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明朝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在南京城西的罗寺转湾，有两个男人相遇了。
其中一个是来自上海松江之畔的读书人，考中过顺天府第一名举人，正在准备三年后的京城会试。他叫徐光启，三十九岁。
另一人来自遥远的意大利，是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他叫利玛窦，四十九岁。
利玛窦来到中国已经多年，他从老家带来了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圣母像、世界地图、三棱镜、自鸣钟等，吸引了众多中国人好奇的目光。
跟利玛窦结交的中国名士很多，徐光启只是之一。与众不同的是，他的兴趣不在于那些小玩意儿，而是这个大胡子老外本人。
徐光启是个从小熟读圣贤书的传统知识分子，但绝不是死读书的考试虫。他喜欢钻研实务，古代流传下来的农业、历法、算术等方面的书，他几乎翻了个遍。而利玛窦从欧洲带来的数学、物理、天文、水利等知识，又给他打开了另一扇门。
徐光启大概没有想到，这次结交会成为自己命运的转折点。
三年后，即将参加进士考试的徐光启，与另外两个朋友一起接受了洗礼，正式成为基督徒。
2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这是无数寒门学子孜孜以求的梦想。
徐光启也一样，他出身农家，只有通过科举取得功名，才能实现家族振兴的希望。
他在科举之路上跌跌撞撞二十几年，才终于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站到了金銮殿前。
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新科进士徐光启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相当于内阁后备干部），开始了他的北漂生涯。
好不容易爬到这个位置，按照一般人的套路，接下来就该结交权贵、积累人脉、经营仕途了。可徐光启并不care，他只想利用这段不太忙碌的时光，潜心研究自己喜欢的学问。
他想到了利玛窦。此时这个大胡子也来到了北京，就住在宣武门附近的天主教堂。
徐光启经常穿着粗布衣服，步行来到利玛窦的住处，恭恭敬敬地向他请教各种问题，甚至包括西洋火器的制作方法。
四十多岁的徐光启，像刚进私塾的小童生一样充满好奇心，凡是利玛窦能教的，他都有浓厚的兴趣。
在利玛窦的书架上，徐光启发现了一部《几何原本》，里面所讲的很多内容跟中国传统数学不一样：中国传统数学侧重于解决某些具体问题，但缺乏系统严谨的理论架构，《几何原本》正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徐光启捧着书就去找利玛窦商量，想跟他一起将《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
利玛窦拒绝了。
他的真实身份是由教皇任命的中国区传教主管，传布福音、发展信众才是第一要务。至于渊博的科学知识，主要用来换取中国知识分子的好感。
利玛窦以欧洲“使节”的身份长住北京，受到万历接见，还能享受官员的俸禄。他是个聪明人，不想节外生枝。
徐光启却没想那么多，他反复纠缠利玛窦，把对方窦弄得烦不胜烦，最后只得答应。
1606年初，两人开始合作翻译《几何原本》，无论严寒酷暑，风雨雷电，工作从未间断。利玛窦虽然不太情愿，一旦投入到翻译状态中，态度却极其认真严谨。
一年后，这部世界数学名著的前六卷（即平面几何部分）终于用简洁而优美的中文翻译出来了。此后几百年间，它成为许多人学习数学的启蒙读物。
一个是身为翰林的中国高官，一个是旨在传教的洋人“使节”。他俩不仅给中国带来当时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而且创造了许多中文词汇，如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圆心、外切、几何等等，一直沿用至今。
