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宋彥成（方塘智庫區域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
一個世紀以來，朝鮮半島政局不穩，對於和北部朝鮮依三八線分而治之的韓國來說，其歷史也只區區數十載。溯洄從之，二戰後，朝鮮半島順利擺脫日據，卻轉而成為美蘇爭霸的角鬥場，附帶流亡色彩的大韓民國其實體政府也得以成為可能。
獨立之後的韓國，一方面由於美國在資金、技術等層面加以大力支援，另一方面通過自身的奮進，無論是李承晚獨裁時代，還是軍政府威權統治時期抑或是民主時代，無不奉行發展經濟的良策，從而使其在戰後短短三十年間躍居“亞洲四小龍”之列。
尤其是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在西方發達國家產業轉型升級之際，韓國借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產業，80年代後，實施出口導向型戰略，發展外向型經濟，在強化本國產業轉型升級的同時，也在進行新一輪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
如此，在韓國政府持續的經濟發展計劃實施的過程中，韓國的工業體系得以建立，其中技術自主創新作為韓國經濟騰飛的助推器，更是使得韓國在半導體、造船、電子、光纖通信、航空等領域實現技術和產業全球領先的地位。
那麼，在一個更加宏觀的政經脈絡中，我們思考更多的是，經濟發展戰略和科技創新戰略如何相輔相成，而政府與企業又是如何推動科技創新？或者說，科技創新在政府和企業發展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1、韓國政治經濟脈絡
今天看來，日據時期無疑是朝鮮半島現代化的肇端，即便其中牽扯著現代民族國家之間的恩怨情仇。在此期間，日本殖民當局在半島大力興建基礎設施、興辦教育、移風易俗等，尤其是1924年成立京城帝國大學（為首爾大學前身），為戰後韓國經濟的復甦和發展提供了可能。
20世紀50年代，朝韓分治後，韓國先後經歷了獨裁到共和再到軍政府的威權統治，直到1987年後，逐漸還歸於一個自由民主的政府。但是，即便在李承晚獨裁統治時期及至後來的軍政府時代，韓國政府發展經濟的初心未曾改變。
從受美國的無償援助和優惠貸款開啟了戰後的經濟復甦，到60年代以來在軍政府的治下，開始第一個五年經濟發展計劃，借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的輕工產業；到了70年代，韓政府著力促進重化工業的發展，及到80年代，為了擴大出口市場，韓政府推行出口導向型戰略，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大企業合併重組，大舉進軍海外，由此也產生了一批財閥，這為日後的危機埋下伏筆。
在此期間，韓國政府通過財政、金融等手段鼓勵本國企業向外擴張，並在信貸、稅收和保險制度等方面給予優惠，鼓勵國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建立海外生產基地。以國民企業三星為例，漸成以貿易為導向、以工業為基礎、以金融為後盾的三元產業結構佈局，從而推動其市場國際化以及全球化擴張。
與此，到1996年，韓國人均國民收入達到12000美元，併成功加入OECD，如此意味著韓國步入發達國家行列，實現了經濟現代化的華麗轉身。毫無疑問，對於韓國來說，那是一個值得永遠記憶的一年。因為，在接下來的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來襲，韓國也未能倖免，股市震盪，韓元匯率急劇下跌。
事實上，在此之前看似盛世太平的大韓民國已然釀下危機，一方面，80年代以來在舉國經濟擴張的過程中，外債所佔GDP比重快速增長，在1996年甚至高達58％，其外匯儲備則遠遠不足；另一方面，韓國大企業在全球擴張中，大舉向銀行借貸，企業負債率高企，而隨著對外貿易不暢，大企業相繼破產勢如山崩，昔日風光無限的大宇即是，由此銀行不良資產迅速膨脹，迎來倒閉潮。
