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子牛

實際上可以這麼說，清廷也進行了所謂的預備立憲，並不是全然無動作，只是不是真心立憲，而是借立憲之名行專制之實。

所以，大清帝國最後的掙扎，非但無法自救，反而搞得精英階層大失所望，加速了與腐朽清廷的決裂。

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即鼓吹君主立憲。日俄戰爭的結果再次加強了人們“憲政救國”的信心，並且讓人們意識到改革的迫切性，按照當時人的理解，日本是因為實行了憲政在在戰爭中打敗了強大的俄國。

清政府根據出國考察憲政的清宗室載澤、端方等五大臣的意見，於光緒三十三年(1906)下詔預備立憲。1907年又在中央籌設資政院，在各省籌設諧議局。各地立憲派政治團體，發表宣言，鼓吹實行君主立憲政體，併發起國會請願運動，要求速開國會，頒佈憲法，縮短預備立憲期限等。1908年，清政府又頒佈《欽定憲法大綱》。

1、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

2、1906年，下詔預備立憲

3、1907年，預備立憲公會

4、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

5、1909年，諮議局選舉

6、1910年，資政院開院禮

7、1911年，任命內閣，皇族內閣出爐

清廷立憲這一改革行動侵犯了許多原本貴族和大員的利益，上傳而下不達，在各方壓力下，得不到貫徹執行，因此淪為了一場假立憲活動。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清廷上演了一出出戲，包括立憲派等溫和社會精英階層在內的廣大民眾對此極其失望，對清廷喪失了最後的信心，在內外因素的交織下，爆發了辛亥革命，導致了清廷的土崩瓦解。

生說

一

更準備一點，不能說清政府不是沒有立憲，而是消極立憲，搞滿清立憲，把漢人排除在外的立憲。

自從太平天國起義之後，滿清中央政府一直就比較頭大，被滿人壓制了二百年的漢人官員開始擁有實權，成為不少地方的實權人物。慈禧太后也沒有辦法，只好在滿人官員和漢人官員之間玩平衡遊戲，用滿人官員來制約漢人官員。

1895年中日海戰後，清政府輸的褲頭也沒了，顏面盡失。

1900年，二逼出身的慈禧太后向十一國宣戰，可憐清政府連一國也打不過，還敢同時向十一國開戰。最後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慈禧太后發揮“我軍奔走如飛，外寇望塵莫及”的精神，一溜煙跑到陝西西安去了。

慈禧太后電令南方漢人督撫進京救駕，南方的漢人官員表示不奉詔。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和閩浙總督許應騤、四川總督奎俊、鐵路大臣盛宣懷、山東巡撫袁世凱，即和各參戰國達成協議，史稱東南互保。

被外國列強打的鼻青臉腫的慈禧太后終於明白，滿清政府再不立憲就完蛋了。

二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小小的日本最終戰勝了強大的俄國。清政府內部有不少官員上書要求學習日本進行改革，"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

新知傳習閣

中國歷史上有一個錯誤的觀點，那就是清朝沒有進行立憲改革或者是假立憲，攻擊的重點就是皇族內閣。這其實是一個很可笑的言論。

清朝立憲運動，實際上是自上而下發起的改革，畢竟當時不管是朝野還是民間都普遍認為立憲可以使中國富強。清政府也注意到立憲既可以使中國富強，也可以維護其自身的統治，自然也不會不發動改革。

而立憲改革，不過是這些近代化改革中政治改革的一個部分。五大臣出洋考察後提出模仿德日進行二元制君主立憲，這也是合乎國情的，用梁啟超的話說，“中國民智未開，只能由開明專制移於立憲，拾級而上”，所以，以二元制君主立憲為開頭，在視社會發展來決定改革的步驟，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再者，清末著手製定近代法律，比如制定《欽定憲法大綱》中君上大權十一條不以命令改廢法律，這是中國歷史上一次重大的政治變革，意味著君主也要按照法律行使權力，而不能再為所欲為；至於臣民權利義務部分，將保護臣民私有財產、人身自由、言論自由、不得施加私刑以及賦稅法定等條款寫入，這是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的大變革，從此標誌給皇帝當了兩千多年奴僕的中國人向憲政法治社會的公民轉變，是一次意義重大的歷史進步，堪稱“庶民的勝利”。

