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围城》对其人间的想象形构和道德承担是破碎而窘困的，这解释了流浪汉小说的结构形式和讽喻的讲述口吻，也可以借此解读方鸿渐的文学形象。作为文化与社会建构支点的传统的“文”已经寿终正寝，《围城》中的大大小小的人物，仿佛是一群形形色色的鼬鼠，从不再舒适的巢穴中，遭到作者的奋力驱逐。人们读书，除了趣味相投，大抵还想多少获得一些对于现世 生活的经验的。偏偏像《围城》这样的小说，既不钟情于揭发，也不致力于改造，亦无悲情与慰藉，只做乱世中的讽喻与观照，让人独罢掩卷，越发消沉而困顿了。
《剑桥中国文学史》对钱钟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不像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那样不胜追捧，或许中国文学史比起30年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过于漫长了些。而且钱钟书的小说比起全景式描述的左派社会分析小说，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力要小得多。《剑桥中国文学史》对《围城》的描述如下：
钱钟书长篇小说的书名《围城》借用了法国谚语对婚姻的比喻，这在小说中人物对话有所表明：“婚姻是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进去，城内的人想出去。”主角方鸿渐在感情方面总是纠缠不清，难以脱身。虽然他基本上是一个善良的人，他和家庭、同事、妻子的关系却每况愈下，因为他既拙于表达，又不能坚持立场。在琐碎生活的背景下，他日渐孤立，充满了无力感。方氏在上海和内地之间的往返暗示“围城”的另一个面向即是绕圈子。在存在意义的层面上，这部黑色幽默小说可视为对现代人困境的评点。
说方鸿渐拙于表达，似乎有些不符合小说对方鸿渐的描述，他的生活虽然琐碎，背景却很彻底。方鸿渐有着能言善辩的口才，只是没有行动能力，连在官场亨通的赵辛楣都称赞方鸿渐说人很有聊，但是无用。方鸿渐在苏小姐与唐小姐之间的言语周旋也表明了他的言语能力。只是方鸿渐行动能力的缺乏，让他“和家庭、同事、妻子的关系却每况愈下”的。说起方鸿渐生活的背景，他中日战争爆发背景下的归国与逃难，在乡绅与城市几个家庭中的周旋，往返于上海与内地的行程，出于政治派别倾轧的离职等，背景都算不得琐碎。《围城》的开头便磅礴大气的交代出了历史背景：“这是七月下旬，合中国旧历的三伏，一年最热的时候。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利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因为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但是没有行动能力的方鸿渐却在如此大的历史背景下，过的却是被偶然性控制了的琐碎与循环的人生。
《围城》对现代中国人生存困境（绕圈子）的哲学探讨，体现在方鸿渐身上便是“不彻底”。《围城》中，方鸿渐对自己的不彻底有过一番趣谈，这番趣谈就发生在他跟苏文纨的一次打趣之中：
方鸿渐诚心佩服苏小姐说话漂亮，回答道：“给你这么一讲，我就没有亏心内愧的感觉了。我该早来告诉你的，你说话真通达！你说我在小节上看不开，这话尤其深刻。世界上大事情像可以随便应付，偏是小事倒丝毫假借不了。譬如贪官污吏，纳贿几千万，而决不肯偷人家的钱袋。我这幽默的态度，确不彻底。”
这段话虽然是方鸿渐应付苏文纨的趣谈，却也无意中点中了“世界上大事情像可以随便应付，偏是小事倒丝毫假借不了”的人所在世界的荒唐。我原来很疑惑，以方鸿渐的性格、学识和教养，在世间安然生存不至于会走到如此落魄的地步。经济上尚没有大的窘迫，精神上和感情上，的确让人失望很多。看来，不光方鸿渐幽默的态度不彻底，他做人也很不彻底。
