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提要】1911年，清廷出臺川漢鐵路國有化政策，並重新啟用因偷拍慈禧太后葬禮事件被革職的能臣端方，出任川粵漢鐵路督辦大臣。結果四川鬧起保路運動，川督趙爾豐武力彈壓（詳見 楊早 | 天下未亂蜀先亂：大清要完倒計時），局勢更加失控，端方硬著頭皮帶兵自鄂入川平亂，卻在途中丟了腦袋。
民初社會傳聞：端方花了四十萬兩白銀買得川粵漢鐵路督辦大臣一職。這未免太小看端方的智商了。端方被革職急謀起復是事實，但他難道不知道，各地保路風潮如火如荼，此時督辦路事，是一塊燙手山芋？
端方在京未發時，自1911年5月起，就一再上奏，希望朝廷收回“鐵路國有”成命，又懇電沿線各督撫，請“務須和平，勿專制強硬，以致激變”。
6月29日，拖延已久的端大臣隊伍終於離開北京。因為懷著極大的疑懼之情，端方走走停停，還跑去彰德跟賦閒的親家袁世凱“商榷要政”，而且他還對記者說，此去“如無妥善辦法，即擬辭職”——跟四川袍哥一樣，端方也在鋪後路。
本來自北京到武漢火車只需一日，端方生生拖到7月4日才到武漢。據《申報》報道，湖北各官員從端方上月中旬放風說要出京，就屢屢相約往大智門車站迎接，結果屢屢撲空，大概一共白跑了十來次，人人把端方恨得要死。
在武漢的兩個月，端方確實竭盡所能，希望在“朝廷國有”的定策與“鐵路商辦”的民意之間尋找一條折衷之路。比如他曾派夏壽田返京與郵傳部商議，是否將川漢鐵路四川段宜昌經萬縣、重慶至成都的原有路線，改為由潼關經川北保寧府達成都，寧願從陝西境內繞一下，這樣可以朝廷、紳民分別築路，既滿足民意，又不失政府尊嚴。
但是內閣與郵傳部拒絕了他的建議，路線已經與四國銀行團簽訂協議，改路？那不知又要多花多少口舌工夫？
好吧，端方於是守在漢陽，只是修修督辦大臣公所，找人來繪製路線圖，招聘鐵路人才。比起其勢洶洶的四川紳民，湖北各界對他的態度要好得多，而武漢三鎮比起已全面罷市的成都，也要平靖很多。
而且袁世凱早有信來，要端方在路潮平息之前“宜先駐漢陽，分投委員勘查，步步為營”。後世史家說，如果端方按此行事，縱然在武漢碰上了辛亥首義，多半也不會身首異處。畢竟，瑞澂、張彪，諸多湖北大員一個都沒有死。
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
然而趙爾豐搞出了“成都血案”，朝廷嚴令端方入川查辦，端方回奏力辭，朝廷再嚴令，怕川人武力暴動？給你兵隊，而且派“楚同”號軍艦護送入川。看你還有什麼藉口？
端方几乎每停一處地方，都要向內閣或盛宣懷發電，訴苦，找後路，巴不得停在宜昌，停在夔州，停在萬縣，停在重慶，等路潮出個結果再說。
然而朝廷並沒有放過他，不僅連番催促，甚至在武昌事變之後，於11月6日諭令端方署理四川總督，將整個四川的重擔都壓在了他身上。不過，由於武昌事變後電報不通，端方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又當了一回制臺大人。
有史料顯示，在知道武昌事變、湖北獨立的消息，又有流言傳說北京失陷、宣統逃亡之後，端方確曾認真考慮過自己在大變動的四川中的位置。他認為趙爾豐已經失去民心，朝廷又無力控制西陲，按照武昌推舉黎元洪的前例，他是否也可以被推舉為四川都督，甚至四川獨立後的軍政府首腦？