至於被人詬病的皇族內閣，也是有著複雜的原因。首先，任何政治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都需要一個緩衝階段，清政府原定的過渡階段是二十年，畢竟要向全國普及憲政之精神以及內涵，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準備時間，但是在立憲派以輿論綁架政治，清政府只得將國會大選的時間提前到了1903年，同時還要組建責任內閣，但是很多人都忽視了一個問題，即當時政府當中缺乏立憲方面的人才，可以說是無人可用的境地，即便是有少量的近代科技的人才，也大多用於國家近代化工業體系的建設，所以只能在皇室和政府中選拔支持立憲的人士來組建一個過渡性質的內閣，以期促進憲政的實施，而且1903年國會大選後這屆過渡性質的內閣就解散，由國會選舉的內閣上臺執政。而且這個內閣實際上是由皇室、滿漢蒙古大臣共同組閣，實際上這也不是啥大問題，內閣的皇室成員都是立憲的鐵桿支持者，而滿漢蒙古大臣各佔一部分實際上就是政治正確，畢竟當時社會上廣泛宣傳五族大同思想，所以這個政治正確是必須要搞的。

當然，最後歷史沒有給清政府時間，也可以說，清政府是氣球已盡了。畢竟光緒、慈禧先後逝世，朝廷中再無權威領袖出來主持局面，國家領袖是一對孤兒寡母，載灃也是年紀輕輕缺乏政治閱歷，所以說清政府最後不倒臺是不可能的，不欺負你孤兒寡母還欺負誰。

清政府的立憲改革是中國近代已來第一次對法治社會的嘗試，最後也因為大清帝國的結束而中斷。清朝滅亡其實並不可惜，可惜的是立憲改革的努力以及近代化建設的成果全部付諸東流。可笑的是現在還有一群無知的蛋白質宣揚立憲運動是假立憲，真是讓人貽笑大方。

北洋海軍陸戰隊

這還是皇家以及守舊派的利益心在做催，甲午戰爭戰敗標誌清廷三十年的洋務運動的救國策略已全盤失敗，同時也讓清朝官方和民間的有識之士認識到只有改革政治制度才能挽救中國。

無論是朝廷有識之士還是民間資產階級革命運動新星的孫中山，都讓慈溪覺得變法是個很重要的事，說到底還是由於慈禧太后等頑固派要保留大清皇家的權利，所以直接構成了後來百日維新運動的失敗。1898年是百日維新之年，慈溪放權讓光緒主持變法一事，自己不問朝廷的事了，但後來光緒帝把那些在變法中持消極懈怠態度的守舊官員給撤了不少，這些官員找到慈溪哭訴，最後人多了，慈溪似乎也招架不住了，就重新拿走了光緒的大權，光緒從此沒了變法大權。維新派看到皇帝已經失去權力了，決心要袁世凱兵變一事（跟光緒的關係也有一些），而後直接導致了光緒帝被廢，維新派招致殺身之禍。

1900年6月，八國聯軍侵華，打入北京，中國戰敗，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給中國人民的經濟上的負擔又加重了。值此之際，朝廷也似乎都清醒了，明白不變法國家肯定要滅亡。

1901年的1月29日還在西安躲避戰禍的慈溪以光緒的名義發佈一道改革上諭，正式宣佈新政變法。但慈溪認為要新政，不可操之過急，要有個緩衝，開始定的是十年預備期，後來慈溪死後改成了五年。

新政設立或改名稱的有：外務部、學部、民政部、度支部、陸軍部、法部、農工商部、郵傳部、海軍部、軍諮府、資政院、審計院。

比如1901年7月24日，清政府撤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設外務部，“班列六部之首”。

1901年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兩江籌建武備學堂；

9月12日下諭全國各省裁汰舊軍，編練“常備軍，編練“新軍”的工作在全國鋪開。

1902年12月6日，清廷下諭設立學部，為專管全國學堂事務的機構

從1902年起，在通商口岸徵收印花稅，在湖廣徵收房捐、鋪捐；

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設立商部，倡導官商創辦工商企業。

等等還有很多改革措施。

無論在軍事、外交、工商、教育等問題上都有很亮眼的改革，看上去慈溪的新政是誠心的，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打仗地點在中國的東北，慈溪等皇家人士也越來越似乎看到了中國的積貧積弱，日本和俄國打仗在我們東北打，好像這國家不是我們的了，東北許多領土之前劃給了沙俄，這也直接導致了清政府正式宣佈預備立憲。

