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慶善先生作主題報告
剛才我們舉行了一個儉樸而莊重的揭牌儀式，宣告“馮其庸研究中心”正式成立。這個研究中心是由中國紅樓夢學會和通州區張家灣鎮人民政府共同建立的。馮其庸先生與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紅樓夢學會和張家灣鎮都有著密切的關係。馮其庸先生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第一任所長，曾長期擔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及終身研究員。馮其庸先生是中國紅樓夢學會的主要創建者，曾擔任中國紅樓夢學會第二任會長和第一位名譽會長。馮其庸先生最後的二十年則是在張家灣度過的，他對張家灣有著深深的感情，他為張家灣文化事業的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
為什麼要建“馮其庸研究中心”，當然是為了更好地學習繼承馮老留給我們豐厚的遺產。馮其庸先生是我們這個時代少有的大學者，他具有遠大的視野，開闊的胸懷，淵博的知識，不懈的奮鬥精神，所以他才能做出卓越的貢獻，才能對一個時代的文化藝術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馮先生雖以紅學名世，但他的事業、他的研究領域、他的多方面的才華和藝術成就，是一個“紅學”所無法包含的。他的“大國學”理念的提出，他對西夏學研究的推動，他的書法、繪畫、攝影等等，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毫無疑問，馮其庸值得研究，值得成立一個“馮其庸研究中心”，研究馮其庸對推動學術事業發展有著積極的意義。
限於我的學識，今天我只能從“馮其庸——新時期紅學發展的主要推動者”一個方面，談談馮其庸先生的貢獻，談談我們應該怎樣研究馮其庸先生，怎樣建設好“馮其庸研究中心”。
去年在馮其庸先生逝世以後，我在懷念文章中提出馮其庸先生是新時期紅學第一人。或許有人會質疑，這個評價合適嗎？的確，當代與馮其庸先生比肩的紅學大家有好幾位，如俞平伯先生、周汝昌先生、何其芳先生、李希凡先生等等，他們都在當代紅學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我認為，從推動新時期紅學發展來講，馮其庸先生的作用和貢獻無人能比，這是實事求是的評價，是公正的評價。
馮老對新紅學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豐富的紅學成果。四十多年來，馮其庸先生寫了大量的有關曹雪芹和《紅樓夢》研究的著作和文章，其中《曹學敘論》、《論庚辰本》、《〈石頭記〉脂本研究》、《論紅樓夢思想》、《曹雪芹家世新考》、《曹雪芹家世·紅樓夢文物圖錄》、《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等等，都是新時期紅學發展標誌性的成果。《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是馮老花費五年時間完成的一部學術鉅著，融合了他對曹雪芹家世、《紅樓夢》早期抄本、《紅樓夢》思想藝術研究以及人物研究的全部成果，還吸收了紅學評點派的精華和其他的紅學家研究成果，用馮老自己的話說，這部《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可以說是我全部紅學研究的總彙，也是我自己的四十年研紅心血所聚”。
馮其庸先生與《紅樓夢》結緣，首先是從研究曹雪芹家世與《紅樓夢》版本入手的，他在這兩方面的成就尤其巨大。馮先生認為，研究文學作品，離不開“知人論世”。《紅樓夢》不是曹雪芹的自敘傳，但《紅樓夢》的創作包含著作者對自己家庭往事的回憶、哀傷和思考，所以他認為要真正理解《紅樓夢》，明白曹雪芹的苦心，第一就是要弄清楚曹雪芹家世的大起大落，要弄清楚曹家的鉅額虧空，實際上是因為康熙南巡而造成的，所以《紅樓夢》中不時流露出悲涼之霧，流露出一種‘怨憤’的情緒；第二是要對明清之際，直到曹雪芹時代的社會、經濟、思想、風俗、制度等等有一個全面的瞭解，因為《紅樓夢》是康、雍、乾時代社會思想風俗的大綜合，它具有的思想深度和社會生活的廣度都不是別書可比的；第三必須深研《紅樓夢》早期抄本，因為這些早期抄本還沒有被後人篡改。他認為只有對這三個方面作深入研究，才能正確地認識《紅樓夢》。正是因為有這樣的認識，馮其庸先生始終對曹雪芹及其家世、《紅樓夢》早期抄本十分關注，下的功夫也最大。
他的重要學術著作《曹雪芹家世新考》以大量史料雄辨地論證了《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的可靠性，進一步確立了曹雪芹祖籍遼陽說。他與著名清史專家李華先生髮現了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寧府志》中的《曹璽傳》和康熙六十年刊《上元縣誌》中的《曹璽傳》，為曹雪芹家世研究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史料，解決了曹雪芹家世研究中許多重要問題。他再進一步深入研究《清太宗實錄》時發現了曹雪芹高祖曹振彥原為正白旗旗主多爾袞屬下旗鼓牛錄章京等文獻資料，並據此深刻地研究了曹雪芹上世的旗籍、軍職等情況。他在河北省淶水縣發現了五慶堂曹氏塋地，進一步證實了五慶堂曹譜的可靠性。他通過對康熙甘氏家譜的研究，進一步證實了五慶堂曹譜中三房與四房同出一源的關係，有力地論證了曹雪芹祖籍確為遼陽而不是豐潤。他通過對現存遼寧省遼陽市博物館中有曹雪芹高祖記載的三塊石碑的研究，為曹雪芹祖籍在遼陽找到了重要的文物證據。馮其庸先生是曹雪芹祖籍遼陽說的主要代表，他的觀點已被絕大多數紅學研究者所接受。