他曾派劉師培等人潛入成都探聽消息，但迴音很不樂觀，據說趙爾豐已經做好準備，端方一到成都，就會被軟禁起來，連住的地方都預備好了。
端方更不肯往前走了。而且，入川以來，沿路補給相當困難。端方家丁日後回憶說：“沿途飲食，並無菜蔬可食，每飯只有白飯鹹菜。沿途所住之房即系養豬堆糞之屋，即欽差亦系此等之房。行至兩三月均如是。”於是，命運將端方送到了資州，也留在了資州。
端方
資州離重慶六百多里，距成都四百里，可進可退，而且地面安靖，似乎沒有同志軍活動，比一路上的滋擾不寧好得多。端方就此住了下來。
他一路走來，每到一處即鳴鑼集眾，尋一處寬敞廟所，派六弟端錦前往演說，表示對所有“匪徒”均不帶兵剿趕，願自行解散者，發與盤費，優給獎勵。爾等川人，也莫以為川地堅固，有蜀道之難，現時有機關槍炮，一旦天兵到來，四川如何抵擋？……
端方家丁說：“每到一處，紳商學界以及匪徒皆懸燈結彩鳴鞭，各戶換粘新對，歡迎數十里外，各界感情殷殷。”這不免有點兒往端大臣臉上貼金，地方紳糧自然對欽差大臣還是儘量敷衍，端方在資州，便“天天飲酒宴會”。但群情激昂的四川，如何會因端方片言便解難去紛？端方在重慶通衢遍貼六言安民告示（方便不識字者聽人誦讀），就被人在每句後面都加了註解：
蒲羅九人釋放（未必） 田周王饒參辦（應該）
爾等迫切請求（何曾） 天恩果如爾願（放屁）
良民各自歸家（做夢） 匪徒從速解散（不能）
倘有持械抗拒（一定） 官兵痛剿莫怨（請來）
不管怎麼說，端方絕非滿人中的頑固派，川人中也頗有對這位“主撫不主剿”的欽差大臣有好感者，成都方面甚至傳來“雖經宣佈獨立，仍復預備歡迎”的消息。這裡的弔詭之處在於：如果端方身處大城市，無論武漢、重慶還是成都，他都很可能不死，唯獨在資州，沒有外敵的壓迫，但本地也沒有彈壓支援的力量，端方的命運完全掌握在他從武昌帶來的新軍第八鎮步隊一營手中。
事兆從頭上開始。突然有新軍去街上的剃頭鋪剪去髮辮，而且一傳十，十傳百，滿街突然地行走了已剪辮或未剪辮的武昌新軍士兵。不到三個鐘頭，幾乎全標人都剪了辮子。而且這股風潮開始向資州城內與四鄉瀰漫。
端方不可能沒有感受到這種危險的氣氛。下面這段話，有人說是端方主要召集新軍的表白，有人說是新軍士兵將端方兄弟抓到朝天宮後的對話，但內容大致如此：
端方：我本漢人，姓陶（據說端方有一方印章，上刻“陶方”），投旗才四代，今願還漢姓如何？
眾兵：晚了！
端方：我治軍湖北，待兄弟們不薄，此次入川，優待加厚。請各位周全……
眾兵：那是私恩，今日之事乃國仇。
至此眾士兵大呼：武昌起義，天下響應，漢族健兒，理應還鄂，效命疆場。是何端方，巧言矇蔽，使我輩處於附逆地位。今天公仇為重，不殺你端方決不是炎黃子孫！
其實，端方提出的兩項理由，都很有道理。寬以待下，正是黎元洪等舊官僚被擁戴的重要原因，而脫旗返漢，更是辛亥年洗脫種族原罪的重要手段。成都滿官簽署的《四川滿人投降文》中即明確表白：“然清皇攝政二百餘秋，我漢人生逢斯時，而脅迫投旗者甚多……今知天命將終，而國祚改易，江山仍還舊主，睹此大局情形，我漢軍不得不返旗還漢，原業歸宗，何敢愛清室一官，而不念祖宗乎？”明白事理的革命黨人也大抵只要求滿人投降，而不是大肆屠戮，以安民心。