只可惜，当时的情况不允许他们继续完成《几何原本》后九卷的翻译，这也成为徐光启终身难以释怀的遗憾。
3
前六卷刚翻译完，徐光启的父亲病故了。按照儒家礼仪，他必须扶柩回家，开始三年的守丧生活。
守丧期间，徐光启谢绝一切交往应酬，埋头致力于学术研究，写成《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和《勾股义》三部数学著作。
这年夏天，江南连降暴雨，洪水泛滥，农田颗粒无收，饥荒和瘟疫导致大量难民涌入城中。徐光启所在的上海县城，也挤满了沿街乞讨的难民。
书斋中的徐光启坐不住了。本来守丧的官员是不用过问政治的，他却毅然给万历皇帝写了一道奏疏，呼吁尽快拨款赈灾。
奏疏送出后，徐光启开始苦苦思考一个问题：天灾人祸总是难免，有没有一种生存能力更强的粮食作物，能让农民们受灾时可以填饱肚子？
无论出于儒家的忧国忧民，基督徒的仁慈博爱，还是科学家的务实精神，徐光启都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恰好这时，一位商人朋友从福建过来拜访他，得知此事后，向他推荐了一种福建的高产作物，名叫甘薯（红薯）。它是从海外传来的，适合山坡高岗栽种，不怕台风，也不怕干旱。
徐光启听后很高兴，请求客人下次再来时，务必带一些秧苗，他想在上海试种。
第二年春天，福建朋友如约带来了种子和秧苗。于是邻居们便经常看到这样一幕场景：披麻戴孝的徐光启赤着脚，挥着锄头，在园子里忙得团团转。
然而皇天偏负有心人，栽种实验失败了。
难道真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么？
徐光启不服输。他想了个办法，请求福建朋友先把红薯栽在木桶里，开春之后连桶带泥运到上海，他再移植到自家的土地里。
这次终于成功了。秋天里，徐光启挖开泥土，一亩地收获了数十石红薯，果真比稻麦的产量高得多。
徐光启立即以当今翰林的身份，编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小册子《甘薯疏》，详细介绍红薯的特点和栽种技术。
《甘薯疏》问世后成了热销读物，这种生长于南方的作物，从此在北方地区推广开来，还传到了朝鲜和日本。
北方人民能吃到红薯，应该感谢徐光启。
4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冬，徐光启守丧期满，回京复职。而利玛窦已于半年前去世。
利玛窦知道徐光启对水利学很感兴趣，去世前曾告诉他：若想学西方水利，可以向另一个传教士熊三拔请教。
熊三拔也像利玛窦一样顾虑重重，不愿意教徐光启，在他反复请求之下才终于同意。
徐光启把熊三拔所讲的知识详细记录下来，整理出版了一本《泰西水法》。
利玛窦的尊称是“泰西儒士”，徐光启给新书冠名“泰西”，是对这位良师益友的致敬。
当时朝政大权由魏忠贤领头的阉党把持，徐光启不愿奉迎他们，便在1613年春天请了病假，离开北京，到天津找了块地，搞农业研究去了。
天津屯田，重点是引进水稻，首要问题便是兴修水利。《泰西水法》正好派上用场。
滨海地区多为盐碱地，蓄水和泄水都是难题。徐光启采取的方法是先放一遍淡水灌田，通过热气蒸发盐碱，然后放掉这些水，再换上新水，就能栽种水稻了。
他还建起了一座农庄，请来附近的农户帮忙，跟他们四六分成，经营得有模有样。
1616年初夏，徐光启准备回北京复职，正当他收拾行李的时候，轰动一时的“南京教案”发生了。
南京礼部侍郎沈漼连续三次上疏，要求立即驱逐外国传教士，理由是他们用西洋历法扰乱中国纲纪，以及不祭祖先、不孝不悌等等。
沈漼还含沙射影地说：不但百姓之中信教的很多，连士大夫也有人信。
阉党淫威之下，所有官员诚惶诚恐，谁都不敢为传教士说话。这时徐光启站了出来，指着沈漼说道：
“你不敢点名是吗？那我替你把话说明白，我就是你所说的信教的士大夫！”
徐光启也写了封奏疏，向皇帝解释那些传教士是怎样的人，做过怎样的事，并说：如果他们真的都是邪恶之徒，我愿与其同罪！
这封奏疏写得慷慨激昂，送入九重宫阙后，却只得到三个字回复“知道了”。
万历是个很“神”的皇帝，因为不能立爱妃的儿子为太子，竟然像孩子一样赌气不去上朝，躲进深宫二十多年，不见大臣，不问政事。无论外面发生什么鸡飞狗跳的事，他一律只回一句“知道了”。
