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抛开其他因素，只是就韩复榘的死来说的话，那当然是比较冤枉的。因为他的死不是因为他不战而逃，而是因为他在大庭广众之下直接当面怼了委员长，然后就被委员长拉出去毙了。
其实抗战初期，各地军阀像他这样不战而逃的人很多，不止韩复榘一个，是普遍情况。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出什么问题，只要保存了实力，就算是委员长批评也罢，并不会真的加罪于这些人。
对委员长来说，这些军阀的地盘和军队本来也不受他控制，所以丢还是没丢，委员长只有面子问题，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反正不丢委员长也插不上手，丢了委员长也没什么损失，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委员长都不是太在意。
张学良的东北，汤玉麟的热河，宋哲元的河北，韩复榘的山东，阎锡山的山西，都是这种情况。他们虽然表面上已经归属于国民政府，军队也在国军编制序列之下，但是都是自己占地为王，割据一方，只要不公然反对委员长，委员长也就是睁只眼闭只眼，能凑合就凑合。
但是从九一八之后，委员长就开了个很坏的头，这就是张学良因为失去了东北的根据地，而在关内又没有固定的地盘，只能在关内被人掌当枪使，到处帮委员长打内战，和雇佣军都差不了多少。
更糟糕的是，1932年，冯玉祥组织旧部抗日，委员长不但没有给予任何支持，反而和日军前后夹击，消灭了冯玉祥的军队。这对各地军阀的触动是比较大的，意识到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否则就和张学良一样，会变成丧家之犬。
军阀平时虽然不听委员长的，但是战争来了，他们就把委员长当领导了。各地军阀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后，如果日军入侵自己的地盘，首先的反应都是向委员长汇报，并且要求园长给你实质性的支持，这当然包括给钱出兵。
委员长也不傻，当然，只是口头上要求他们严防死守，寸土不失，但是实质性的支援一点也没有，既不给钱，也不出兵。各地军阀当然本来也没有指望委员长能有什么实质性支援，所以主要目的就是甩锅，一看目的达到，就自己先转移了，保存实力去了。
问题出在，别人虽然这么干了，但是委员长和舆论批评，多数也都是解释一下，搪塞过去就行。韩复榘倒好，委员长责怪他一枪没放就丢了山东，他直接回怼委员长也丢了南京。而且南京是当时的首都，国际影响更糟糕。所以委员长面子上挂不住了，就让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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