1905年7月，清政府為了挽救危局，清政府派出五個大臣去外國考察各國政治，改革圖強。

1906年9月1日頒佈預備仿行憲政的諭旨，各地紛紛建立立憲團體。

清政府於1908年8月在巨大壓力下，頒佈《欽定憲法大綱》，宣佈預備立憲時間為9年，明令到1916年為立憲預備的結束時間。不少人懷疑清政府這搞的是真立憲還是假立憲？國家已經都成這樣了，從1901年就在搞改革了，還要到1916年才結束預備立憲工作？

要知道真的立憲法，是用來限制王權的，而慈溪等皇家貴族控制著全國最高權力，不肯放棄滿清愛新覺羅氏的王權，是先召開國會而後制定出憲法還是由滿清皇家先制定出憲法再開國會，我想這就是慈禧最不願意看到的現象吧？呵呵、、、所以導致了慈溪一再拖延如此之久。

《欽定憲法大綱》中關於皇帝的大權的特別做出了規定，比如皇帝有權頒行法律，黜涉百司、設官制祿、宣戰議和、解散議院、統帥海陸軍、總攬司法權等，這些規定看上去就是一個封建君主專制的政府的規定，可見清政府的改革是不誠心的。

1908年的11月，慈禧太后、光緒帝相繼去世，溥儀繼位，全國各地要求真立憲的聲音越來越高，改革一事迫在眉睫，清政府被迫於1909年3月下詔書重申"預備立憲"，讓各省當年年內就成立諮議局。12月，全國十六個省諮議局代表組成請願同志會要求組建國會，1910年又三次請願要求召開國會。清政府被逼無奈把預備立憲期由九年改成了五年，並且說1911年先成立內閣，1913年召開國會！

等到了1911年5月，清政府公佈了自己所定的內閣官制，組成了新內閣。由慶親王奕劻任總理大臣，在十三名國務大臣中，漢族官僚四名，蒙古旗人一名，滿族八名，其中皇族佔了五人。一共才個內閣成員，皇族居然佔了五人，全國人民都看清楚了清政府改革的虛偽之心，不再相信了。

1911年10月10日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新政府還想著讓全國人民給個機會，在1911年11月3日公佈了《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但仔細閱讀這份文件，發現確實在皇權上約束了很多皇帝的權利，相對擴大了議會和內閣總理的權力，但是還是不是很徹底的，裡面依然強調皇權至上，對人民的權利隻字不提。

終於在1912年2月12日清廷被迫宣佈清帝退位！

綜上所述，是皇族和守舊派的官員為了皇家的利益和自己的權利，所以到死才不真心的立憲！

歷史洞察線

糾正一點常識：如果說清廷1901年尚在“西狩”途中宣佈“變法維新”還是權宜之計的話，在1905年之後的確踏踏實實“籌備立憲”了，1906年頒佈了《欽定憲法大綱》，然而立憲太猛、步驟太急躁、政策略操切，使得立憲的利處轉為弊端。說清政府寧願亡國，也不立憲，這是對歷史的誤解。

第一，中央官制和政體改革，加強預備立憲的上層基礎與實施力量培養。

第二，廣佈地方自治之制，完成對於基層社會的管控體制設計和加大對於地方財稅、軍事及士紳力量控制。

第三，立憲的法律制度天文建設，以求規範預備立憲的步驟和緩急。

第四，“民氣民力”的培育，加強社會認同基礎，“上下一心，同心同德”。
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要難。客觀來說，清政府下了血本，用了大力。但是，效果卻並不那麼好。為什麼呢？原因有三：

第一，傳統制度慣性太大，清廷若急切，則損害統治基礎。太慢，輿論不允許，而且革命思潮廣泛流行。更為重要的是，清廷缺乏有權力、魄力的“明君”。

第二，各地督撫、新軍領袖心懷鬼胎，各自為政，甚至與清廷中央對著幹，朝廷除了默許和無奈之外，不過是發發廷寄或安撫或訓斥的表面文章，難以實質性推進社會改良。

第三，預備立憲後期，改革出現了非常不恰當的冒進政策。這使得多地秩序混亂，權力格局不明，故而有人說“立憲召革命變亂之實禍”。中央導控地方演變成了地方勢力拉著中央走。到了宣統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8日），清廷還頒佈了《內閣官制》和《內閣辦事暫行章程》，成立了所謂“皇族內閣”。同時期，民間力量的勃興和革命黨的添油加醋，這一進步的舉動又被看作是“滿族專政”而不顧世界潮流的反動行為。那些各地督撫和新興勢力要求的是充分放權，而清廷考慮的是維繫統治大廈。

