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武侯祠諸葛亮殿前有一副清人趙藩所撰“攻心聯”。因為它的第一句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因此後人稱之為“攻心聯”，也稱“能攻心聯”。
此聯的全文是：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很明顯，這是批評，是告誡。而且，這些批評和告誡，就是針對岑春煊的。因為此人在四川的所作所為，恰恰就是既不能“審時度勢”，又不能“攻心為上”，自然是“寬嚴皆誤”。難怪岑春煊看完此聯後，臉色難堪，一言不發，趙藩後來也被貶到了永寧。但趙藩這個人，既是岑總督的老師，又是岑大人的幕僚。以這樣的身份，並不可以直接批評，只能借古人說事。
趙藩對這位主角，或者說，他對武侯的治蜀，究竟是肯定呢，還是批評？多數人的意見認為是肯定，而且是全面肯定。具體地說，就是上聯肯定諸葛亮的南征孟獲是“攻心為上”，下聯肯定諸葛亮對法正寬，對馬謖嚴，均無失誤。這當然也講得通，但總覺得有些彆扭。因為趙藩撰寫此聯的目的，是要委婉地批評和告誡岑春煊。通過讚揚諸葛亮來批評和告誡，當然也行，但總不如通過批評某個人來得有力。何況“不審勢，即寬嚴皆誤”一句，明擺著就是批評的口氣。趙藩是不能直接批評岑春煊的，只能“指桑罵槐”。如果那“桑”不是諸葛亮，能是誰，該是誰？遍查蜀史，怕是找不到比這位名相更大的“桑樹”了。
這就迫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諸葛亮的治蜀。我一再說過，在諸葛亮的領導下，蜀漢是當時治理得最好的國家。但同時，它又是最早滅亡的政權。這就說明，治理得最好，並不等於沒有問題，沒有教訓。找出這些問題，總結這些教訓，比一味地謳歌和頌揚，將更有益於我們今天的發展。這才是我們要討論“攻心聯”的真正原因。
那麼，諸葛亮他有問題嗎？
先看諸葛亮都做了些什麼。
從建興元年（223）受託永安，到建興十二年（234）病逝軍中，諸葛亮在蜀漢執政十一年。此間，他主要做了四件大事，即東和孫吳，南定夷越，北伐曹魏，內修法制。這四件事，都在《隆中對》的規劃之中，可謂“既定方針”。至於結果，則有成有敗，有得有失。最成功的是東和孫吳。直至蜀漢滅亡，兩國關係都相當之好。後來曹魏大軍兵臨城下，蜀漢朝廷還有人主張投奔孫吳。最不成功的是北伐。對於諸葛亮的北伐，吳人張儼的評價是四個字：“空勞師旅”（《默記》）。今人田餘慶先生的評價也是四個字：“積年無成”（《〈隆中對〉再認識》）。其實此事豈止徒勞無益，簡直就是勞民傷財。用張儼的話說，就是“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默記》），實際上加速了蜀漢的滅亡，所以是最不成功的。
這就讓我突發奇想：趙藩聯中“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一句，莫非說的就是北伐？
此言一出，肯定有不少人嗤之以鼻。因為誰都看得出，趙藩這話說的是“內戰”，不是“外戰”。為什麼呢？因為有“反側”二字。什麼是“反側”？就是“不安”。民不安，就叫“反側之民”。心不安，就叫“反側之心”。心存“反側”，就不是“順民”。因此要“攻心”，讓他們“安下心來”臣服。那麼，這裡說的“反側”是指曹魏嗎？當然不可能。曹魏之於蜀漢，不是“反側”，而是“敵對”。對付曹魏，也只能靠“武器的批判”，“攻心”（說服教育或懷柔政策）是沒有用的。
那麼，諸葛亮要“攻”誰的心？
通常的解釋，是“南中”的“夷越”，也就是孟獲那些人。他們原本是不肯臣服的，對蜀漢也是存有二心的。這就是“反側”。後來，諸葛亮南征時，採納馬謖“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的建議，對孟獲等人七擒七縱，不殺不辱，終於使他們心悅誠服，宣稱“不復反矣”（《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因此，學術界普遍認為，“攻心聯”的上聯，說的就是這件事。
