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通史”等資料記載“在北魏太武帝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唐武宗會昌五年(公元845年)和後周世宗顯德二年(公元954年)”的四次滅佛運動，即稱為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難。
公元前後，佛教傳入中國。盛行就是在兩晉南北朝時期。那個時候社會動亂不安，很多人家庭經濟破產。佛家寺院又有特殊政策保護，可以不交稅，有自己的財產，甚至可以有自己的武裝。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出家是最好的出路了。但是這些人入了佛門，可未必就遵守佛教的清規戒律，可能很多人根本也沒想遵守。所以那個時期的和尚的素質有所降低。這是導致第一次滅佛運動的直接原因。
第一次大規模的滅法發生在南北朝的北魏時期。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畫像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二月（公元446 年）長安發生兵變，太武領兵親征，部隊在長安不遠的地方駐營，附近有個佛寺，兵士們沒事時，到寺裡看玩，發現寺裡有很多刀槍甲盾，回來就給他們的軍官講，這軍官去看了確實如此，於是報到一個叫崔浩的官員那裡，崔浩上報太武帝，太武下令搜查。這一搜可不得了，搜出了大量武器，和長安叛軍的往來信件等，更有甚者是還搜出多個暗藏在密室中，供僧人淫樂的年青婦女。太武帝大怒，下令毀長安一切佛像胡經，凡暗藏武器淫樂婦女的，無論老少一律活埋擊殺。其餘罰為奴。並召令四方用長安之法，自此魏境寺不復存，由於太子南安王的保護，有些沙門得以逃走，只留下一條性命。
時隔不到六年，文成帝繼位後的第三年，就將太武帝的滅法措施全部廢除，同時，推行了復興和發展佛教的舉措。他首先在北魏的都城平陽(今大同)附近，大規模地開鑿石窟，接著在五臺山被燒燬寺廟的廢墟上大興土木，如對五臺山的大孚靈鷲寺（今顯通寺)首先動工新建，特別是北魏孝文帝即位後，對靈鷲寺又進行了擴建，在該寺周圍又新建了善經院、真容院等十二個院。他不僅在臺內大修寺廟，而且在臺外，也新建了不少寺廟，如佛光寺、嵌巖寺等。故而佛教發展之快、規模之大、僧人之多和寺廟經濟的急劇增加，實令世人驚歎。據史料記載，到北齊時，僅五臺山寺廟就增到近二百餘處，到了隋朝隋文帝又下詔在五個臺頂各建一寺，使佛教發展出現了歷史上第一個高峰。
第二次滅佛發生在北周時期。
在南北朝時，北周的開國皇帝孝閔帝宇文覺和明帝宇文毓很虔誠地信佛，佛教在其境內長盛不衰。
北周武帝宇文邕
公元561年，明帝宇文毓駕崩，宇文邕繼位為北周武帝（公元561年至578年在位）。他是一位勵精圖治、負有遠見的皇帝，平時身著布袍，夜寢布被，無金寶飾物。他性格果決，能斷大事，有統一天下的雄心。面對興盛的佛教，他認為：人民信佛，供養出家人會不專心於生產；出家人沒有財產，不從事物質生產不用交稅，影響國家財政收入。於是，北周式帝宣佈廢佛，令僧尼還俗，並允許辯論。這次滅法只毀像破塔燒經，令僧尼還俗，不殺僧人。共還俗僧人300萬人，退寺院4萬座，這是歷史上的第二次滅法。南北朝時期，佛教過於興盛，從北齊始，皇家崇佛，全國有寺廟四萬所，僧尼三百萬人，佔全部人口的七分之一還多，給國家經濟帶來了嚴重的威脅。南北朝時期，佛教過於興盛，從北齊始，皇家崇佛，全國有寺廟四萬所，僧尼三百萬人，佔全部人口的七分之一還多，給國家經濟帶來了嚴重的威脅。結果不用說也考慮到了。僧尼還俗給社會增加了勞動力和軍隊士兵來源。廢除寺院，使大量土地回到國家手中，同時從精神上也打破了人們對於佛寺萬能的幻覺。這次滅佛在全國大一統、走向封建制度巔峰的前夕。
