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軍校的知識分子有著怎樣的命運？
中國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共同體嗎？
君主獨裁，始於秦漢還是元明？
近代上海如何看待北京？
什麼叫革命？
……
熱愛閱讀、喜歡歷史的你或許對諸如此類的問題有過思考，也可能會對如上問題感興趣。而有一位學者，他自稱“無法歸類的蝙蝠”，其研究領域廣泛，對如上問題有著深入的思考，而這些都將呈現在《小時代中的理想主義》一書中。
本書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先生的全新文化隨筆集，收錄了作者近兩年發表的重要作品，共分“史記”、“書生”、“懷人”、“家國”、“天下”、“情懷”六章，涉及關於近代史、學術史、知識分子史、地緣文化、文化批評等多種主題。許紀霖對學界和社會文化事件觸覺敏銳，以獨特的角度和案例分析切入研究，從而觀照出社會歷史事件、現象、人物背後不為人所察覺的深蘊。以下節選書中探討皇權制度化與士大夫精神的一篇文章，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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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至宋：君主專制
都說傳統中國的政治遺產是秦皇開創的君主專制，時人喜談“周秦之變”，從西周的貴族封建制轉向秦漢以王權為核心的郡縣制，秦漢體制，歷兩千年而未變。這些說法，籠而統之，忽視了秦漢之後的中國政治，其實分前後兩段，前一段是漢唐宋的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格局，後一段是元明清的君主獨裁專制。從封建到郡縣的“周秦之變”固然不錯，但更值得留意的是從共治到獨裁的“宋元之變”。有一句流傳很廣的話叫“崖山之後無中國”，說的是異族入侵、蠻夷當道之後，中原文化衰落消亡。文化亡了沒亡，這是可爭議之題，但漢唐兩宋施行的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崖山之後，再無續曲。
中國的君主獨裁專制，究竟始於何朝？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將君主專制與君主獨裁作了區分。在他看來，君主獨裁是一種法律化的建制，大小決策雖然由行政官僚擬案，但最後皆由君主一人乾綱獨斷，這是自宋代以後形成的制度。而在秦漢隋唐，雖然有像秦皇漢武這樣的剛愎人主，但他們只是憑個人的意志與能力獨斷專行，遠未形成制度，只是以人為轉移的君主專制。梟雄一死，後主羸弱，遂回到漢唐的常規制度：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秦始王與漢武帝
（兩位大佬只是君主專制，而非君主獨裁）
所謂共治，乃是分內朝外朝。宰相原為君主之私臣，皇帝之家事與天下之國事都得由宰相這一大管家來打理。漢武帝之後，國事與家事、公與私得以區分，宰相率領儒家士大夫執掌外朝，獨立於王室，有其自尊的地位，文人政府由此出現。內朝由皇帝的宗室、外戚組成。君主身為一朝之主，自然一言九鼎，但實際的行政權力由士大夫的文人政府施行。
▲漢代的內朝與外朝
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到了唐代更為系統。唐代的相權雖然一分為三，分為中書（決策）、門下（複核）和尚書（執行）三省，但士大夫的權力較之兩漢有升無降。中書省負責為皇帝擬詔書，君主只需同意畫敕而已。然後，皇帝的敕令還要送給門下省的文官複核審查，合乎法律與規矩之後，再送到尚書省執行。唐朝士大夫權力囂張，王權謙卑，不是沒有緣由的。中世之際，各路世家大族尚存，士大夫的背後有門閥支撐，皇帝不過是貴族的共主而已，此消彼長，王權在相權面前，不得不恭敬有加，不敢獨斷。
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到了宋代，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五代十國大亂之後，門閥貴族漸亡，科舉出身的士大夫來自鄉間布衣，要看王權的臉色，君重相輕，宋朝國策的最後決定權不再在宰相手裡，而落到了皇帝的手上。不過，為了防止唐末的藩鎮割據重現，從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開始，兩宋就有重文輕武的傳統，宋太祖立下了“不殺大臣和言官”的規矩，士大夫的權力與尊嚴仍然受到君主的尊重。宋代的士大夫以理學為立身之本，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普遍意識，大多為人正直，敢於擔當。無論是君主，還是宰相大臣，皆以法為度，不敢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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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元迄清：君主獨裁