整體社會的訴求已經多元複雜化了，那種漸進的改革不具備了社會基礎，隨著思潮起伏，士大夫忠君事君的心態也發生了微妙變動。載灃作為滿洲少壯親貴，心裡也苦，朝廷還有清流派與北洋派之爭，可謂捉襟見肘。

所以，內部崩潰很可怕，你做什麼都不對，除了滅亡。世道變了，變天了，吃藥也沒用，可悲！

歷史傳訊社

不是清廷不願意立憲，而是在它的思維模式中，對立憲的本質，和後果的認識，和地方立憲派官僚，和激進的革命黨人想的完全不一樣。在滿清中央政府眼裡，立憲只不過是一種對傳統中央權力運行機制的補充，和行政管理方式，責任內閣可以如走馬燈一般更換，而皇權則可以高高在上，永葆其穩固，即使是最開明，出過洋的鎮國公載澤也認為，立憲乃“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而國會呢，1909年攝政王載灃在接見各地諮議局代表時，曾大度地表示“（國會）下通民情，暢通言路，使朝廷知民生，本王感覺並不無可。”此番言論聽起來貌似進步，但實則仍然把國會看做是中國傳統政治中“言官”的改良與放大；

早在1905年6月初期，在張謇等國內立憲派的推動下，袁世凱聯合兩江總督周馥和湖廣總督張之洞，電奏北京，敦請推行立憲政體，同月，袁氏又奏請清廷核准派遣朝廷大員出洋，考察各國憲法，以求資鑑變通實行。次年8月25日，端方等出洋考察憲政大臣與袁世凱會銜上奏“請改定全國官制以為立憲預備折”，然而由於利益與意識形態的截然不同，“立憲”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慈禧本人將立憲看做安撫公眾而不需真正損害其自身權力的工具，滿族親貴把它看做是重新實行集權和將漢族官僚排擠出權力核心的機會，而地方實權督撫和士紳知識分子則把它看做一條參與中央政治決策的新途徑。

1910年，由於日俄密約，日本吞併韓國，東三省龍興之地岌岌可危，東三省總督錫良、湖廣總督瑞激、兩廣總督袁樹勳、雲貴總督李經羲等十八名地方督撫大員於九月二十三日聯名上奏，主張責任內閣與國會同時並進, 所謂“舍此則主腦不立, 憲政別無著手之方，懇請“立即組織內閣，明年開設國會”。10月5日，直隸各界人士1000多人在全國學界請願會會長溫世霖等人率領下，列隊前往直隸總督署請願，迫使直隸總督陳夔龍允為代奏；17日，請願代表團向資政院整隊出發時，奉天在京學生牛廣生、趙振清等十七人突然來到，他們交給請願代表一封信，表示“國家瓜分在即，非速開國會不能挽救，今第三次請願勢不能再如前之和平”，隨即牛廣生和趙振清兩人要“拔刀剖腹，以明心跡”，經過請願代表苦勸，兩人趁人不備，分別持刀分別自臂上與腿部割肉一塊，塗抹鮮血於請願書上，並高呼“中國萬歲！”“代表諸君萬歲！”隨後忍痛踉蹌而去，從而使在場代表無不愴然流淚。10月22日，在民選議員的強烈要求下，資政院通過了速開國會案，隨後具折上奏。