方鸿渐的运气和不幸全部源自他的这种不彻底的态度：因为他的不彻底，他才有机会跟上海周家订婚，未婚妻就抓紧机会死掉了，换来了一笔留洋费用；因为他的不彻底，留洋归来的途中，才有鲍小姐暂且充当饭后甜点，又在一个春光无处可泄的时机，得到苏小姐的赏识；由于他的不彻底，得到了贵人相助，无意中和赵辛楣成了莫逆，被三闾大学聘去做教授。也正是由于他的不彻底，他既放弃不了苏文纨的勾引，也抵挡不住唐晓芙的质问，感情也终于鸡飞蛋打；他好不容易和唐晓芙发生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恋爱，也正是由于他的不彻底，无疾而终；由于他的不彻底，他落入了孙柔嘉的婚姻圈套，并被三闾大学的师生排挤。这一切全在方鸿渐的意料之外，说白了，他顶多算是随波逐流。讽刺的是，随波逐流中的方鸿渐运气不错，只有当他决定坚持原则，才从报社辞职，和孙柔嘉的婚姻亮红灯。
方鸿渐的确有本事减少一些处世的尴尬，这主要归因于他的不彻底。而且方鸿渐的不彻底的确是他的可爱之处。有幽默感，随意洒脱，像是一个真正懂得生活的人。可是这些性格上很应该得到赏识的特点，偏偏成了让他一步一步致命的要害。方鸿渐随意洒脱，哲学、文学、社会学等等都有接触，尽可以在任何场合谈笑风生；去三闾大学的一路上尽管艰难，与辛楣相伴，却生出了不少乐趣：乘车，住店，吃饭，喝咖啡，邂逅妓女，刀光剑影的江湖却在方鸿渐的点评之下，带出了《汤姆·琼斯》的英式喜剧味道。只是在中国，幽默感只是和情人朋友调笑的调节品，丝毫不能做和敌人关系的润滑剂。在冰冷循环的大历史长河中，无尽的在琐碎中“绕圈子”的方鸿渐，终于将那点可爱与有趣，也给消磨掉了，成了人性中最可悲和最可恶的那一丝错置的荒唐。
钱钟书的确给了方鸿渐一次真正的恋爱，一次彻底的感情投入，这是方鸿渐的人生中最为彻底的一次重大事件和人生经历。尽管这段感情刚开始，便夭折了。对于苏小姐的专断，唐小姐的质问，方鸿渐的口才没有派上任何用场，尽管他敢在学校的演讲上，谈及西洋文明对中国的影响只留下两样挥之不去的东西，鸦片和梅毒。钱钟书让方鸿渐的这次彻底的感情，带给他的人生经验，其意义非凡。对于并不太表达同情心的钱钟书，觉得总应该给方鸿渐一次彻底的爱恋，因为人生一世，每个人都有一次彻底爱恋的机会。尽管钱钟书并没有让方鸿渐把这次彻底的爱恋进行到底。《围城》中对方鸿渐和唐晓芙分手的片段有这样描述：
她忙到窗口一望，果然鸿渐背马路在斜对面人家的篱笆外站着，风里的雨线像水鞭子正侧横斜地抽他漠无反应的身体。她看得心溶化成苦水，想一分钟后他再不走，一定不顾笑话，叫用人请他回来。这一分钟好长，她等不及了，正要分付女用人，鸿渐忽然回过脸来，狗抖毛似的抖擞身子，像把周围的雨抖出去，开步走了。
历史，在代表它的时间身上，仅仅出现几秒钟的差池，便有了彻底的改写。如果非要从这些偶然性中找出历史之必然，那就是偶然性才是造成人生围城困境的最大因素。谱写历史的学者应该懂得偶然性在汤汤历史长河中的巨大作用。方鸿渐和唐小姐分手前的细节，全都说明，琐碎是决定生命和爱情（应该就是人性）的至关重要的东西。乱世的纷扰，人性的残缺，圆满只是偶然。琐碎成了文化的困顿与破碎在精英主义者眼中的另一呈现形式。成于琐碎，败于琐碎。
方鸿渐与唐晓芙的这次彻底爱恋的不彻底结束，在《围城》中意义非凡，那就是表达陷入绕圈子的琐碎人生，给人带来的意义缺失。在《围城》的序中，钱钟书对于人生意义的缺失，表现出了极大的嘲讽。他一面交代自己所描述的人是动物性的人，一面对于“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的政治理想表示失望，“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然而他的书却避开“精巧的不老实”，而是从琐碎循环中，抛开“忧世伤生”的情怀，去“锱铢积累”地挖掘意义缺失的灰色人生的底子。
