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的知识分子有着怎样的命运？
中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共同体吗？
君主独裁，始于秦汉还是元明？
近代上海如何看待北京？
什么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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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阅读、喜欢历史的你或许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有过思考，也可能会对如上问题感兴趣。而有一位学者，他自称“无法归类的蝙蝠”，其研究领域广泛，对如上问题有着深入的思考，而这些都将呈现在《小时代中的理想主义》一书中。
本书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先生的全新文化随笔集，收录了作者近两年发表的重要作品，共分“史记”、“书生”、“怀人”、“家国”、“天下”、“情怀”六章，涉及关于近代史、学术史、知识分子史、地缘文化、文化批评等多种主题。许纪霖对学界和社会文化事件触觉敏锐，以独特的角度和案例分析切入研究，从而观照出社会历史事件、现象、人物背后不为人所察觉的深蕴。以下节选书中探讨皇权制度化与士大夫精神的一篇文章，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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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至宋：君主专制
都说传统中国的政治遗产是秦皇开创的君主专制，时人喜谈“周秦之变”，从西周的贵族封建制转向秦汉以王权为核心的郡县制，秦汉体制，历两千年而未变。这些说法，笼而统之，忽视了秦汉之后的中国政治，其实分前后两段，前一段是汉唐宋的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格局，后一段是元明清的君主独裁专制。从封建到郡县的“周秦之变”固然不错，但更值得留意的是从共治到独裁的“宋元之变”。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叫“崖山之后无中国”，说的是异族入侵、蛮夷当道之后，中原文化衰落消亡。文化亡了没亡，这是可争议之题，但汉唐两宋施行的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崖山之后，再无续曲。
中国的君主独裁专制，究竟始于何朝？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将君主专制与君主独裁作了区分。在他看来，君主独裁是一种法律化的建制，大小决策虽然由行政官僚拟案，但最后皆由君主一人乾纲独断，这是自宋代以后形成的制度。而在秦汉隋唐，虽然有像秦皇汉武这样的刚愎人主，但他们只是凭个人的意志与能力独断专行，远未形成制度，只是以人为转移的君主专制。枭雄一死，后主羸弱，遂回到汉唐的常规制度：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秦始王与汉武帝
（两位大佬只是君主专制，而非君主独裁）
所谓共治，乃是分内朝外朝。宰相原为君主之私臣，皇帝之家事与天下之国事都得由宰相这一大管家来打理。汉武帝之后，国事与家事、公与私得以区分，宰相率领儒家士大夫执掌外朝，独立于王室，有其自尊的地位，文人政府由此出现。内朝由皇帝的宗室、外戚组成。君主身为一朝之主，自然一言九鼎，但实际的行政权力由士大夫的文人政府施行。
▲汉代的内朝与外朝
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到了唐代更为系统。唐代的相权虽然一分为三，分为中书（决策）、门下（复核）和尚书（执行）三省，但士大夫的权力较之两汉有升无降。中书省负责为皇帝拟诏书，君主只需同意画敕而已。然后，皇帝的敕令还要送给门下省的文官复核审查，合乎法律与规矩之后，再送到尚书省执行。唐朝士大夫权力嚣张，王权谦卑，不是没有缘由的。中世之际，各路世家大族尚存，士大夫的背后有门阀支撑，皇帝不过是贵族的共主而已，此消彼长，王权在相权面前，不得不恭敬有加，不敢独断。
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到了宋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五代十国大乱之后，门阀贵族渐亡，科举出身的士大夫来自乡间布衣，要看王权的脸色，君重相轻，宋朝国策的最后决定权不再在宰相手里，而落到了皇帝的手上。不过，为了防止唐末的藩镇割据重现，从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开始，两宋就有重文轻武的传统，宋太祖立下了“不杀大臣和言官”的规矩，士大夫的权力与尊严仍然受到君主的尊重。宋代的士大夫以理学为立身之本，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普遍意识，大多为人正直，敢于担当。无论是君主，还是宰相大臣，皆以法为度，不敢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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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迄清：君主独裁