但是端方所處的情境不同，他倒黴就倒黴在他面對的是一幫無統屬無歸依的新軍下層官兵。國仇云云，多一半隻算藉口。從最後士兵的大呼可以看出，這支軍隊，立志要返回武漢參加起義，但當此亂世，如何能穩固新軍們起義的決心？如何能保證本標千餘人的團結？如何能取得武昌方面的信任？領頭的同盟會、共進會成員，必然要藉端方這個欽差大臣的人頭，當一顆定心丹，也做一張投名狀。要說這，也是江湖政治的規則。
是以這位被《申報》稱為“滿人翹楚”的候補侍郎、督辦川粵漢鐵路大臣、署理四川總督，就被士兵們用指揮刀砍下了頭顱。他的屍體裝進木棺，棺蓋上用粉筆寫上“端兒之屍”（四川人蔑稱某人即為“某兒”），可能是就地埋葬了。端方兄弟的首級，則被裝進兩個盛煤油的鐵皮桶裡，還浸上煤油以防腐爛。
新軍次晨即開拔回武昌，沿途每經一地，都將端方兄弟的首級示眾。那些紳商民眾，看見半個多月前還路過這裡並向他們宣講清廷德音的兩位端大人，而今身首異處，浸透煤油的頭顱在空中搖晃，不知會做何感想？
人物：端方說相聲
湖北老革命黨劉成禺，在《世載堂雜憶》中記述1905年端方、戴鴻慈等輩訪問美國加州大學，他親見的一幕：端、戴一齊上臺，並立演講席中，戴左端右。端謂戴曰：“請老前輩發言。”戴曰：“兄常與西人往來，識規矩，請發言。”於是端方發一言，翻譯完，向戴鴻慈曰：“老前輩，對不對？”戴曰：“對。”端又發一言，又向戴曰：“對不對？”戴曰：“對對。”一篇演說約數百言，端問戴數百次，戴亦答數百次。
這簡直像是在說相聲嘛，搞得西人大惑不解，在場留學生也面上無光。
端方（前排中深色大衣者）在美國考察憲政，1905
這則軼聞常被引來說明清朝官員之昏庸可笑。我看見的卻是三類言論形式的衝突與並存。很顯然，端方有能力獨自演講，而且他未必不知道西方式演講是個體化的，但是他必須處處表現對戴鴻慈這個“老前輩”的敬重。這裡的關鍵是，滿官重身份（是“奴才”還是“臣”），漢官才重科輩。滿官大可不必對漢官講這一套科輩規矩。端方是滿官，與漢官相處，能遵從漢官的禮儀，這當然能迅速贏得漢族同事與上司的好感，故而《申報》在眾多滿洲權貴中，獨獨推許端方為“能吏”。
滿清開國的老祖宗們，最近的殷鑑便是元明兩朝。元朝式的排斥漢文化肯定是行不通的，但是明朝的文恬武嬉也讓人心生警惕。有清一朝，皇帝或許會表現出對漢文化的好感，八旗體制卻有形無形地將滿漢置於不同的生活空間與職業場域。納蘭性德與曹雪芹當然是滿族文人的驕傲，但總的來說滿族的文化水平偏低，人人皆兵的八旗也沒有貢獻出太多的政治幹才。
像端方那樣，在文化、政治兩方面都能躋身於全國一流的滿人，清代幾乎找不出第二個。據說端方少時也是紈袴一名，當京官時，因為不懂碑帖，受到了漢族同事王懿榮的文化羞辱，才發願苦研金石。三年之後，端方已經儼然金石名家。
端方題瓦當拓本·金文全形拓·北魏造像·造優填王記
端方後來外放地方，有貪墨之名。考慮到他的收藏嗜好，巨大的金錢需要也很正常。當時有付嵌名對聯說是：“賣差賣缺賣厘金，端人不若是也；買書買畫買古董，方子何其多乎？”但即使辛亥時期的醜化描寫，也承認端方“貪而狡”，比如他在武漢的時候，雖然不拒絕賄賂，但是“賣差不賣缺”，這就巧妙地利用了晚清差缺分離的官制，規避朝廷的監管。又有說他“凡與外人酬酢，時時演出一種獻媚之態”，晚清較懂洋務較有彈性的官員，如郭嵩燾、曾紀澤，往往都會膺此惡名。而且端方在南京，率先改變督撫到任先拜各國領事的成規，逼得各國領事率先來拜，在當時中國官場，已算得上深諳國際政治規則。
