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是钱锺书先生所著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围城》包含着深厚的思想意蕴。一是社会批判层面。作品通过主人公方鸿渐的人生历程，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统区的国政时弊和众生相进行了抨击，包括对上海洋化商埠的腐败堕落、对内地农村的落后闭塞，对教育界、知识界的腐败现象的讥讽。二是文化批判的层面。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对“新儒林”的描写和对一批归国留学生和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来实现的。
《围城》成功塑造了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纨和李梅亭、顾尔谦等知识分子形象。不过可惜的是，钱老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完成了这部作品后，虽然劝他继续写续书的呼声很高，但由于种种原因，钱老都没有再动笔，使得《围城》中众人定格在了抗战时期。
笔者自幼被电视剧《围城》中众多明星的精湛演技和幽默故事所吸引，长大后又多次阅读小说，被钱老深邃的思想和犀利的语言所折服，同时也大胆猜想了一下几位主角后来的命运。
我们先看看几位主角的年龄。方鸿渐和苏文纨是在1937年夏天回国的，书中介绍苏小姐当时二十五六岁的年纪，我们假设苏文纨生于1911年，跟中华民国同龄。方鸿渐比她略大，假设他生于1910年，正好与钱锺书同岁。关于赵辛楣，书中讲，方鸿渐在香港见到赵辛楣和苏文纨时，赵伯母说赵辛楣三十几岁的人了。那么赵辛楣应该是比方鸿渐还要大一些，假设他生于1908年，也就是清光绪三十四年。
苏文纨
苏文纨在1938年嫁给了曹元朗，其后夫妻前往重庆，曹元朗在岳父的关照下在政府里谋了个职位。曹元朗懂得在苏家的影子里“安静地”成长，所以夫妻关系也还算和睦，先后生下一对子女。抗战胜利后，夫妇俩跟随政府搬回南京。民国三十八年，苏文纨也正好38岁。国军败退，国府迁台，作为政府公务员的曹元朗肯定也会辗转来到台湾。苏文纨来台后，充分发挥从商的优势，成为一位成功的商人，其后由子女继承家业。不过，这四十年中，她也曾无数次来到海边眺望大陆。直到1990年前后，她虽已80高龄，终于再度踏上了故土，回到了她昼思夜想的上海滩，站在那座带着大花园的洋房院墙外，感慨万千……
方鸿渐
方鸿渐1937年回国，1938年上半年经历了爱情、事业的双重打击，遂与赵辛楣、孙柔嘉等共赴三闾大学。在三闾大学的一年，他领略到象牙塔里的各种勾心斗角，但也迈进了婚姻的围城，与孙柔嘉在香港结婚，并于1939年秋回到上海。其后的故事，读者也都清楚，他与孙柔嘉闹翻，辞去了华美新闻社的工作，极大可能在赵辛楣的召唤下奔赴重庆，此时已是1940年了。我无法推测方鸿渐和孙柔嘉后来是否复合，因为这实在一个复杂的问题，可能只有钱老先生自己知道。方鸿渐的经历应该是与钱钟书类似，他虽在赵辛楣的帮助下谋了个职位，但鉴于他是个全无用处的好人，他也实在不适合在官场混迹。在重庆呆了几年，抗战胜利后，他重新回到上海，仍以政府职员的身份等待1949年的到来。国民党败退后，他的政府职员工作无法继续，他凭借在海外游学和三闾大学的教师经历，再次回到教育界，被上海某大学聘为外语教授。经历了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他被调到北京某所以文科见长的大学教授外语课程。此时的方鸿渐开始坦然接受眼前的一切，沉下心来培养学生、著书立说。其后多次的政治运动，他虽都被波及，好在他地位不高，少有“反动”言论，所以都得以保全。80岁以后，方鸿渐仍精神矍铄，身体健康。这一年春天，他又想起了老家锡亭和上海，他决定带着孙子回去看看。他们回老家祭拜了方豚翁夫妇的墓地，看望了凤仪和鹏图两兄弟，这才来到上海。他在周经理家门外、唐小姐家楼下、点金银行旧址门口、南京路有轨电车旁、淮海路梧桐树下不断驻足，虽然物是人非，但点点滴滴的回忆总被勾起。方鸿渐给孙子讲起以前的事情，讲船上“局部的真理”，讲Jimmy Chang那中英文夹杂的说话，讲周效成的不学无术……方鸿渐不禁又想起了“苏小姐”，爷孙俩来到了苏家大宅门口。这时也有一位老妇人在问门房：“这里以前是我家的房子，我能进去看看吗？”
赵辛楣
赵辛楣对于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都了然于胸，他谨记“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所以他虽在外交署的处长位子很稳当，但要往上爬似乎还是缺了些什么东西。他是方鸿渐的铁哥们，为他安排在重庆和上海的工作，直到1949年的大变局。赵辛楣对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和黑暗极度失望，但对于共产党又有着深深的恐惧。正好此时国民政府急于需要美国更多的支持以便在台湾站稳脚跟并伺机反攻大陆，需要一批了解美国政治的人员协调双方的关系，赵辛楣就借此机会远赴美国，成为驻美公使。行前，他与方鸿渐彻夜长谈，留下了在美国的联系方式。不料此后数十年，中美之间的民间联系几近中断。他偶尔还会前往台湾，每次也会到苏家拜访。赵辛楣岁数大了以后，身体不太好，他惦记着远在中国的老朋友方鸿渐，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是否还健在。不知道有生之年这对老朋友是否还有见面的机会……
三闾大学众人
高松年和李梅亭都是“忠诚”的三民主义者，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溃败扼腕叹息。抗战胜利后，三闾大学刚从湖南平成迁到了大城市，但没想到这才几年，他们又得走了。高松年带着李梅亭、顾尔谦、韩学愈、陆子潇一干人等在台湾新竹举行了三闾大学复办开学仪式，继续着他的教育理想。汪处厚因为部里汪次长的失势而被高松年排挤，1949年他带着汪太太先到广州，后来又到香港。他不敢回大陆，也不敢去台湾，战战兢兢地在香港呆了几年便撒手归西，留下汪太太和佣人阿玲开始了新生活。
沈先生夫妇
日本人占领上海后，沈先生经不起日本人和76号特工们的威逼利诱，出来加入了所谓“和平运动”，在伪上海市政府任职，与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狼狈为奸。抗战胜利后，他曾寄希望周佛海为他在南京政府面前开脱罪责，表明是忍辱负重，潜伏日伪内部。不料周佛海被捕受审，沈先生夫妇终究没有逃脱，从上海提篮桥监狱提出后，以汉奸罪在上海北郊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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