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到了崖山一役之后终于被打破了！来自大草原的成吉思汗后代骁勇有之，文明不足。他们马上得天下，也以暴力治天下。中原的华夏汉民族早在西周就产生了民本的思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到了孔孟，发展为一套完整的执政为民的儒家王道。民意代表天意，而士大夫又代表了民意，所以为政者不得不尊重士大夫。但是，元朝统治者来自狩猎民族，他们将打下的江山连同民众统统视为狩猎品。没有了民本的观念，当然更谈不上尊重士大夫了。元代在政治上实行严格的族群等级制度，蒙古人、西域的色目人是可靠放心的统治阶级，而汉人（黄河流域）与南人（长江流域以南）不得为正官，更不用说当宰相大臣了。元代的皇帝就是草原上说一不二的大可汗，是丛林世界的狮子王，卧榻之旁，决不容他人酣睡，哪里还有士大夫与大可汗共治天下之空间？
▲崖山海战：崖山之后无中国？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宋元之变”。自此之后，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开明格局不再回归，代之以绝对的君主独裁。汉唐两宋的君主专制是君主个人强力意志的偶然现象，在制度上毕竟还是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内朝之外，还有宰相率领的文武百官，具体打理天下事务。然而，元代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真正奠定君主独裁制度的，不是短命的元代，而是继之而起的明朝。明朝虽然回到了汉人当皇帝的时代，但是朱元璋及其子孙们却深深地中了游牧民族的大可汗独裁之毒。朱元璋军事北伐成功了，灵魂却被成吉思汗南伐了。这位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皇帝，没有读过多少儒家经典，倒是在蒙古人的统治下，耳濡目染，学会了许多残暴地对待读书人、折磨士大夫的君王之术。他像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一样，将天下的土地与人民都视为自己的私产，想尽一切办法传给自己的子孙。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原文化有天下意识，而无江山意识。天下，本来是天下人之天下也，非一家一姓之皇族所独有；自元明之后，对于君主来说，只有朝廷之小江山，再无“天下人之天下”意识，即使有的话，也蜕变为家天下、皇天下、朱家人之小天下。
从汉唐到宋明，士大夫与君权的关系，一直呈一条下降的通道，只要从君臣之礼就可以看得明白。汉代的丞相见君主，皇上必须起身相迎；唐代的三省长官去见君主，皇上还能赐坐赏茶，坐而论道；宋代的宰相去见君主，只能毕恭毕敬立奏；到了明朝，文武百官包括首辅觐见皇上，就要行三跪九拜之礼了。士大夫在王权面前的尊严，如同秋风横扫之下的落叶，凄然飘落，荡然无存。
明太祖和永乐帝都是不世之枭雄，皇帝中难得的狠角色，他们要灭的不是读书人的肉身，而是孔夫子留给他们的尊严。肉体的惩罚还在其次，要害在精神上羞辱士大夫，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只是朱家奴才之命。在独裁者眼里，只有天子一人代表天命，士大夫要替天行道、为民请命，要与天子分享天命、在皇权之外另外树立一个权威，想都不要想。朱元璋喜欢孔子，讨厌孟子，因为孟子思想太激进，竟然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令他很不爽。洪武三年（一三七〇年），当他读到《孟子》中“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朱元璋大怒，失声大叫：“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他下令国子监将孔庙中的孟子牌位撤下，把孟子逐出孔庙。
▲朱元璋：老朱家不欢迎下边这厮
▲孟子：昏君，你朱家迟早要完
布衣出身的朱元璋痛恨读书人，仇视官僚士大夫，但有论者以为他对民众有感情，待百姓是好的。王权、士大夫与民众，这是政治中的三角。王权的首要敌人从来不是民众，而是贵族世家、官僚士大夫。因为无论是世家大族，还是士大夫，都要与王权分享权力，共治天下。以自耕农为主体的芸芸众生们，则终日盼望着一个为民做主的好皇帝；而皇上也要借助民粹，煞煞士大夫的倨傲之气。来自底层的布衣君主对抽象的、作为整体的人民有理论上的偏爱，但一旦涉及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民众，却是残酷无情，毫无怜悯之心。
那么，独裁制之下，明朝之君主是否就此可以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非也。虽然相权废除了，但文官治国的传统还在。对于庞大的官僚系统而言，它有自身的利益、意志和性格，其背后又有儒家信念和祖宗之法支撑着，因此官僚系统与君主之间，又是一场永恒的隐匿战争。皇帝与官僚的较量，是意志的比拼，也是权术的斗争。充满霸气的帝王如明太祖、永乐帝借助韩非的法术势，可以将群僚们治得服服帖帖，敢怒不敢言。但自身性格羸弱，身边又没有强悍的宦官帮衬时，君主就只能被迫屈从于官僚机器的集体意志。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官僚们所需要的只是有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
明太祖煞费苦心定下的《皇明祖训》，原本希望让朱家王朝万岁万万岁，但还是逃脱不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朝代兴亡历史怪圈。明代代替元朝，又被清朝推翻，朝代循环往复，但为元朝所开创、朱元璋所确立的君主独裁制度却在继续延伸，而汉唐两宋所曾经有过的“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成为了久远而模糊的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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