辛亥年端方在資州被殺，被許多人視為漢人向滿人報“國仇”的標誌性事件（也是因為辛亥革命中身死的滿族大員極少）。因此時評對端方不太客氣，尤其是清末民初的筆記，對端方詆譭之語甚多，對於端方任兩江總督期間的種種功業，不大好一筆抹殺，卻可以做誅心之論：“端方知江蘇人多文弱，又矜言新學。彼惟於學堂中撥款若干，以為輔助資。則趨之者，已如蟻慕羶。或則略與周旋，以施其牢籠之法。而江蘇已爭誦之。實則所撥者，皆取於漢族之財，而託名為國家也。”（《奴才小傳》）這也未免太羅織罪名，以此概之，則天下尚有能吏乎？再往前走一步，就會出來“清官有害論”。
革命黨人恨端方，其實也與他的能幹有關。端方在兩江總督任上，招降革命黨人甚夥，其中包括學問大家劉師培，這成為後來革命本位的論者心中永遠的痛，如劉的弟子黃侃解讀劉師培《與端方書》一面將端方稱為“狡黠之虜酋”，一面又開脫老師“不諳世務，好交佞人”。端方這個罵名背得實在冤枉，他是革黨口中之奸佞，當然就是清廷眼中之能臣，各為其主，何可厚非？關鍵是端方能讓劉師培這樣的大名士歸心輸誠，數年後還跟著他一路入川，並代端方潛入成都打探，可謂死心塌地追隨，你當是個個封疆大吏都可以做到的麼？
反而是他效忠的朝廷給了他當頭一棒。1908年兩宮葬禮，端方因為指使人沿途照相，被李鴻章之孫李國傑劾“大不敬”去職。以端方之世故圓滑，過還曾因光緒大婚辦事得力受賞識提拔，為何會犯此低級錯誤？有論者認為是“主少國疑”，不得不去權臣以立威，罷斥端方與袁世凱的理由都是藉口。而這個藉口之所以會出現，也是據說端方考察歐美，十分羨慕歐美立憲的“君臣一體，毫無隔閡”，無論君主、大總統，報館記者皆可隨時照相，一見大老闆換了新人，不免想搞搞新意思。這樣說來，端方又是因為第一個吃螃蟹被人抓了把柄。
端方吃第一隻螃蟹的事例很多，後人亟亟於滿漢之分、革命保守之別，就未必瞭解關注這些了：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現代幼兒園是他在湖北創辦的，他在湖北、湖南、江蘇，均是首創電話、無線電、圖書館、運動會。
他在南京、蘇州、上海大力提倡全民種樹，並用軍功與刑罰誘使官員、軍隊普遍種樹。
他把電影放映機帶進了中國，也第一次向中國人介紹了西方牲畜屠宰與肉類檢驗的制度，希望中國仿效。
他創設了市民公園和現代監獄，又在中國官員中頭一個實行了公費女子留學。
江蘇的第一次公開民意代表選舉是他主持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工商博覽會也是他籌劃的……
應當記住，這個曾經的浪蕩旗人，中國當時最好的收藏家之一，曾被萬眾唾罵的狡詐的“滿洲狗”，同時也是一位中國現代之門的開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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