关于跟唐晓芙的这次恋爱，方鸿渐对孙柔嘉做过这样一番感慨：他（方鸿渐）叹口气道：“只有你这傻瓜念念不忘地把她记在心里！我早忘了，她也许嫁了人，做了母亲，也不会记得我了。现在想想结婚以前把恋爱看 得那样郑重，真是幼稚。老实说，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谈恋爱的时候，双方本相全收敛起来，到结婚还没有彼此认清，倒是老式婚姻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得谁。”鲁迅在他的短篇小说《在酒楼上》借吕纬甫之口，也表达过相同的描述：“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下，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都是精英主义者的钱钟书因为没有鲁迅那样执着于改造国民，因此同样是像苍蝇一样绕圈子的方鸿渐，并没有吕纬甫那样头脑清醒，对于可悲人生有着深切的认识，于是就更加深心灵的痛楚。绕圈子于方鸿渐，只成了一种凄怆、悲凉和嘲讽。
唐晓芙的爱情并没有给方鸿渐失意落魄的倒霉生活里增添任何光彩。曾经那些活过的方鸿渐们，一个接一个的，都死掉了，这便是不彻底和不坚持立场的方鸿渐。剩下最后一个依旧不彻底和不坚持立场的方鸿渐，在并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有感情的婚姻里面，挣扎，失意。大历史中的最卑微的人生便是这样子吧？
钱钟书在《围城》的序言中说道，“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事实上，小说《围城》本身丰富体现出了中国知识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境地。儒家文化的崩坏情形下（在序中的抨击考据癖及其方遯翁的身上，仍旧可见桐城派幽灵的影子），西学东渐，与方鸿渐等的留学归来的情节有着一脉相承的吻合。方鸿渐并不是钱钟书，作者试图在小说中“自我消除”，来让人达到真正的自由境地，这正好也迎合了时下上海孤岛的围困。钱钟书是消沉的，他的人物终于要跃跃欲试。赵辛楣、苏文纨和孙柔嘉便是跃跃欲试的“这类人”中最好的代表。别的那些小人物，像李梅亭，顾尔谦，汪太太等，不过是动荡历史中仓促的一点黑幕，传统文化所赋予的神性退却，还原的是那点赤裸的动物根性。而赵辛楣、苏文纨和孙柔嘉是带着人性的。唐晓芙不算，她是仿盛世仿得最好的一首清纯的诗，鸿雁一瞥，倏忽而逝。
赵辛楣恐怕是《围城》中最可爱的一个角色，符合中国人选将、征友和招婿的极佳人选。苏文纨看他不上，只是她所代表的“文”一时为西学的浪漫欺骗了眼睛。赵辛楣自称干实事的人，只是他的务实是针对女人的，他的浪漫却针对男人。所以尽管他嘲弄方鸿渐学哲学等于什么都没学，仍旧成了他的挚友；他的先痴迷苏文纨，再痴迷汪太太，全都成了有始无终的遗憾。赵辛楣和方鸿渐的友谊，总带些男性情谊的色彩，一方面是义所赋予中国男性间的浪漫主义所致，一面是中国男人在文化规则过于成熟下的不成熟心性所致。赵辛楣在实务上是机敏的，他总结的方鸿渐有趣而无用，准确到位；他也能一眼识破孙柔嘉是个“心机婊”，然而他的陷入情网却盲目得很。可见赵辛楣自有盲区，可也不执着于认知和改造。方鸿渐应该能做他最好的朋友，天真汉生来就是权贵的网罗之物。
苏文纨是权力和虚荣的动物，传统“文”的留学镀金后的象征。多数传统文人一面贪恋权力，一面粉饰人生，方鸿渐对其口至而实不惠的批判，构成了他们之间在飘摇不定的时代中情事游戏的比喻。苏文纨喜欢方鸿渐倒是真的，可是她哄骗了方鸿渐的一个吻，也是假借月色的朦胧和女性的娇羞，半骗半强来的。方鸿渐与唐晓芙的恋爱，是借了苏文纨的力的。假若男女间的情事是政治，苏文纨对大局的把握准确而得当。当苏文纨得知方鸿渐另有所恋，立刻动用手段，拿出杀手锏，离间了方鸿渐和唐晓芙的爱情，相爱的人最经不住误解，或者说，一旦“文”有了缺失，只剩下赤裸的真相，是不利于爱情的生发的。苏文纨并不痴情，把方鸿渐连带赵辛楣一起，弃之如敝履，转嫁爱慕她的曹元朗，日后再以偷情的方式笼络赵辛楣。她选夫婿就如同政客找投资人，显示出中国文人的功利主义特色的一面。《围城》中还不忘了给苏文纨的这种权力之选，罩上一层虚荣的浪漫：
病中几天，苏小姐天天来望她陪她，还告诉她已跟曹元朗订婚，兴头上偷偷地把曹元朗求婚的事告诉她。据说曹元朗在十五岁时早下决心不结婚，一见了苏小姐，十五年来的人生观像大地震时的日本房屋。因此，“他自己说，他最初恨我怕我，想躲着我，可是——”苏小姐笑着扭身不说完那句话。求婚是这样的，曹元朗见了面，一股怪可怜的样子，忽然把一个丝绒盒子塞在苏小姐手里，神色仓皇地跑了。苏小姐打开，盒子里盘一条金挂链，头上一块大翡翠，链下压一张信纸。唐小姐问她信上说些什么，苏小姐道：“他说他最初恨我，怕我，可是现在——唉，你这孩子最顽皮，我不告诉你。”