在此種雷霆萬鈞的壓力下，滿清皇室中央也感到了壓力，載灃和政務處親支王公大臣會商對策，根據《宣統政記》的記載，在與會王公大臣的言論中，“速開國會”此時已成必然之勢，所爭論之核心只是一個具體時間問題，然而這些缺乏政治閥閱，長於宮闈之間的少壯親貴，只知局勢已經危若累卵，但卻無法拿出一個詳盡的解決方案。對地方立憲派輿情稍微有些瞭解的資政院總裁，農工商大臣溥倫提出，《欽定憲法大綱》中所允諾的“九年籌備國會”已顯不合時宜，至少要提前三年，對此載灃只能是“默然無對”。在載灃的心目中，最大的顧慮則是，若速開國會，則清廷中樞權力將處處受制掣肘，且“地方民情輿論無所制”，更令載灃撓頭的是，慶王奕劻也藉助這股政治風潮，伺機渾水摸魚：10月15日，直隸總督陳夔龍與陝西巡撫恩壽按照慶王授意，分別單銜具奏北京朝廷，要求先設內閣後設國會；很明顯，責任內閣一旦設立，在朝野中經營多年，貴為首席軍機大臣的奕劻將是首屆總理大臣的不二人選，毓朗、載澤等親載灃的少壯滿洲親貴則針鋒相對，主張“責任內閣可立, 政務、軍機兩處亦不可裁”

11月3日，在載洋主持下，軍機大臣、會議政務處王大臣於紫禁城文華殿再次召開御前會議，毓朗的一番發言，似乎給躊躇無端，內外交困的載灃開出了一貼良藥，他首先以“時事危迫”為由主張速開國會，但同時主張“不明定國是, 則政府與國民遇事爭執, 必不免紛擾。故必先設新內閣,…..則庶君權不至為民權所抑”。具體步驟安排是“應明定宣統五年召集國會, 既不阻絕人民之願, 而乘此二年工夫, 可以確定各項要政辦法, 並須立降明諭, 成立新內閣。”載灃對這種徐圖緩進，分步籌設的方案深以為然，遂於次日以宣統皇帝名義發佈上諭，於宣統五年召開國會，次年（1911年）設立責任內閣。

消息一出，雖然少部分溫和地方立憲派，如江蘇諮議局表示“請願有效，天恩高厚”。但更多的激進憲政團體卻對此反應劇烈：國會請願代表孫洪伊等致電各省諳議局及各團體稱. “國會僅縮短三年, 人心失望”。而上海《時報》更公開發表題為《讀初三日上諭感言》的社論，言及國會期限縮短3年，直截了當地斥為：“在表面觀之, 似亦慰情勝無，。而自裡面觀之, 實與現今時局無絲毫之裨…..即使明年開國會, 尚不敢必其果足以救亡, 況猶靳至五年乎！”同樣，亟待希望用責任內閣限制載灃與慶王中樞權力的地方督撫對此結果也表示不滿，江蘇巡撫程德全，雲貴總督李經羲等儘管接到北京朝廷諭旨申斥，但仍然再次要求速定內閣人選，以免“昏筆老臣勢居要津，新近得幸之臣獨掌祿位”，可謂矛頭直指慶，醇兩王，鋒芒畢露。終於，11月22日，北京資政院召開全體會議時，陶榕、羅傑。易宗夔等議員即席抗議雲南鹽斤加價案和廣西巡警學堂限制外籍學生案兩件議案不交資政院審定，直接交辦鹽政，民政兩處，並發動全體投票，彈劾全體軍機大臣。

這樣一鬧，載灃和清廷中樞不得不加緊考慮如何使責任內閣出臺。然而這無疑使得晚清北京政局中本來已經劍拔弩張的權力之爭趨於白熱化，亟待取代慶王把持下軍機處的載灃等少壯親貴主張以溥倫或載澤為內閣總理，速立內閣，而慶王奕劻則倚仗隆裕皇太后和在野袁世凱之支持，利用自己在軍機處和政務處的長年經營，不斷營造“國家不可一日無慶邸”的輿論，最終將這個最令人垂涎的頭銜攬到了自己頭上。

1911年5月8日，清廷發佈上諭，宣佈內閣成立：總理大臣為慶王奕劻（兼管外務部），協理大臣為那桐、徐世昌；各部大臣分別是：外務部梁敦彥，民政部善耆、度支部載澤、學務唐景崇、陸軍部蔭昌、海軍部載洵、司法紹昌、農工商溥倫、郵傳部盛宣懷、理藩部壽耆。這一名單完全是將軍機處與各部尚書直接移植而來，成員中滿洲貴族9人，皇族竟達7人。

消息一出，舉國譁然。立憲派領袖張謇形容其景象為“朝野上下，不啻加離心百倍，可懼也!”