正因为摸清了皇帝的脾气，阉党才有机会将朝廷大权揽到自己手中。
就在徐光启设法周旋的时候，沈漼来了个先斩后奏，在南京拘捕了二十余名传教士，给他们安上“白莲教余党”的罪名，然后把他们押解出境。熊三拔被遣送到澳门，不久就去世了。
徐光启知道自己无力阻止，便将没有被阉党点名的传教士藏了起来，还给上海老家的儿子写了封信，嘱咐他：如果西洋传教士有逃到上海的，就收拾屋子给他们住。
因为不堪忍受北京的污浊空气，徐光启再次请了病假，回天津继续当农夫去了。
5
这一次他在天津待了不到一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六月，辽东前线吃紧，皇帝把学过兵法的徐光启召回北京，让他负责练兵的事。
徐光启不但熟读中国兵书，还学习过西洋武器，力主铸造西洋大炮。这次回来，他打算把自己的强军计划付诸实践。
理想总是丰满的，现实却太骨感。
晚明是个什么国情？党争倾轧，吏治腐败，国库空虚，军备松弛。洁身自好的人纷纷辞职回家，只剩一群名利之徒，把政局搅得乌烟瘴气。
徐光启既不屑于跟阉党同流合污，又不愿一走了之图个轻松，他努力想要找到一条折衷的道路。
然而同僚们都是混迹多年的官油子，对他这种没有靠山的官儿爱理不理，该配合的地方敷衍了事，要人没人，要钱没钱。他提出的措施，没有一个能落实。
这种环境下，练兵必然失败。
1621年，天启皇帝接了万历的班，成为这个外强中干大帝国的新主人。
天启是另一种风格的奇葩，他是个木工爱好者，整日把自己关在宫中敲敲打打，做器皿，做玩具，沉浸在鲁班传人的幻想中。政务全都甩给宦官魏忠贤处理。
徐光启心灰意冷，称病回上海老家休养，一住就是六七年。
政治上的失意，却使他获得了几年空闲时间，将数十年来对于农业研究的心得加以总结，写成一部煌煌巨著《农政全书》。
它是我国古代农业科学史上最完备、最杰出的一部著作。
所谓铁打的江山，流水的皇帝。1627年，天启时代结束，崇祯皇帝接掌了这个已经空心的帝国。
1628年初秋，徐光启奉旨进京，没带家眷，只有一位老仆人服侍他。
崇祯皇帝很看重他，让他主持修改历法，还任命他为礼部尚书（相当于教育部兼外交部部长），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相当于第一副首相）。
在中国古代，历法被当作一种“通天”的手段，改革历法就意味着改变天命，总会遇到各种阻力。
徐光启多年来沉浸于西洋学术，那些守旧人士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即使徐光启能够证明西洋历法更科学更有效，他们仍然认为这是乱了祖宗章法，万万不可。
跟守旧派打了这么多年口水战，感觉身体都被掏空了，还在咬牙坚持。
七十岁时，徐光启向皇帝献上了一部《崇祯历书》，希望能将西方先进的“日心说”引进中国。与此同时，他提出了辞职，想要告老还乡。
他的辞职信写得很是伤感：
“愿意学习有用知识的人太少了。只有我一个人倡导，后继无人，即使写再多的书又有什么用？将来恐怕都是一堆废纸。”
崇祯六年（1633年）十月初七日，一代科学家徐光启与世长辞。
他像一颗流星，短暂照亮黑暗时代的某个角落，不久又回归一片死寂。
农政全书6
就在徐光启出生的前一年，远在西欧的英国也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他叫培根。
不是我们喜欢烤着吃的那种，是人名。
培根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经历文艺复兴、航海大发现、宗教改革之后，而英国又恰好是个自由主义盛行的国家。摆在他面前的，是广阔而明亮的发展前景。
培根是“实验哲学之父”，开启了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思维，被马克思誉为“唯物主义的始祖”。
他和徐光启不但年龄相当，而且思想接近，都属于实验派科学家，可地位和影响却有云泥之别。
如果让他俩互换一下身份会怎样？
閱讀更多 風流人物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