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其中有一句非常有名：“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从这个讲话中可见一斑。当然，从如今揭秘的历史文献来看，面对抗战初期中国孤军对抗强大日本的抗战形势，蒋介石的心中是有自己的一条底线的。那么，这个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呢？
要了解当时蒋介石心中的底线，我们要从“陶德曼调停”说起。
陶德曼是德国驻华大使。抗战全面爆发后，德国并不希望日本把力量耗费在中国，同时也担心战争影响德国在华利益，因此在调停中日战争这件事上，一度非常积极，而陶德曼就是调停的中间人。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
应该说，出于维护德国利益的考虑，陶德曼在调停中日冲突上，还是非常尽心尽力的。1937年10月底，他在上海会见了即将回国的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试探日本停战条件的底线。川越茂明确告诉陶德曼，日方的基本条件是中国必须断绝与苏联的关系，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以及华北自治。
几天后，11月2日，日本外务省正式向陶德曼提出了七项和平条件：一、内蒙古自治；二、在华北建立一个沿满洲国国境线的非军事区；三、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由日本控制公共租界的巡捕队；四、停止抗日政策；五、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六、降低对日关税；七、尊重外国权益。
这七个条件，其实最核心的就两条：要求中国承认伪满洲国，内蒙古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控制，实现实质性独立。收到日本的谈判条件后，蒋介石在与其他军政大员研究后，一致认为这个条件“并不苛刻”，“并非亡国条件”，决定接受。于是蒋介石于12月5日会见陶德曼，表示中国将接受这个条件。他向陶德曼表示：“（一）中国接受这些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二）华北主权和完整……不得侵犯。（三）在和平谈判中，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之协约。（四）在和平谈判中，自始即由德国任中介人。”（《汪伪政权资料选辑·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
请注意，以上四点其中只有两点是最关键的：第一，蒋介石接受日本提出的承认伪满洲国和内蒙古变相独立的所谓自治，第二，蒋介石要求必须保证华北主权和完整。然而，这个时候日本已经占领了南京，侵略野心极度膨胀，于是对陶德曼表示，原先的七点谈判条件作废了，新的条件是：1、中国应放弃容共抗日政策，给日满的仿共政策以协助。2、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带，并在该地区各个地方设置特殊机构。3、在日、满、华三国之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4、中国向日本进行战争赔偿。
这次日本提出的条件，比起前一次更进一步的地方在于：一是要在包括华北在内的日本认为的“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带，中国军队不得留滞在这些地区，而日本可以在这些地区设立所谓的特殊机构。第二是要求中国对日赔偿。
对于此次更加严苛的条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其他要员研究了半天，终究没敢一口答应。1938年1月15日，在日本给定的最后答复时限，中国向陶德曼表示还要再研究研究，无法一下子给出答复。日本认为中国这是有意拖延，遂在第二天，即1月16日发布著名的第一次“近卫声明”，宣布日本将不再以蒋介石国民政府为谈判对象。
这就是“陶德曼调停”的全过程。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大致可以分析出蒋介石当时心中的底线：那就是要维护华北地区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至于东北和内蒙，是可以牺牲掉的，至少是暂时放弃。其实蒋介石的这种认识，也代表了当时中国相当一部分上层精英的看法。早在1937年8月5日，胡适和陶希圣就联名给蒋介石上条陈，主张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换得日本让步。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曾经发生过一件事，进一步表明了蒋介石的抗战底线。1938年7月6日，武汉会战序幕拉开，航空委员会军令厅副厅长张有谷突然接到蒋介石侍从室送来的一封密信，要求立刻派一架飞机将这封密信空投给当时到南京劳军的日本秩父宫亲王。张有谷感到很奇怪，于是打开信件看了一遍，信中内容共两项，其中一项是谴责日本军队对中国平民的屠杀。另一项内容则是表示如果日本能停止在关内的军事行动，中国可以考虑把东三省全部割让。
派去空投的飞行员名叫汤卜生，事情发生后，中国军队内部很多人议论纷纷，最后不得已由空军出面写了一篇汤卜生谒陵记，表示汤卜生非常怀念国父，情不能自已，于是擅自飞往南京中山陵谒陵，才算平息了这些议论。
汤卜生，后牺牲于武汉空战
此事见于张有谷回忆文章，刊登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当时是准备以承认伪满洲国，来换取日本对华罢兵的。
当然，在当时形势下，这种想法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当时国际形式尚不明朗，欧美等列强对日绥靖，甚至借由中日战争而大发横财。除了苏联对华有部分援助之外，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孤立无援，独立对抗日本的侵略，所以国民党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抗战的前景是悲观的，这也不可能不影响到蒋介石对抗战的判断。对于他来说，能够保住包括华北在内的“关内十八行省”区域，也是可以接受的停战条件。
关于这一点，在1939年1月16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有了更清晰的表述。在这场会议上，蒋介石发表了《外交趋势与抗战前途》的演讲，明确提出了抗战底线到底在哪里。他说：“我们这次抗战的目的，当然是要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和日本开始谈判，假使能够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可以开始谈判，……若恢复了平津，我们再不以外交政治的方法与日本谈判，也是自趋灭亡之道。”
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演讲
可见，对于蒋介石来说，所谓抗战，就是要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态势，这就是他的抗战底线。
这种以恢复平津不惜舍弃（或者说暂时舍弃也可以）东北和内蒙主权的底线思维，一直维系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加入对日作战后，才有了明显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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