這當然完全講得通，但也不是沒有問題。有什麼問題呢？第一，南定夷越在諸葛亮所做的四件大事中，並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還是東和孫吳、北伐曹魏和內修法制。第二，南撫夷越的實際效果，也並非如《漢晉春秋》所說的那麼好。這也是學術界早就有人指出過的。比如繆鉞先生在《三國志選注》的《前言》中，就說“諸葛亮徵南中事，當時傳說不免有誇大溢美之處”，而且明確指出七擒孟獲“不合情理”，南人不反“不合事實”。何茲全先生的《三國史》，也用《三國志》之《李恢傳》《馬忠傳》《張嶷傳》中的大量材料，證明諸葛亮北還後，南中的叛亂就從來沒有停止過。所以，後來曹魏大兵壓境，劉禪打算逃往南中，譙周就說去不得。為什麼呢？因為那些“南方遠夷”的臣服，是丞相用武力逼出來的（兵勢逼之），並不可靠。而且，他們臣服之後，反倒要多交賦稅，就更是心懷不滿，甚至充滿仇恨（以為愁怨），因此隨時都可能暴亂（見《三國志·譙周傳》）。看來諸葛亮的“攻心”，並沒有達到“反側自消”的效果。這個未必成功的事例，怎麼能用來勸諫岑春煊？
然而諸葛亮進行的戰爭，除了南征，就是北戰。所謂“從古知兵非好戰”，如果不是指南定夷越，也就只能是指北伐曹魏了。
其實講通這一點並不難，只要弄清楚諸葛亮北伐的真正原因就行了。前面說過，諸葛亮的北伐，其實是不成功的。不成功的原因也有三條，即：曹魏非速亡之國，益州非進取之地，諸葛非將略之才。這三條，至少前兩條，諸葛亮應該是心中有數的。何況《隆中對》說得很清楚，北定中原，復興漢室，一要天下有變，二要兩路出兵。現在，天下無變而荊州已失，豈是可以北伐滅魏的時候？
於是問題就來了：既然如此，諸葛亮為什麼還要鍥而不捨地進行北伐呢？
答案就在《出師表》。《出師表》一開始就說：“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這是實話。也就是說，諸葛亮出師北伐，是因為蜀漢政權受到了威脅。那麼，威脅來自何方？來自孫吳嗎？不是。諸葛亮執政後，吳蜀盟好已經恢復，雙方和平共處，相安無事。來自曹魏嗎？也不是。赤壁之戰後，曹魏從來就沒主動攻打過劉蜀。反倒是劉備攻漢中，關羽圍襄樊，孔明出祁山，屢屢挑釁。所以，這筆賬也不能算在曹魏頭上。曹魏不進攻，孫吳沒威脅，所謂蜀漢政權處於“危急存亡之秋”，就只有一種可能——他們內部出了問題。套用孔子的一句話說，就是吾恐諸葛之憂不在曹魏，而在成都城中也。
實際上，諸葛亮堅持北伐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理想必須實現”，二是“小國更要圖強”，三是“安內必先攘外”。因為無論是轉移注意力，還是加強凝聚力，戰爭都是最好的手段。一個國家，如果處於戰爭狀態，管理和治理起來就順手得多。要整治或者鎮壓反對派，也方便得多。想當年，執掌魯國國政的大夫季孫，就曾經因此而準備進攻魯國的附庸顓臾，所以孔子才說“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論語·季氏》）。不過諸葛亮和季孫氏的情況並不相同。季孫攻顓臾是以強凌弱，諸葛伐曹魏是以弱抗強。季孫之憂在魯君，故曰“蕭牆之內”；諸葛之憂則不在劉禪，故曰“成都城中”。那麼，讓諸葛亮感到憂心忡忡的，究竟是哪些人呢？
《帝國的惆悵》
出版：浙江文藝出版社
《帝國的惆悵》是易中天對帝國制度的反思。全書以人性為視角，以故事說人物，以人物說歷史，以歷史說文化，以文化說人性，解讀中國傳統社會政治、帝國制度與人性之間的關係，反思中國傳統社會政治和帝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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