馮其庸先生在《紅樓夢》早期抄本的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早在1975年3月，他與著名紅學家吳恩裕先生合作研究新發現的三回又兩個半回的《紅樓夢》抄本，發現這就是己卯本的散佚部分，並從此抄本（包括未散佚部分）中避“祥”字、“曉”字的諱，因而考證出此抄本原是清怡親王允祥、弘曉家的原抄本，而怡親王又與曹雪芹家有著重要的聯繫，所以它的底本有可能直接來自曹家，這一驚人的發現對《紅樓夢》早期抄本的研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1977年7月，馮其庸先生完成了《論庚辰本》一書，這是最早的一本系統研究己卯本與庚辰本關係的學術專著。在書中他論證了現存庚辰本不是由四個本子拼湊而成的，而是據己卯本過錄的，這樣庚辰本就與己卯本一樣，是僅次於作者手稿的一個抄本，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從而確立了庚辰本特殊珍貴的地位。當然，對己卯本與庚辰的關係，是“兄弟關係”還是“父子關係”，學術界有不同觀點，但《論庚辰本》作為紅學史上第一本研究早期脂本的專著，其歷史性貢獻是毋庸置疑的。馮其庸先生還先後研究了甲戌本、甲辰本、列寧格勒藏抄本、程甲本等等。他還充分地肯定了程本的歷史功績。這一系列研究成果，都有力地推動了《紅樓夢》版本研究的深入開展。
馮其庸先生十分注重對曹雪芹創作思想和《紅樓夢》思想藝術的研究，先後發表了《千古文章未盡才》、《曹雪芹的世界觀和他的創作》、《曹雪芹與紅樓夢》、《紅樓夢的時代及其他》、《關於當前紅樓夢研究中的幾個問題》等重要論文，出版了《論紅樓夢思想》等學術專著，對曹雪芹的思想和《紅樓夢》的思想藝術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他指出，曹雪芹是一位超前的思想家，他的批判是屬於他自己的時代，他的理想卻是屬於未來的時代。馮先生高度評價了《紅樓夢》的思想藝術成就，他認為《紅樓夢》是反映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經濟因素的新的民主思想，《紅樓夢》在思想上起到了啟蒙的作用。馮先生對《紅樓夢》思想傾向的定性，在新時期紅學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影響。
（二）馮其庸先生不僅以其豐富的著述確定了他在紅學史上的地位，更在於他是新時期紅學發展的主要推動者。新紅學奠基者之一的俞平伯先生一生有兩大心願，一是希望能辦一個研究《紅樓夢》的專刊，一是整理一個脂本。前一個願望俞老沒有實現，後一個願望俞老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在王佩璋先生的協助下，搞出了一個《〈紅樓夢〉八十回校本》，但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當時有幾個珍貴的早期抄本還沒有被發現），這個本子並不很完善，而且還只限於學術領域供專家學者研究之用，並沒有普及到廣大讀者中。俞老這兩個願望，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由馮其庸先生帶領一批專家學者實現了，這就是《紅樓夢學刊》的創建和《紅樓夢》新校注本的出版。1982年將《紅樓夢》新校注本交付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是紅學史上第一次以庚辰本為底本的校注本，從此廣大讀者有了一部更接近曹雪芹原著並詳加校注的《紅樓夢》讀本，受到學術界高度評價，至今這部新校注本發行量已達500萬套，成為當今最具影響的《紅樓夢》通行本。後來馮老還與李希凡先生共同主編了《紅樓夢大辭典》，這也是紅學史上第一部關於《紅樓夢》及其研究的辭典。他還整理出版了《〈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匯校匯評》，十三種《紅樓夢》早期抄本的匯校匯評，歷時十年完成，是一項巨大的學術工程，也是新時期紅學總結性的成果。這些奠基性的學術工程，對紅學發展產生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
（三）馮其庸先生不僅在個人的學術研究和主持奠基性大型學術工程上成就突出，他還是中國紅樓夢學會、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和《紅樓夢學刊》的主要創立者。1979年，馮其庸先生與一些紅學研究者創辦了大型學術專刊《紅樓夢學刊》，馮其庸與王朝聞先生任主編，後又與李希凡先生共同擔任主編，馮其庸先生為學刊的生存與發展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紅樓夢學刊》創刊至今已有近四十年，發表紅學文章數千萬字，在培養紅學隊伍，團結紅學研究者，繁榮紅學事業諸方面，起到了紐帶和推動作用。1980年8月，馮其庸先生與其他紅學前輩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紅樓夢學會，他任副會長兼秘書長，馮先生實際上是建立中國紅樓夢學會的主要推動者和組織者，1985年在貴陽全國紅樓夢學術研討會上馮先生當選為會長。