第三次滅佛運動,古代的宗教矛盾也是滅佛運動的誘因之一。
佛教在受到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兩次打擊後。並沒有在中國消亡。到了唐朝，經太宗時的玄奘天竺取經，憲宗時的迎取佛骨，佛教地位得到明顯提升。到唐代宗、肅宗時期，宮裡專門開設有道場，養有數百個和尚拜佛唸經。
唐武宗李炎
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登基。此時，佛教勢力的影響十分強大，全國大中型寺院將近5000座，小型廟宇更是多達40000餘座，僧尼近30萬人，寺院奴隸達15萬人。全國寺院佔有良田數十萬畝，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相對封閉的莊園，寺院內部的經濟大權掌握在住持手中。僧尼們極少耕種，而是靠農民耕種寺院土地以收取地租和發放高利貸作為經濟來源，這種做法使寺院經濟得以迅速膨脹起來，以至達到了“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的程度。在朝廷內部，有30多名僧人被封官重用，其中不乏有司徒、司空、國公等一類的顯官貴爵，有的甚至被封為將軍而參與軍機事務，涉及國家軍事機密：至於那些雖無官爵但與權貴交往密切因而氣焰囂張的僧人，更是屢見不鮮。
由於僧侶隊伍日漸形成的政治勢力，衝擊了正常的國家政治秩序。加之大量青壯年為了逃避賦稅徭役，紛紛投奔佛寺，使國家兵源日趨緊張，財稅收入日益減少。對此，朝中大臣們十分憎惡，剛剛登基的唐武宗也感到擔憂偏好道術的唐武宗登基後不久，即召請道士趙歸真等81人入宮，在三大殿脩金籙。第二年6月慶陽節，武宗又設齋請僧人、道士講法，結果兩名道士被賜紫，釋門大德卻什麼也沒得到。這本來只是樁不起眼的小事，然而一個明確的信號已經發出了：新皇上不喜歡佛法。在中國傳法的天竺國僧人聞此極為不滿，未經同意便擅闖內宮，面見武宗請求迴歸本國。見他驕狂的模樣和舉動，武宗大怒，當即詔令將天竺僧人收禁5日，不放其歸國。天竺僧人的狂放傲慢，在武宗心中埋下了最終滅佛的種子。
很快，一個接一個對僧人們發難的詔令由皇帝簽署、發佈，一樁接一樁的災難降臨到佛教徒的頭上：公元842年，唐武宗開始沒收寺院財產；公元843年，唐武宗下“殺沙門令”，僅因為謠傳有藩鎮的奸細假扮僧人藏在京師，被京兆府在長安城中打殺而死的裹頭僧就有300餘人；
第四次滅佛
後周世宗柴榮
公元 955 年，後周世宗柴榮下詔：惡僧尼耗碩天下，非敕額者悉廢之。上都、東都兩街各二寺，每留僧30人，天下節度使、觀察使治所，及同州、華州、商州、汝州各留一寺，列三等，上留僧20人，中留10人，下留5人。餘僧、尼、大秦穆護、妖僧皆勒歸俗。寺非留者，令立毀撤，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茸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還俗僧尼261000人，收寺院奴婢15萬人。同樣，這次滅佛也是發生在國家統一，經濟迅速發展的前夕。
迫使僧尼還俗回家，自謀出路，並令將寺廟銅佛全部熔燬鑄錢，國家鑄錢是為了利於商品交換和促進經濟發展。總之，後周世宗的這些重大舉措，對當時經濟發展和加強中央集權都有重大意義。但由於這位封建君主正處在大勢將去的“五代”末期，執政不到六年，就被(宋)趙匡胤滅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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