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自教育部官網。
上海師範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副教授王奇才撰文分析稱，本次依法退出的5個機構和229個項目，實際情況各有不同，但共同點在於不能完全契合和滿足新時代中外合作辦學對高品質教育教學的要求，辦學難以持續：有的是引進的教育資源不再具有相對優勢；有的是合作模式不再具有明顯競爭力；有的是所舉辦的學科專業不符合當下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同時，也存在原有辦學模式無法滿足國家對中外合作辦學質量要求，在質量評估、信息年報、註冊認證系統等監管舉措中暴露問題，不再具備辦學條件能力，中外學校因而放棄繼續辦學、選擇退出中外合作辦學的情況。
他表示，上述情況說明，中外合作辦學存在發展不均衡的現實問題，並不是所有的機構和項目都能夠適合新時代中外合作辦學和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要求。
近年來，中外合作辦學取得長足發展，在推進教育體制機制改革，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服務國家重大戰略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社會認可度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據瞭解，截至2018年6月，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共有2342個，其中本科以上機構和項目共1090個。
在加速發展的同時，一些機構和項目存在優質教育資源引進不足，教學質量不高，學科專業能力不強，缺乏內涵式發展機制等問題，導致學生滿意度低，吸引力弱，辦學活動難以持續。
東北財經大學副校長趙彥志認為，總體上看中外合作辦學保持了快速發展的良好勢頭，信譽度不斷提升，社會影響持續擴大，對推動教育改革發展的作用更加顯著；但與此同時，伴隨著中外合作辦學連續十多年的高速發展，部分地區、學校或社會機構盲目開展合作辦學、自身管理能力和辦學水平不高、忽視外方資質等問題已經凸現，規模型增長模式已經遇到了天花板。因此，叫停這些缺少可持續辦學能力和學科專業競爭優勢，辦學質量低下，甚至從未“開張”便已“名存實亡”的機構和項目實乃眾望所歸。
趙彥志在《建立退出機制，促進中外合作辦學良性發展》一文中分析指出，面對中外合作辦學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強化退出機制，是有效監管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及項目的重要手段之一。
他表示，通過建立退出機制，逐步實現淘汰更新，優化升級。引退低質中外合作辦學，目的在於盤活存量，提高其整體效益和辦學質量，達到實質引進優質教育資源的目標。有利於辦學單位凝聚共識，集中優勢，致力於中外合作辦學內涵建設和質量提升。目前，教育部對中外合作辦學採取的監管措施包括外合作辦學頒發境外學歷學位證書註冊認證系統、本科以上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信息年報制度和定期評估核查制度。建立退出機制實現從准入到退出全鏈條閉環監管體系，可以使監管工作取得實效。
王奇才強調，新時代新氣象，中外合作辦學的進一步發展，需要引進更為優質的境外教育資源，回應教育改革開放的結構性變化，注重發展質量、堅持內涵發展，提倡自律辦學、確立質量標準。
他認為，基於對上述問題重要性的認識，中外學校經過慎重考慮，在教育行政部門的督促指導下，選擇依法退出中外合作辦學，於理於法都具有重要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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