屆時適逢直隸省諮議局聯合會第二屆會議召開，諮議局遂於6月10日，7月4日，兩次上書都察院抗議“直言皇族不得充當內閣總理”，在紫禁城無動於衷的情況下，直隸省諮議局全體議員向全國公開發布“通告各團體書”，直言“必去皇族內閣，始有責任內閣，而後有良美之政治”。緊接著，兩廣總督張鳴岐等領銜數省地方大員上奏，聲稱“確定內閣之責任, 不以政權私之鼓親之手。”，然而載灃仍然試圖通過將奏摺六留中不發，彈壓這股督撫抗議風潮。7月15日，各省資政院議員再次上書，試圖挽回局面。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已經為載灃和北京朝廷留下了餘地，言稱“議員自入都以來，聞諸朝中士夫多謂皇族組織內閣，原非朝廷本意，實有不得已之苦衷”，許多史家概嘆，假如清廷滿洲中樞大員此時即刻改弦更張，更換內閣首揆與閣員名單，也許還能多苟延殘喘幾日，然而在自覺已經對立憲派讓步頗多，視君權為至高無上的載灃眼中，資政院此番舉動已經忍無可忍。雖然他在日後曾對四子溥任說，曾有過以資政院眾議院公認“溫良睿智”的載澤取代慶王的念頭，但還是於次日下了一道極為嚴厲的諭旨：“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權，載在先朝憲法大綱，並註明議員不得干預……. 爾臣民等均當懍遵欽定憲法大綱，不得率行幹請。.”這也許是載灃一生中少有的堅定果斷時刻，然而卻是親手為長達兩百八十六年的清王朝敲響了喪鐘。正如崔瑞德在《劍橋晚清史》中所論斷的那樣，“清政府所持的拒不妥協的態度正在把各地立憲派團結起來。它們雖然不能領導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馬上準備接受革命”僅僅3個月後，武昌起義就告發生，正式敲響了清王朝滅亡的喪鐘。

晴天有時下豬

與其說清廷寧願亡國，也不立憲。倒不如說滿清的貴族，滿清的最高統治者不願意君主立憲，寧願亡國。

還記得有一句非常經典的話，慈禧太后說立憲會亡國，不立憲也會亡國。注意這裡指的立憲亡國是滿清的實質權利丟失，主要是會丟給漢人。而不立憲亡國，慈禧也明白這樣的大清遲早會被推翻。

在慈禧太后死前一段時間，清廷是準備立憲的，已經到西方考察，此時慈禧也意識到了不把權利交給漢人，會吃大虧！但是辛亥革命爆發，沒給清廷一點時間，直接把滿清的權利剷除的乾乾淨淨。

慈禧害怕的事情沒有出現，中國的革命沒有斷頭臺，沒有絞死皇帝，沒有報復滿清，而是提出了五族共和。如果慈禧太后知道這個結果，估計會後悔當年沒有將立憲進行下去。

慈禧太后一生都在維護滿清頑固派的利益，死前一句話令人感觸不已，她說：“老祖宗的基業總算是沒亡在我手裡。”

小司馬遷論史

不是這樣的，清政府是推行了所謂的“預備立憲”的，雖然那只是個徹頭徹尾的謊言。

即使清政府推動當時所謂的“立憲”，清朝的命運仍然註定是崩塌。事實上，在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以後，回到北京的慈禧以及官員們便開始研究並籌備所謂的新政了。當然，清政府可不是真心想要推行新政，他們只是想借此緩和國內百姓的情緒，只是想為自己的苟延殘喘拖延拖延時間罷了。

晚清的新政基本上經歷了兩個階段：

一、考察以及籌備階段

八國聯軍的打擊讓以慈禧為首的保守派終於產生了動搖，八國聯軍可是攻佔了北京，連皇宮都讓差點讓人家給端了，慈禧慌不擇路地跑到了西安。慈禧這輩子經歷過兩次逃亡，一次是咸豐時期跑到承德，一次則是1900年跑到西安；咸豐年間那次只是跑到了承德，可是庚子年那次卻是遠遠跑到了西安，可見慈禧心裡是多麼的恐懼了。同時，當時清政府轉頭跑到義和團背後捅刀，以及民主革命思潮已經開始在中國發芽，國內要求清政府改變現狀的呼聲越來越強烈，這下終於讓慈禧痛定思痛了，慈禧決定“玩玩”新政，是的，她只是玩玩。