在馮其庸先生的領導下，中國紅樓夢學會參與組織了數十次全國性的紅樓夢學術研討會和三次國際紅樓夢學術研討會，對紅學的普及和紅學事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馮其庸先生還曾兩次赴美講學，參加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舉辦的國際紅樓夢學術研討會，率團赴新加坡舉辦紅樓夢文化藝術展，帶領專家組赴前蘇聯鑑定列寧格勒藏本《紅樓夢》，他為推動中外文化交流，為把《紅樓夢》和紅學推向世界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說，新時期紅學發展幾乎所有重大的活動都與馮其庸先生有著密切的關係，他為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推動紅學事業的發展所做出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馮其庸的名字已與《紅樓夢》、與新時期紅學緊緊地聯在一起。
我認為對馮其庸先生的最好紀念，就是學習繼承他留給我們的豐厚遺產，而要學習繼承好，就要研究馮其庸，這包括他豐富的學術成果、嚴謹的治學方法、玄奘般的不屈不撓的治學精神。馮老不懈的追求精神，嚴謹的治學態度，胸懷若谷的大師風範，同他的著述一樣，是留給我們的巨大精神財富。
建立“馮其庸研究中心”，其主要任務就是研究馮其庸先生豐富的學術成果和學術精神，沿著馮老的學術道路研究相關的學術問題，為紅學、為文化藝術和學術發展作出新的貢獻。當然，鑑於我們這種合作模式，要求“馮其庸研究中心”，無論是在組織架構上，還是在運作機制上，都要從實際出發，好好研究和設計。首先，我們要建立一支學術隊伍，特別是要重視青年一代學者的培養，建立一支具有良好學術品質和學術實力的紅學隊伍。要設計學術課題，制定研究和發展規劃。“馮其庸研究中心” 要倡導科學的研究精神，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要營造良好的學術氛圍，樹立良好的學術形象。
馮老非常關注曹雪芹生平家世及其與《紅樓夢》創作的關係，這應該是“馮其庸研究中心”的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和重要課題。從曹雪芹生平及其家世研究的實際出發，我認為應該重視曹寅的研究，因為曹寅在曹家興衰中至關重要，對曹寅的研究、對曹寅與曹雪芹關係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推動對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另外，在有關曹雪芹生平史料非常少的情況下，要重視與曹雪芹有交遊關係的人物的研究，或許能有新的發現。
馮老非常重視《紅樓夢》版本的研究，特別是早期抄本的研究，這方面研究的空間仍然很大，大家關心的各種早期抄本的流傳脈絡，對論證本子的真偽具有重要意義，應該加強這方面的研究。當然，版本研究的核心，還是在於本子本身的研究，以及彼此相互關係的研究，這當然是一個很辛苦很見功夫的工作，吃快餐不行，要有當年搞新校本時的工作精神，一字一句，歷經七年完成。沒有這樣下功夫，版本研究是搞不好的。我們還要重視程甲本與程乙本關係的研究，重視後四十回的研究，重視清代各種《紅樓夢》刻本的研究。
馮老非常重視《紅樓夢》的當代傳播，他提出，把對《紅樓夢》瞭解不瞭解熟悉不熟悉，作為衡量一箇中國人人文素養的標誌之一。我們要樹立民族的文化自信，這與偉大的文化經典的當代傳播有著緊密的關係，我們應該把《紅樓夢》的當代傳播作為一個重要的課題研究，讓更多的人喜歡《紅樓夢》、熟悉《紅樓夢》，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馮其庸與張家灣也應該成為研究中心的重要課題，把馮其庸故居的保護與建設也應列入中心的研究課題。“馮其庸研究中心”的建設要與首都副中心的文化發展融為一體，使之成為通州、張家灣一張文化名片。
說到底《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文學經典，我們還是要重視對《紅樓夢》思想藝術的研究。馮老提出曹雪芹是一個超前的思想家，曹雪芹的美學思想、《紅樓夢》中體現的人文精神以及《紅樓夢》詩意般的藝術表現，應該成為我們研究的中心內容。
明年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成立四十週年，是紅樓夢學刊創建四十週年。後年即2020年是中國紅樓夢學會成立四十週年，我希望
“馮其庸研究中心”的成立，應該做一些實實在在的工作，做好紀念活動，推動新紅學的發展，以新的學術成就和新時期紅學更大的發展告慰馮其庸先生的在天之靈。。謝謝大家！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
文藝研究
《文藝研究》雜誌創辦於1979年5月，由文化部主管、中國藝術研究院主辦，是大型綜合性文藝理論月刊。《文藝研究》以“引領學術潮流，把握學術走向，加強學術交流，擴大學術影響”為辦刊總方針，強調現實性與學術性、前沿性與基礎性、學理與批評的有機統一，提倡中國視野、中國問題、中國氣派，廣泛容納文學、藝術各領域不同觀點、不同方法的優秀研究成果。
媒介之變
從移動互聯網世界的劇烈媒介迭變，觀察未來世界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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