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05年至1910年，川漢鐵路總公司靠發行股票募集到本金2000多萬兩。
總督錫良因為首次涉及股份公司，而且四川官民士紳對於公司事業，也如嬰兒胚胎。最初委派一位道員當總辦，下設提調、文案、收支等。到光緒三十三年，改由翰林院編修胡峻當總辦，並由成都聲望高、人品好的十多位紳士充當公司參議。其中，總辦月薪五百兩，提調一百兩，各所委員均數十兩，參議月薪參照各所委員。
川漢鐵路開工典禮（資料圖）
為宏遠大計，造就人才，錫良還在文廟前街楊昭勇府邸，設立了鐵道學堂。舉人王銘新任學堂監督，其餘聘請省內外人才為教習，遴選學生，分科分班講授，兩年畢業。
一日，錫良焦慮公司聘員越來越多，花費甚大，陳宧提議向全省煙館收稅。分上、中、下三等，按月徵收，一年可收二十萬兩。算下來，除開支付工資外，還有寬裕。
廣開財路，才能修路。錫良還上奏光緒皇帝，在重慶長江南岸建銅元局，所得利潤，全部撥入修路款，作為公家股本。
川漢鐵路總工程師詹天佑。
准奏後，錫良撥款一百多萬兩，聘請蔡乃煌任總經理。蔡乃煌，字伯浩，晚清舉人，因有才學被錫良賞識。後任上海道臺，成為袁世凱親信。
不料，從德國購回的機器，運到長江湖北段連船一起沉沒，幾十萬兩銀子打了水漂。連船沉沒的，還有成都官員沈幼嵐辦宴席的五十壇紹興酒。
由此，四川按察使馮夢華嘲笑道：幼嵐吃酒，伯浩吃鐵，惟機器船吃水。冤哉！
而《蜀報》宣統二年（1910）第五期，也刊文批評蔡乃煌升任上海道臺為升官之極點，川路款乃其發財之源。
對如嬰兒般初生壯大的川漢鐵路公司來說，蔡乃煌首開了“碩鼠”啃噬之端。
1907年3月，錫良奉旨調任雲貴總督後，川漢鐵路公司內部管理開始混亂。最大的一筆虧空，是在橡皮股票中損失了200萬兩白銀。
商辦川省川漢鐵路股票
施典章，字了謙，原為被革廣州知府。1905年，施典章由川漢路駐京總理喬樹枬任命為川漢路公司總收支、上海辦事處保款員。職責是對公司將來用於修路的350萬兩集資款進行投資管理，以期在鐵路開工前獲得適當收益。
因見橡膠股票瘋漲，施典章將350萬兩本金全部投進去，結果股市暴跌導致鉅額虧空。股災中，倒閉的上海八大錢莊，其中有三家主要資金正是來自川漢鐵路公司的這筆鉅款。350萬兩本金，最後只剩150萬兩……
1911年5月，清廷在盛宣懷的強力推進下，宣佈“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強收川漢、粵漢鐵路為“國有”，由中央借外債修築鐵路。旋與美、英、法、德四國銀行團訂立借款合同，總額為六百萬英鎊，公開出賣川漢、粵漢鐵路修築權。而原來地方的集資款概不退現款，只換髮國家鐵路股票。這引發四川、湖北、湖南、廣東各地的反對聲浪。
鐵路總工程師詹天佑
川漢鐵路的資金，主要用“租股”的辦法籌集，當時四川7000萬人都是“股東”。盛宣懷此舉，即政府收回了路權，但沒有退還補償先前民間資本的投入。
時任代理四川總督王人文，看了這個方案大吃一驚，以為這個政策一旦宣佈必將舉國騷亂，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調整政策，妥善解決。然而，盛宣懷太自負了，錯誤估計了政府的威望和百姓的承受力，堅持既定政策不變，一再敦促各鐵路公司清理賬目，準備交接。
1911年6月17日，川漢鐵路股東大會在成都組織“保路同志會”。不久，四川省各地紛紛成立“保路同志會”。抗議清政府將已歸民辦的川漢鐵路收歸國有，同時反對清政府與英、美、德、法四國銀行財團勾結，把鐵路建築等權利出賣。
在“保路運動”風潮中，當趙爾豐下令舉槍瞄準百姓時，一個276年的王朝，走向了最後的結局……
閱讀更多 封面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