當然，在開始階段，慈禧也玩得有模有樣，在1901年專門成立了籌備並推行新政的部門——督辦政務處，“處長”是奕劻，李鴻章、榮祿等人則是督辦大臣，研究應該這麼推行新政，推行什麼新政。研究了好幾年，沒研究出來，可是好多人盯著這事呢，於是在1905年，慈禧又派出了歷史上有名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學習。1906年，清政府頒佈《仿行立憲上諭》，詔告全國說，你們看，我們要預備立憲了！隨後，各省響應清政府號召，紛紛成立立憲團體。是不是瞬間感覺清政府這次效率很高？然而終究是感覺而已。當然，地方的響應還是有成果的。

1908年，清政府又宣佈，咱們的預備立憲要以9年為限！這位老佛爺真是厲害了，從1901年到1908年，歷經8年的考察研究，最終還要經過9年的“預備期”，也就是說近20年都不會推行新政！這個善意的謊言真是夠可怕了！隨後，清政府又頒佈《欽定憲法大綱》，內容說是立憲，實際上仍然是在鞏固皇權。同年，光緒、慈禧先後嗚呼哀哉。

二、預備立憲階段

1908年，光緒和慈禧死後，溥儀即位，載灃任攝政王，雖然慈禧早已選定溥儀為繼任者，並著意培養載灃的行政管理能力，可是載灃的資歷與威望仍然沒有壓住所有人，尤其是袁世凱。因此載灃主政以後，便急急忙忙讓袁世凱回家釣魚去了。各省的立憲派以及革命黨人，要求清政府加快預備立憲的進程，最終在巨大的壓力之下，1910年清政府不得不將預備立憲的期限壓縮到5年，宣佈於1913年正式召開國會。為了更進一步緩和局勢，清政府在1911年，宣佈成立內閣，並要求解散各省的請願團體。

清政府成立的內閣也很有意思，總共設置了13名國務大臣，滿族8人（皇室5人），蒙古1人，漢族4人，這個內閣簡直專為滿清皇室設立。不要說這樣的預備立憲國人不相信，革命黨人不相信，恐怕清政府自己也是不信的。

謊言“預備立憲”的破產：

清政府的“皇族內閣”的成立，給國人敲響了警鐘，那就是，清廷是在騙人，所謂的預備立憲就是他們從1901年開始編織的一個謊言和騙局，是想麻痺國人的神經，消耗國人的反抗情緒。那麼，在清朝即將滅亡的危機的刺激下，他們為什麼仍然不肯真正的推行立憲呢？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強盛起來來，清朝為什麼不學日本呢？清朝還真是主張學習日本的，並且將日本取得日俄戰爭勝利的原因歸功於立憲，但是學成了四不像。日本明治維新後雖然天皇取得了實權（這點是促使清政府學習日本的重要因素），可是人家可沒像清朝這樣做得明目張膽，居然在憲法裡宣揚皇權。

自古王朝更迭，是歷史必然，那時又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當時所發生的一切都在表明，清政府即將傾塌，慈禧掌國政幾十年，她自然也看得出清政府的危機，她更知道這不是她能改變的事。對於如何應對這場變局，慈禧實在想不出什麼好辦法了，

同時，如果真的推行所謂的新政，那麼必然會重創清廷幾乎所有的利益集團，因此造成的後果恐怕也不是當時已經岌岌可危的清朝所能承受的。最終，慈禧能想到的辦法就是拖，拖到她死的時候清朝還沒有滅亡，在名義上她就不是清朝的罪人。她要用一場騙局來拖延時間，拖延清朝滅亡的時間，你們不是要民主嗎？好呀，我學習日本玩君主立憲，你們還有什麼話說？載灃主政時期，從他罷免袁世凱便可知道他的目標仍然也是維護清朝統治，他也不可能誠心誠意的立憲，即使他真心立憲，他的威望也不足以支撐他對抗朝中利益集團強行立憲。

當然，騙局終究有破產的時候，在慈禧策劃的這場騙局本質逐漸暴露後，武昌的一聲槍響，終於讓這場騙局灰飛煙滅。

吾與吾國

朕的大清，亡了？不可能。

何為立憲？"君主立憲制"，是相對於君主專制的一種國家體制，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過立憲，樹立人民主權、限制君主權力、實現事務上的共和主義理想但不採共和政體。

