及政府的行為。法規設定的條件、權利義務的內容，違反規定的處理和責任等等，必須語義清楚、含義明確，儘可能排除其含混性、模糊性及籠統性，防止出現任意妄為和自由裁量的情形，以維護法規的“可預測性”或“形式理性”，才能讓民眾能夠根據法律的規定，指引、預測和評判自己的行為。
（三）語言上：規範性與通俗性並舉。
立法語言要具有規範性，體現出準確、肯定、規範、嚴謹的語言風格，即用清楚、具體、沒有歧義的語言文字來表述法律專業的權利、 義務以及法律責任等內容，同時，還要平易通俗，使用的文字平實樸素、明白易懂，接地氣。
（四）程序上：公開性與穩定性並重。
法只有被公佈，才能被人們知曉，也只有被公開，才能被人們遵從。民主立法，就是把公正、公平、公開原則貫穿於立法的全過程，使立法過程成為民主的過程、公開的過程。敞開門戶，有廣泛的公民參與，充分聽取和彙集各方面意見和智慧，最大限度地尊重和體現民眾的合理要求，才有可能制定出良法，沒有民意基礎，必定是惡法，閉門造車，必定搞不出良法。同時，所立之法還保持相應的穩定性，而不能朝令夕改，生命短暫的法，反覆修改的法，不能算是良法。
總之，實質上的良法，是衡定法律的內在標準或根本標準，而形式上的良法，則是衡定法律的外在標準或形式標準。實現善治，除了具備規則、邏輯體系的一致性、完整性的“形”之外，還應當具有正當性、合理性的“神”，“形”、“神”兼具的法才是良法，才能真正實現善治。
三、打造良法：立法人的使命與責任
托馬斯·阿奎那指出，“一種非正義的、非理性的法律，根本不是法律，而是對法律的歪曲”。羅爾斯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和廢除。”“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所立之法並不等於都是良法，只有良法才能保證善治。只有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擁護的良法，人民才會遵守和信仰。所以，打造良法，成為立法者最高的使命和最大的責任。
英國思想家哈耶克指出：“立法，被恰如其分地描述為人類所有發明中隱含著最嚴峻後果的發明之一，其影響甚至比火的發現和彈藥的發明還要深遠……立法被人們操縱成一種威力巨大的工具。”如果立法者不能充分代表民意、反映民心，不能準確表述人們的訴求，不能對公共利益進行有效的保護，那麼所立之法無法取得社會成員的普遍認同和自覺遵守，也無法確立其至高無上的地位，更不可能確立和實現善治。
法律作為治國重器，無法，不能治國，無良法，治不了國。如果把立法比喻為“源”，那麼，執法、司法、守法則是“流”，“源”正，才能“流”清，離開了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法治，不僅是規則之治，而必須是良法之治，“良”不僅是道德層面的善良，而且也應該是價值層面、功能層面的優良。立法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技藝，立法者要像醫生一樣，追根究底地探究“病情”，為人類開出合適的立法“藥方”，立法者也應該像一個自然科學家一樣，“不是在製造法律，不是在發明法律，而僅僅是表述法律”。立法者要按照十八屆四中全會決議，“恪守以民為本、立法為民理念，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擁護”。立法者應該有這個認識，也應該有這個擔當。■
作者為雲南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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