孙柔嘉是心机动物，方鸿渐说她“千方百计”，是戳中了孙柔嘉的痛处的，也偏偏被孙柔嘉支招化解了。她的拆招方式是，我也就对你千方百计，意思是换了别的男人，实在不配。爱情是化解生硬现实的妙招，孙柔嘉是爱方鸿渐的，只可惜在精英主义者钱钟书眼中，爱情有些过于渺小。他已经慷慨给予过方鸿渐一次爱情，绝不肯再次施舍。孙柔嘉在船上的时候就被赵辛楣识破了真相，在三闾大学又正面上演了一番网罗方鸿渐的大戏码，觉得方鸿渐又遇上赵辛楣，恐怕笼络不住，又谎称怀孕，逼他结婚。偏偏钱钟书又特意安排了一场孙柔嘉和苏文纨见面的场景，时值孙柔嘉刚配置了一套新衣服，信心大增，结果在苏文纨高高在上的俯视之下完败。两个女人虽然有同等程度的虚荣，然而权力级别却不在一个层面上。这时候的方鸿渐仍旧被两个女人爱着，仍旧被赵辛楣这个老友袒护着，忍受些委屈也就罢了，只是孙柔嘉，像一个全不招人待见的外室，钱钟书对她进行了一次血淋淋的精神谋杀。即便如此，孙柔嘉终于对方鸿渐发出愤怒的声讨“Coward！Coward！”
《围城》最后一章的风格大变，有接近尾声的洪荒般势不可挡的仓促。方鸿渐在婚后终于放下了他的“玩世不恭”，认认真真的生活起来。他的趣味与可爱——他的性情中的唯一美妙之处——也终于在这动荡年月里消磨殆尽了，身边只留下一个孙柔嘉，困在孤岛般的上海。在报社他严肃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而被迫离职；家庭中他既憎恶自己传统的封建大家庭，又憎恶孙柔嘉与她姑母建构起来“资本家走狗”的家庭。他仍旧被各种圈子排挤在外，处于一种深夜街头飘摇的灰色地带，一种无归属感的落魄。堂皇而现代的上海的街头，恓惶的方鸿渐不由得要把自己比作笨朴的玩具，大历史与小人物又来了一次生死交错：
窗外站一个短衣褴褛的老头子，目不转睛地看窗里的东西，臂上挽个篮，盛着粗拙的泥娃娃和蜡纸粘的风转。鸿渐想现在都市里的小孩子全不要这种笨朴的玩具了，讲究的洋货有的是，可怜这老头子，不会有生意。忽然联想到自己正像他篮子的玩具，这个年头儿没人过问，所以找职业这样困难。
笨朴的玩具与陈腐的文化，如出一辙，隐藏着时代的虚无和忧郁，折射着中国从近代向现代艰难蜕变后那丝国人的愤怒、怨怼，仇恨，悲情，乃至讪笑和戏谑。可是，人的身世如何，是来不及过问的。
我常常走过北京的地下通道和地铁口，听到胡琴的悠扬声，是乡土中国的一丝游魂，总要忍不住驻足，对于衣衫褴褛的人，也没有投下半分钱。我们是文化至上主义者，我们生来是为了承载文化的，当文化对现实投射不足而又无可补偿之处，人也精赤条条的，落魄至此。他自己无论如何是可以活着的，即使死了，也是文化过往的工具，而又引发了你身世飘零的悲怀，这就够了。我们就是靠错位的荒诞来确认自我生存的真实意义。方鸿渐在文化与现实的错位中，已然传达出来了人生中“缺失”的意义。再一次，文化是家中那只祖传的老钟，现实已经发生了遽然的变动，于是“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的荒诞才变得“讽刺和感伤”。
那只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来，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等夜深人静，搬出来一一细数：“当、当、当、当、当、当”响了六下。六点钟是五个钟头以前，那时候鸿渐在回家的路上走，蓄心要待柔嘉好，劝她别再为昨天的事弄得夫妇不欢；那时候，柔嘉在家里等鸿渐回来吃晚饭，希望他会跟姑母和好，到她厂里做事。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钱钟书在小说中的消隐，是知识精英的困顿和焦虑，但是给《围城》写序的杨绛女士却勾勒出了一个更为天真的钱钟书和更为真实的《围城》世界。在杨绛女士的文笔中，人性更为可爱，和《围城》中人性残缺和道德困顿互为弥补，是为夫妻篇。
閱讀更多 鑄與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