清廷已經意識到自己的君主專制嚴重限制了國力的發展，使得泱泱華夏成了天下諸國皆敢侵凌的弱國。

隨著革命黨的羽翼日漸豐滿，清廷維穩的壓力一直在加劇，列強的武力威脅日甚一日，終於釀成“庚子拳變”，八國聯軍侵華，慈禧太后倉皇西逃。這還不算完，東南五省在北方一片戰亂的情況不派兵勤王也罷，竟然宣佈中立，成立“東南互保”。

雖然後來在跟八國聯軍（實際為11國）議和時，東南的督撫大臣以慈禧太后為亂民裹挾，情非得已，為之求情，而暫時與慈禧太后達成了諒解，雙方維持著一種表面的平衡。但慈禧深知，清廷大勢已去，如再不改革，清廷將要失去天下的控制權。

歷代以來，以革命暴力手段開始的改朝換代，通常都是以前朝皇族的肉體消滅為代價。為了自己的子孫後代考慮，慈禧不得不考慮權利下放，實行君主立憲。當時的情勢而言，清廷已然做不到全國鐵板一塊的圍繞在以愛新覺羅家族為核心的皇族領導集體周圍，做不做這個君主立憲，其實際意義已經不大，倒不如順水推手，賣全國人民一個人情，也保住愛新覺羅一家的富貴和榮耀。

分權這件事，讓一個掌權者主動去做，顯然並不現實。清朝的預備立憲一拖再拖，甚至連科舉都廢掉了，讓廣大的士子一夜之間斷了通往仕途的路。按理說，到這個份上，人才上升通道都已經堵死了，就更應該放權，防止所有的仇恨目標集中到自己身上，甩掉包袱讓社會（總理、內閣等）負責，但是清朝一直拖延到1911年5月，在內外各種力量的不斷催逼下，不得不出臺了責任內閣。

結果一出，舉世譁然。

內閣成員13人，滿族9人，其中皇族7人，漢族只有4人。名單一出，原先強大的立憲派也不再對清廷抱有希望了，革命已經沒有懸念了，只是在時間和地點不同而已。同年爆發的四川保路運動，湖北清軍被調往四川平叛，湖北出現了武備空虛。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爆發了起義，1912年2月12日結束，史稱辛亥革命。

清帝遜位。

一箇舊王朝的背影漸去漸遠，一個新時代的民國迎來新生。

然而，前面的路更為兇險。

而知而行

也不能說是清廷寧願亡國也不立憲，而是當意識到只有立憲才能改變命運的時候，時間已經來不及了。

“君主立憲”從來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西方人為了這四個字不知道花了多少時間，流了多少血，才做到這一點。

所以你指望清朝在短短的幾年裡，讓皇帝放下手中的權利而北面虛坐，這簡直就是在開玩笑。

這就跟一個佃戶跑到地主家裡說，你這個地主對土地管理的技術不行，來來來，你且靠邊把土地給我，我來種，保證種的比你好。

說這些話的佃戶估計忘記了，這些土地本來就是地主家的，收多收少，都是人家的事，跟佃戶沒有一點關係。

而你一個佃戶毛都沒有，光指望口頭上勸說，就想從人家手裡拿到土地的所有權？別逗了，這樣的佃戶沒有被當場打死就算是地主講仁義了。

所以，一個佃戶想要從地主手裡拿到土地，要麼轉職成土匪去把地主幹掉，強佔家產。要麼到處造謠，先把地主抹黑，再拉上一票“佃戶”去圍攻地主，把他從家裡哄走，再強佔家產。

總而言之，不通過暴力，就想從地主手裡拿到土地，那是難上加難。

大清王朝就是這樣。如果把整個中國當成一片富饒的土地，那麼清朝時期的皇室無疑就是當時的“地主”。到了清朝末期，西方的強盜們過來搶奪中國這片土地。雖然清王朝也跟這些強盜打了幾架，但是很明顯，打不過啊。

沒辦法清王朝只好先從自我內部改革，這就是洋務運動以及北洋政府成立的由來。然後等過幾年發現，這個國家問題實在是太多，不進行大改革就不行的時候，時間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家裡的“佃戶”們都統統的起來造反，推翻了“地主”的統治。

這就是清王朝為什麼不進行“立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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