在此情境之下，韓政府積極展開救市，受益於550億美元的IMF和世界銀行貸款援助，部分企業得以轉危為安，調整發展戰略，以謀將來。危機過後，根據與IMF達成的協議，韓政府對其經濟領域進行大刀闊斧的結構調整與制度改革，不但提早償還了貸款，而且外匯儲備也從1997年捉襟見肘的38億美元，到了2017年達至3892.7億美元。
對於三星而言，通過調整公司的財務結構，使其負債率從1997年的365%降至1999年的148%。同時，在1999年年底，三星集團內部全部清除了各子公司之間高達2.3萬億韓元的相互支付擔保。
2、科技創新與韓國工業體系的建立
如同所有在一開始就處於技術劣勢的國家一樣，韓國在實現經濟現代化的進程中，同樣經歷了從技術引進到技術模仿再到技術自主創新的過程。二戰以後，得益於美國在資金和技術層面的援助，到了上世紀60年代軍政府治下的將近二十年間，一方面重點發展輕工產業，擴大出口，另一方面通過《外國資本促進法》，鼓勵外資流入，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
1973年，韓國開始實施“重化工業發展計劃”，以此初步形成造船、鋼鐵、汽車、電子、石化等工業體系，同時政府對企業實行“離乳”政策，減少對企業的投資，優勝劣汰，從而成就了三星、現代、大宇等未來企業。但當此之時，半島南部的企業主要聚焦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為國外知名企業做代加工，比如後來名噪天下的三星主要為日本三洋公司生產利潤較低的黑白電視機。
與此同時，韓政府自身則轉向教育和科研，加強和鼓勵技術研發。到了80年代，韓政府實施“科技立國”戰略，鼓勵企業技術創新，技術自主成為主旋律。以三星為例，不但在全球範圍內引入高水平的技術研發人才，而且根據公司的長期發展需要相繼於1986年、1987年成立三星經濟研究院（SERI）與三星綜合技術研究院（SAIT）。如此，依託其設計研發能力，三星的業務範圍拓展到電子、半導體、高分子化學、基因工程、光纖通信、航空，以及從納米技術到先進的網絡結構等更廣闊的領域。
事實上，也是從1980年代始，韓國企業紛紛在內部設立技術研究機構，一改從前政府主導技術研發的局面，不僅企業附設的技術研究所由80年代初的47家猛增至1999年4121家，而且企業的R&D投入也在呈指數級增長。
與此，韓政府以國民預算5%的財力支持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並且免徵科研用品進口關稅以及擴大技術開發資金支援。當此之時，無論大小企業，都在不斷加強研發設計投入，不吝銀錢，在國際國內市場中更是多封眾建，四處出擊。
1997年，源自東南亞的金融危機席捲韓國，韓國企業遭遇內憂外患，舉步維艱，一些富有遠見的企業如三星等開始求變，企業戰略由製造與研發轉向品牌提升，通過不斷的技術創新提升產品品質，準確定位市場，從而樹立了“動感、時尚、高科技”的品牌形象。
與之相應的是，政府則不斷加強基礎研究，擴大大學科研資金比例，更新大學的科研設施。步入21世紀，新經濟浪潮席捲全球，通過一系列的國家科技發展戰略和產業指導方針，韓企業對高新技術產業的熱情不減。譬如，三星集團屬意於生物工程這一頗具前景的行業，而政府則從財政、金融、知識產權轉讓、人力資源培訓、信息供應到出口便利等層面予以大力支持。當然，作為國民企業三星集團也不負眾望，生意做得風生水起。
如此，從貿易轉向重工業進而聚焦於IT行業再到新興產業，由勞動密集型轉向資本密集型再到知識密集型企業，由貼牌生產轉向產品自主開發，儼然三星集團的歷史就是一部韓國的技術發展史。
3、科技創新對於政企的意義
當前來看，韓國業已形成國家為先導、企業為主體，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並舉以及相對而言擁有健全法律保障的國家創新體系。當將科技創新體系放置在本國甚至全球的政經脈絡中，勢必要探討經濟和科技創新、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以及政府與企業如何推動科技創新？甚至於探討科技創新在政府和企業發展中的作用何在？
