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同治皇帝批准李鴻章的奏摺，正式同意成立招商局。奏摺是批了，頭疼的事還在後面，因為老佛爺“准奏”後面還有一句話，“朝廷手頭上也緊，你自個兒想法子去吧。”這叫政策照給，資金自籌。
當晚李鴻章找來造船界鉅子朱共昂，即後來的招商局董事長，商量如何解決資金問題。兩人先按官場習慣相互兜圈子，儘量摸清對方態度，最後不約而同提到一個人：容閎。
容閎是清政府首批官費留學生，著有《西學東漸記》，他計劃以股份制形式創辦造船廠，並擬列《聯設新輪船公司章程》，這是中國最早模仿西方股份制籌組股份公司的設想，章程報到總理衙門後由於多方掣肘未能通過，但給李鴻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著這份章程兩人反覆醞釀並形成一致意見：按此法進行。
於是，輪船招商局成為近代中國第一家發行股票面向社會籌集資本興辦的新型股份制企業，號稱“中華第一股”。
清人炒股也瘋狂
招商局的原始股每股為100兩白銀，當時1兩白銀約值人民幣60元。也就是說它的股價是每股6000元！更驚人的是，到了1882年，它被炒到每股265兩白銀，摺合人民幣15900元！這麼高的股價也有人敢買，說明古人與現代人炒股同樣瘋狂。
1876年輪船招商局重新改組後，在清政府貸款支持下，以222萬兩銀子整體收購了氣焰囂張的美國旗昌輪船公司，輪船數一下達到三十餘艘，成為當時在華輪船公司中單家輪船數和噸位數都居第一位的輪船公司。受它的影響，1880年代初掀起了一股興辦股份制企業的高潮，並催生了中國第一家帶有證券交易所雛形的股票公司——上海股票平準公司。
股票這個新名詞在很短的時間就被人們廣為接受，購買股票頗為踴躍。如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等企業，有朝廷大員支持，不愁資金，不愁銷路，屬於國企績優藍籌股，格外受到青睞，每股都增長兩三倍之多，其他資源類股票如湖北長樂、鶴峰等銅礦股也增長了一倍半左右。
大清臣子們的想法或許與今天的人一樣，認為炒股就能賺錢，因此只要有新股發行，哪怕是些中小企業，也一哄而上競相爭購。
風險正慢慢積聚，一是不少發行股票的中小企業尚處於起步階段，前景難以預料；二是許多股民和現在一樣，並非只用自己的積蓄炒股，因為有把握賺到錢，自然放心大膽地借錢，有的向親戚朋友借，有的向同僚借，還有的大戶乾脆向外國銀行和錢莊借——這已經相當於現在的融資拆借，然後搶購股票。
一時間上海有點“全民炒股”的味道，當地居民所談的無一不是股票行情，很多股民在上海四馬路和大新街轉角處的惠芳榮樓聚會，形成“炒股茶會”，在茶會上，他們互通消息，口頭拍板成交。
1884年初，醞釀已久的股災破土而出，露出猙獰的面目。
一家名為金嘉記絲棧的大商號因經營不善突然倒閉，這就苦了四十多家提供貸款的錢莊，因收不回貸款，頭寸不足，為安全起見錢莊老闆們宣佈暫停借貸，使得幾十家企業因缺乏週轉資金先後破產，同時將二十多家錢莊拉下水。
同年12月，中法戰爭打響，國內形勢十分緊張，外國銀行和山西票號停止拆借資金給錢莊，這一來資金鍊徹底斷裂，爆發了金融危機。全國錢莊從78家陡降至10家，破產關閉的企業商號多達400家，股票價格一瀉千里。市價炒高至265兩的輪船招商局股票降至90兩，而各省的礦業公司股票更是分文不值。上海人第一次嚐到炒股的苦頭。
1910年的夏季，大清政府為拯救股市忙得汗流浹背。
那一年，席捲全球的橡膠股市“奔牛”終於趴下，熊市捲土重來。東南亞橡膠企業,約有1/3在上海上市,令上海成為全球橡膠股市的“發動機”之一,吸納的中國資金高達4000多萬兩白銀，將近國家財政年收入的一半。
如今，“發動機”驟然停火，股票狂跌。正元、謙餘、兆康三家錢莊，率先於7月15、16日兩天倒閉。這三家錢莊的莊主，把錢莊當做私人提款機,濫發莊票，大肆炒作橡膠股票，結果股市狂跌後，造成數百萬兩資金被套，週轉失靈,只好關門大吉。
上海市面立即大為恐慌。外資銀行見狀,為免遭受池魚之殃,準備收回拆借給中國錢莊的所有資金，這等於是火上澆油。隨後,森源、元豐、會大、協大、晉大等錢莊相繼倒閉
在危機面前，上海地方政府的行動可謂相當迅速。在正元錢莊等停業的當日，就將相關錢莊的有關人員及賬本等控制羈押。上海道臺蔡乃煌與商會人士緊急磋商，決心政府救市。
