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發表廬山講話，其中有一句非常有名：“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抗戰到底”的決心，從這個講話中可見一斑。當然，從如今揭秘的歷史文獻來看，面對抗戰初期中國孤軍對抗強大日本的抗戰形勢，蔣介石的心中是有自己的一條底線的。那麼，這個抗戰到底的“底”在哪裡呢？
要了解當時蔣介石心中的底線，我們要從“陶德曼調停”說起。
陶德曼是德國駐華大使。抗戰全面爆發後，德國並不希望日本把力量耗費在中國，同時也擔心戰爭影響德國在華利益，因此在調停中日戰爭這件事上，一度非常積極，而陶德曼就是調停的中間人。
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
應該說，出於維護德國利益的考慮，陶德曼在調停中日衝突上，還是非常盡心盡力的。1937年10月底，他在上海會見了即將回國的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試探日本停戰條件的底線。川越茂明確告訴陶德曼，日方的基本條件是中國必須斷絕與蘇聯的關係，加入反共產國際協定，以及華北自治。
幾天後，11月2日，日本外務省正式向陶德曼提出了七項和平條件：一、內蒙古自治；二、在華北建立一個沿滿洲國國境線的非軍事區；三、擴大上海的非武裝地帶，由日本控制公共租界的巡捕隊；四、停止抗日政策；五、共同反對共產主義；六、降低對日關稅；七、尊重外國權益。
這七個條件，其實最核心的就兩條：要求中國承認偽滿洲國，內蒙古脫離中國中央政府控制，實現實質性獨立。收到日本的談判條件後，蔣介石在與其他軍政大員研究後，一致認為這個條件“並不苛刻”，“並非亡國條件”，決定接受。於是蔣介石於12月5日會見陶德曼，表示中國將接受這個條件。他向陶德曼表示：“（一）中國接受這些條件作為談判的基礎。（二）華北主權和完整……不得侵犯。（三）在和平談判中，不得涉及中國與第三國之協約。（四）在和平談判中，自始即由德國任中介人。”（《汪偽政權資料選輯·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
請注意，以上四點其中只有兩點是最關鍵的：第一，蔣介石接受日本提出的承認偽滿洲國和內蒙古變相獨立的所謂自治，第二，蔣介石要求必須保證華北主權和完整。然而，這個時候日本已經佔領了南京，侵略野心極度膨脹，於是對陶德曼表示，原先的七點談判條件作廢了，新的條件是：1、中國應放棄容共抗日政策，給日滿的仿共政策以協助。2、在必要地區設置非武裝帶，並在該地區各個地方設置特殊機構。3、在日、滿、華三國之間，簽訂密切的經濟協定。4、中國向日本進行戰爭賠償。
這次日本提出的條件，比起前一次更進一步的地方在於：一是要在包括華北在內的日本認為的“必要地區”設置非武裝帶，中國軍隊不得留滯在這些地區，而日本可以在這些地區設立所謂的特殊機構。第二是要求中國對日賠償。
對於此次更加嚴苛的條件，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其他要員研究了半天，終究沒敢一口答應。1938年1月15日，在日本給定的最後答覆時限，中國向陶德曼表示還要再研究研究，無法一下子給出答覆。日本認為中國這是有意拖延，遂在第二天，即1月16日發佈著名的第一次“近衛聲明”，宣佈日本將不再以蔣介石國民政府為談判對象。
這就是“陶德曼調停”的全過程。從這個過程中，我們大致可以分析出蔣介石當時心中的底線：那就是要維護華北地區的主權和領土完整，至於東北和內蒙，是可以犧牲掉的，至少是暫時放棄。其實蔣介石的這種認識，也代表了當時中國相當一部分上層精英的看法。早在1937年8月5日，胡適和陶希聖就聯名給蔣介石上條陳，主張放棄東三省，承認“滿洲國”，以此換得日本讓步。
陶德曼調停失敗後，曾經發生過一件事，進一步表明了蔣介石的抗戰底線。1938年7月6日，武漢會戰序幕拉開，航空委員會軍令廳副廳長張有谷突然接到蔣介石侍從室送來的一封密信，要求立刻派一架飛機將這封密信空投給當時到南京勞軍的日本秩父宮親王。張有谷感到很奇怪，於是打開信件看了一遍，信中內容共兩項，其中一項是譴責日本軍隊對中國平民的屠殺。另一項內容則是表示如果日本能停止在關內的軍事行動，中國可以考慮把東三省全部割讓。
派去空投的飛行員名叫湯卜生，事情發生後，中國軍隊內部很多人議論紛紛，最後不得已由空軍出面寫了一篇湯卜生謁陵記，表示湯卜生非常懷念國父，情不能自已，於是擅自飛往南京中山陵謁陵，才算平息了這些議論。
湯卜生，後犧牲於武漢空戰
此事見於張有谷回憶文章，刊登於《文史資料選輯》第八輯。從這件事我們也可以看出，蔣介石當時是準備以承認偽滿洲國，來換取日本對華罷兵的。
當然，在當時形勢下，這種想法也是情有可原的。因為當時國際形式尚不明朗，歐美等列強對日綏靖，甚至藉由中日戰爭而大發橫財。除了蘇聯對華有部分援助之外，當時的中國可以說是孤立無援，獨立對抗日本的侵略，所以國民黨內部有相當一部分人對於抗戰的前景是悲觀的，這也不可能不影響到蔣介石對抗戰的判斷。對於他來說，能夠保住包括華北在內的“關內十八行省”區域，也是可以接受的停戰條件。
關於這一點，在1939年1月16日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有了更清晰的表述。在這場會議上，蔣介石發表了《外交趨勢與抗戰前途》的演講，明確提出了抗戰底線到底在哪裡。他說：“我們這次抗戰的目的，當然是要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如果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就不能和日本開始談判，假使能夠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可以開始談判，……若恢復了平津，我們再不以外交政治的方法與日本談判，也是自趨滅亡之道。”
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演講
可見，對於蔣介石來說，所謂抗戰，就是要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態勢，這就是他的抗戰底線。
這種以恢復平津不惜捨棄（或者說暫時捨棄也可以）東北和內蒙主權的底線思維，一直維繫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加入對日作戰後，才有了明顯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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