當我們追溯韓國以外向型經濟為主導的時代，發現這也是其製造業最為風光的日子，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並非是基於技術自主，而只是作為世界工廠的一員而已。對於一個重視出口的國家來說，當其本國內的生產成本逐漸抬升，既往的優勢不再，這甚至也成為韓國在遭遇亞洲金融危機時的內憂隱患所在。
事實上，我國當前也在面臨傳統產業日漸式微的發展困境，尤其是低端製造業所要求的低生產成本漸難以相匹，而為國外企業代加工也絕非長久之計，比如原在雄安新區安新縣三臺鎮的製鞋產業集群在充分考慮生產成本之後決計將產區轉移至冀中南地區的高邑縣，但在未來若要存續則必然走向品牌化、高端化，這就要求企業在技術、設計、產品質量以及品牌層面予以提升，從而增加其品牌附加值。
即便如三星，雖在步入中高端市場後又在低端市場殺了一個回馬槍，但此時的三星顯然已不可同日而語，可攻可守，進退自如。的確，上世紀80年代的韓國，在將出口導向作為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之際，其與一些發展中國家必然在國際市場中狹路相逢，比如與其相鄰的中國，改革開放乍起，政府與企業無不雄心勃勃。
因此，在我們看來，在利潤低薄、重量不重質、技術含量低、群雄環伺的境況下仍不思變革無異於束手待斃。當此之時，則需思變，變則通，通則久。上世紀80年代，韓政府大破大立，企業如三星等迅速著手調整發展戰略，紛紛附設研發機構，進軍中高端市場，而技術創新無疑是最佳解決方案。由此，誕生了一批諸如三星集團這樣在後世被認為具備財閥氣質的大企業，而其優勢在於足夠集聚各方資源的能力，無論是資本、技術、權力都堪稱頂配，繼而形成壟斷之勢。
對於一個歷來政治色彩濃郁的經濟體，無論是韓政府還是企業，始終處於一種交融的狀態。到了1990年代以後，韓國企業的投資熱情不減，財閥氣質的大企業交叉持股為常態，負債率居高不下，一榮俱榮，一毀俱毀。就其結果而言，一方面合併重組後的大企業助推了韓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其步入發達國家行列，而另一方面也為其埋下禍根，使其在新世紀來臨之前內外交困。當然，韓政府積極救市的行為卓有成效、表現可圈可點。
在方塘智庫看來，無論是政府對於國家經濟結構的調整還是企業發展戰略的轉向，其實都在試圖緊隨全球經濟發展形勢以及在新一輪國際產業分工格局中佔得先手，而其中新技術往往是新產業的基礎，新產業也往往會產生新的經濟結構與新的國際秩序。
對於當前的中國來說，無論是被提上日程的技術自主還是“中國製造2025”，其實都根源於傳統產業的日薄西山，而所面臨的產業轉型升級不但指向製造業等既存工業體系的現代化，更是需要通過發展新興產業來確立其自身未來的位置。
當此之時，政府為謀求經濟增長，不斷進行招商引資，打造產業集群，而一些產業新城運營商或特色小鎮的運營商，如華夏幸福，也在以PPP模式以及通過配置各方資源襄助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在全球產業變革之際，新興產業的未來市場因其技術領先以及前景廣闊而備受矚目，因此成為各國政府與企業的必爭之地。華夏幸福作為產業新城運營商，專門成立產業發展集團，從產業定位到產業環節的選定再到產業生態體系的打造，包括產業相關政策的設計、落實和招商引資，為地方政府提供產業發展的全套解決方案。
因此，在我們看來，唯有政府與企業合力，營造科技創新的良好環境，進而不斷進行科技創新才能帶動經濟增長。尤其是對於一個不甘於以生產代加工安身立命的國家和企業來說，外向型的經濟結構在本國成本優勢打破之後必然面臨轉向，技術自主戰略和品牌戰略既是企業長盛不衰的靈藥，也是一國經濟活水不斷的源頭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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