7月18日，蔡乃煌攜商會會長周金箴乘坐專車前往南京，向上司兩江總督張人駿彙報請示，返途中又到蘇州向另一上司江蘇巡撫程德全請示。當時錢莊的信用已經崩潰，從外資銀行再借款的話，必須由政府出面進行擔保。張人駿立即電奏中央，北京隨即批示，同意由政府出面擔保錢莊從外資銀行借款，以維持市面。北京外務部將此救市決定照會各國駐華公使。
8月4日，匯豐、麥加利、德華、道勝、正金、東方匯理、花旗、荷蘭、華比等九家外資銀行，向上海借出了總數為350萬兩的款項，錢莊則將相應數額的債票押給銀行,由上海道臺在債票上蓋章背書，作為政府擔保，錢莊還款後債票交道臺註銷。這麼大筆的緊急借款，各外資銀行並未趁機收取高息，年息只有4釐，大大低於市場行情，等於是金融援助。但為了防止“大清特色”的人亡政息，合同中特別約定了本項借款“由現任道臺及後任道臺完全擔保”。
在出面擔保借款之外，清政府亡羊補牢,抓捕各犯案金融機構的責任人。當時最重要的責任人、正元錢莊的股東陳逸卿，因是外商的買辦，受到美國政府的庇護，拒絕由中方進行審訊和逮捕。而兆康錢莊的股東唐壽江曾經花錢買過三品的道臺頂戴，也算是個“紅色資本家”，兩江總督張人駿只好先請旨將其革職，然後查抄家產：但剛脫掉了這位唐壽江的“紅”帽子，又發現他還戴了頂“藍”帽子：他已經加入了葡萄牙國籍,拿著洋人的“派司”,是外籍華人了。張人駿也不示弱,趕緊“依法辦事”，查出了葡萄牙民法有明確規定，不准他國的官員申請入籍,而唐壽江畢竟是大清國的堂堂三品道員，正好不符規定,照抓不誤。
一邊借款，一邊抓人，眼看在政府的干預下，上海的市面穩定了下來。但上海的股災幕後，還有著政府行為失措的深層原因。
作為中國乃至遠東的金融中心，上海不僅集納了中國民間的大量資金，而且清政府的主要海關收入及對外的鉅額賠款也都集中於此。1904年,大清商務部就盯上了這筆國有資金，向慈禧太后打了個報告，說這筆國有資金閒著也是浪費，不如在動用前先拿來生息，算下來每年可得近50萬兩，劃給商部使用，就可以推行一些新政，這“實於商務大有裨益”。在官員們信誓旦旦下,老佛爺便同意了將上海的國有資金投向“殷實莊號”生息。表面看來，這是一樁官民雙贏的好事，但如何選擇“殷實莊號”、利息如何計算，就完全屬於經辦官員們“研究研究”的範圍內了。在上海的橡膠股票投機狂潮中,這些鉅額的國有資產，自然也通過“殷實莊號”的渠道，大量地流入了股市，對股市起到了巨大的哄抬作用。
危機的第二衝擊波來自上海最“牛”錢莊源豐潤。源豐潤老闆嚴義彬不僅是個“紅頂商人”，而且“紅得透頂””：他的錢莊吸納了大量國有資金的存款，甚至連由政府擔保、剛從外資銀行借到的救市款，也有很大一部分先存在它的戶頭上：更為牛氣的是，純國資的海關收入，按規定應存在官銀號中，但海關銀號“源通”也是這位嚴義彬名下的資產。這樣“又紅又專”的錢莊，在危機中便儼然中流砥柱，而官員們也是以維護老嚴就等於維護上海的穩定這樣冠冕堂皇的理由，將公款儘量長時間地留在它的賬上。問題是，“牛”透了的源豐潤卻已外強中乾：嚴義彬的另一錢莊德源,在股災中虧損嚴重，源豐潤的資金被大量抽去挽救德源，源豐潤其實已經被蛀空。
被蛀空了的源豐潤終於被一陣來自北京的微風吹倒。9月27日,是清政府向西方列強支付當期“庚子賠款”190萬兩的最後日期：但在還剩9天的時候，上海道臺蔡乃煌突然致電財政部，說賠款專用的200萬兩白銀都存在各錢莊，無法提取,請求由大清銀行緊急撥銀200萬兩墊付。度支部認為，這是拿穩定市場作為藉口,骨子裡是地方官們“罔利營私”,立即對蔡乃煌進行彈劾,並警告說:“倘此次無銀應對，外人必有枝節，貽誤不堪設想。”一看可能惹出外交麻煩，中央被震怒了，立即下令將蔡乃煌革職，並命令兩江總督、江蘇巡撫等會同蔡乃煌，必須在兩個月內將所有經手款項繳清。
鉅額公款提取後，源豐潤終於轟然而倒，餘波殃及全國。清政府無奈，又只好出面救市：一方面從大清銀行緊急調款100萬兩到上海，另一方面再由政府出面擔保，從匯豐銀行借款200萬兩，給各錢莊應對危機。張人駿、程德全等高官，也奉旨親臨上海“災區”現場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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