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到了崖山一役之後終於被打破了！來自大草原的成吉思汗後代驍勇有之，文明不足。他們馬上得天下，也以暴力治天下。中原的華夏漢民族早在西周就產生了民本的思想，“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到了孔孟，發展為一套完整的執政為民的儒家王道。民意代表天意，而士大夫又代表了民意，所以為政者不得不尊重士大夫。但是，元朝統治者來自狩獵民族，他們將打下的江山連同民眾統統視為狩獵品。沒有了民本的觀念，當然更談不上尊重士大夫了。元代在政治上實行嚴格的族群等級制度，蒙古人、西域的色目人是可靠放心的統治階級，而漢人（黃河流域）與南人（長江流域以南）不得為正官，更不用說當宰相大臣了。元代的皇帝就是草原上說一不二的大可汗，是叢林世界的獅子王，臥榻之旁，決不容他人酣睡，哪裡還有士大夫與大可汗共治天下之空間？
▲崖山海戰：崖山之後無中國？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宋元之變”。自此之後，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開明格局不再回歸，代之以絕對的君主獨裁。漢唐兩宋的君主專制是君主個人強力意志的偶然現象，在制度上畢竟還是要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內朝之外，還有宰相率領的文武百官，具體打理天下事務。然而，元代之後，一切都改變了。
真正奠定君主獨裁製度的，不是短命的元代，而是繼之而起的明朝。明朝雖然回到了漢人當皇帝的時代，但是朱元璋及其子孫們卻深深地中了遊牧民族的大可汗獨裁之毒。朱元璋軍事北伐成功了，靈魂卻被成吉思汗南伐了。這位來自社會底層的平民皇帝，沒有讀過多少儒家經典，倒是在蒙古人的統治下，耳濡目染，學會了許多殘暴地對待讀書人、折磨士大夫的君王之術。他像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一樣，將天下的土地與人民都視為自己的私產，想盡一切辦法傳給自己的子孫。以儒家為核心的中原文化有天下意識，而無江山意識。天下，本來是天下人之天下也，非一家一姓之皇族所獨有；自元明之後，對於君主來說，只有朝廷之小江山，再無“天下人之天下”意識，即使有的話，也蛻變為家天下、皇天下、朱家人之小天下。
從漢唐到宋明，士大夫與君權的關係，一直呈一條下降的通道，只要從君臣之禮就可以看得明白。漢代的丞相見君主，皇上必須起身相迎；唐代的三省長官去見君主，皇上還能賜坐賞茶，坐而論道；宋代的宰相去見君主，只能畢恭畢敬立奏；到了明朝，文武百官包括首輔覲見皇上，就要行三跪九拜之禮了。士大夫在王權面前的尊嚴，如同秋風橫掃之下的落葉，悽然飄落，蕩然無存。
明太祖和永樂帝都是不世之梟雄，皇帝中難得的狠角色，他們要滅的不是讀書人的肉身，而是孔夫子留給他們的尊嚴。肉體的懲罰還在其次，要害在精神上羞辱士大夫，讓他們意識到自己只是朱家奴才之命。在獨裁者眼裡，只有天子一人代表天命，士大夫要替天行道、為民請命，要與天子分享天命、在皇權之外另外樹立一個權威，想都不要想。朱元璋喜歡孔子，討厭孟子，因為孟子思想太激進，竟然講“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令他很不爽。洪武三年（一三七〇年），當他讀到《孟子》中“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朱元璋大怒，失聲大叫：“這老頭要是活到今天，非嚴辦不可！”他下令國子監將孔廟中的孟子牌位撤下，把孟子逐出孔廟。
▲朱元璋：老朱家不歡迎下邊這廝
▲孟子：昏君，你朱家遲早要完
布衣出身的朱元璋痛恨讀書人，仇視官僚士大夫，但有論者以為他對民眾有感情，待百姓是好的。王權、士大夫與民眾，這是政治中的三角。王權的首要敵人從來不是民眾，而是貴族世家、官僚士大夫。因為無論是世家大族，還是士大夫，都要與王權分享權力，共治天下。以自耕農為主體的芸芸眾生們，則終日盼望著一個為民做主的好皇帝；而皇上也要藉助民粹，煞煞士大夫的倨傲之氣。來自底層的布衣君主對抽象的、作為整體的人民有理論上的偏愛，但一旦涉及具體的、活生生的個體民眾，卻是殘酷無情，毫無憐憫之心。
那麼，獨裁製之下，明朝之君主是否就此可以為所欲為、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呢？非也。雖然相權廢除了，但文官治國的傳統還在。對於龐大的官僚系統而言，它有自身的利益、意志和性格，其背後又有儒家信念和祖宗之法支撐著，因此官僚系統與君主之間，又是一場永恆的隱匿戰爭。皇帝與官僚的較量，是意志的比拼，也是權術的鬥爭。充滿霸氣的帝王如明太祖、永樂帝藉助韓非的法術勢，可以將群僚們治得服服帖帖，敢怒不敢言。但自身性格羸弱，身邊又沒有強悍的宦官幫襯時，君主就只能被迫屈從於官僚機器的集體意志。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說，官僚們所需要的只是有一個個性平淡的君主作為天命的代表，坦率地說，就是皇帝最好毫無主見，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因為他的權威產生於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實際上所能控制的則至為微薄。名義上他是天子，實際上他受制於廷臣。
明太祖煞費苦心定下的《皇明祖訓》，原本希望讓朱家王朝萬歲萬萬歲，但還是逃脫不了“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朝代興亡歷史怪圈。明代代替元朝，又被清朝推翻，朝代循環往復，但為元朝所開創、朱元璋所確立的君主獨裁製度卻在繼續延伸，而漢唐兩宋所曾經有過的“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之中，成為了久遠而模糊的絕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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