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的諸將之中，以左良玉的軍事力量最為強大，左良玉擁兵80萬，被崇禎帝封為寧南伯，素有威名，曾取得著名的瑪瑙山大捷，是張獻忠的強勁對手。左良玉駐軍武昌，扼南京上游，在戰略上舉足輕重。
弘光政權成立之初，左良玉及其部將就認為這個政權缺乏代表性或者合法性，在部將的勸說下，左良玉經過權衡利弊才正式承認弘光政權。左良玉不想承認弘光朝廷，確實有深層次考慮。從崇禎時期開始，左良玉的勢力逐漸強大，已形成擁兵自重、跋扈難制的軍事集團，不願受到朝廷的過多約束。若左良玉承認弘光朝廷，意味著左良玉集團又要重新受到朝廷的節制，重新迴歸明朝的傳統體制，特別是文臣制約武帥的體制更是令武人反感。弘光政權缺乏廣泛的代表性，是馬士英依靠江北四鎮以武力為後盾所擁立的，馬士英、江北四鎮以定策功自居，把持著朝政，而擁兵80萬之眾的左良玉卻被排斥在外，不能享受定策功的特殊榮耀和權力，使左良玉的政治心理很不平衡。
事實上，江北四鎮的影響力已經滲入到朝中， “時四鎮參預國是，左無一言”，不免使左良玉感到有政治失落感。
馬、阮集團當政，政治日趨腐敗，公開賣官鬻爵，民間有“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如狗。蔭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之謠。當時“朝政濁亂，賄賂公行。四方警報狎至，士英身掌中樞，一無籌劃，日以鋤正人引兇黨為務”。馬士英引閹黨阮大鋮入朝，企圖為閹黨翻案，遭到東林黨復社人士及廣大正直士民的強烈反對，黨爭日趨激烈，東林黨復社人士攻“逆案”，馬、阮集團攻“順案”，大肆打擊東林黨復社人士。著名東林黨人士“呂大器、姜曰廣、劉宗周、高弘圖、徐石麒皆與士英齟齬，先後罷歸”。就連眾望所歸的史可法也被排擠出朝，出任督師，輿論大譁，長洲諸生盧渭等，上書言： “秦檜在內，李綱在外，宋室終北轅。”馬、阮集團則借“順案”對東林復社人士窮究不放，必置之死地而後快。阮大鋮說： “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諸臣，不足以謝先帝!今陳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大鋮日與楊維垣謀，必欲盡殺東林、復社諸人”。“殺從逆光時亨、周鍾、武愫，又殺原任武德僉事雷演祚、禮部主事周鑣”，使江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東林復社與馬、阮集團之間的黨爭日趨激烈，而左良玉也捲入其中。左良玉早年深受東林黨人侯恂的知遇之恩，“良玉之起由侯恂。恂，故東林也”。左良玉對東林黨人頗有好感，良玉又先後與東林黨人李邦華、袁繼鹹等交往，在馬、阮集團看來，左良玉已具有東林黨色彩。左良玉與阮大鋮本來就有矛盾，崇禎末年， “當左兵南潰，方域僑寓陪都，大鋮頌言良玉為賊，而目侯以同反，左具知其情，恨之” 。左良玉在政治傾向上同情東林黨人，良玉“頗敬禮賢士大夫。是時總督史可法、中丞袁繼鹹、御史黃澍皆與交好。弘光既立，貴陽(馬士英)柄政，擠可法於外，(黃)澍陛時，又廷叱貴陽;於是貴陽頗知良玉與袁史輩交契，而良玉與諸君意氣亦彌厚。四鎮附馬，左鎮附史，而水火之形成矣” 。弘光朝廷在政治、軍事上實際已經分裂成對立的兩大陣營。
左良玉在政治上傾向於東林復社人士，難免引起馬、阮集團的嫉恨與打擊。馬士英、阮大鋮把持朝政，對左良玉存在著防範心理。封賞武將，首先封的是有定策功的劉澤清、高傑、黃得功、劉良佐等江北四鎮，其後才封第五鎮左良玉，反映出馬、阮集團對左良玉的疏遠。馬、阮集團在軍事上對左良玉嚴加戒備， “馬士英、阮大鋮用事，慮東林倚良玉為難，謾語修好，而陰忌之，築板磯城為西防。良玉嘆曰： `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使左良玉明顯地感受到馬、阮集團的防範， “不免有沿流之計矣”。馬士英在軍餉問題上對左良玉進行刁難，使左良玉深為不滿，二者矛盾激化，弘光帝“命楚鎮左良玉兵以鹽代餉，從閣臣馬士英言也。每百斤定價一兩五錢。已，良玉疏言不便，有今三軍方切防剿，若鬻鹽餬口，何時方完?鹽疾不可為粟，兵須轉而為商'等語。疏奏，士英不悅。時良玉與士英已隱隱樹兵矣”。
馬、阮集團對東林復社人士大加迫害，激起了廣大士民的強烈不滿，而左良玉本身又受到馬、阮集團的打擊，使左良玉認為，起兵東下“清君側”是正義之舉，必將得到廣大士民的理解、支持。左良玉決計起兵東下，也含有身不由己、迫不得已的因素。監軍御史黃澍、其子左夢庚與部將對起兵東下已達成共識，極力主張起兵東下，左良玉本人又衰弱多病，難以約束部將;大順軍的軍事威脅又對左軍形成了沉重的軍事壓力。左良玉面臨內、外部的沉重壓力，迫不得已決計舉兵東下。左良玉引兵東下“清君側”，御史黃澍起了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當時，御史黃澍巡按湖廣，監左良玉軍，頗得左良玉心，在清流人士與馬、阮集團的鬥爭中，黃澍對馬士英的鬥爭最為激烈，黃澍同承天寺守備太監何志孔入朝，黃澍聲淚俱下，當面嚴厲指斥馬士英為奸臣，論馬士英有十大罪狀，該殺，甚至當朝以笏擊馬士英背，使馬士英極為惱怒。恰好此時， “楚宗朱盛濃疏誣黃澍： `毀制辱宗，貪賄激變'，士英喜，擢盛濃池州府推官。內批： `逮澍刑部提問。'澍不至。”黃澍逃入左良玉軍營中，受到左夢庚的保護， “緹騎入左營逮澍。澍方與夢庚同操練軍士兵，夢庚仗劍斬逮使於將臺之下”，黃澍為報私怨，竭力鼓動左良玉起兵東下以剷除馬、阮集團。
左良玉的部下包括其子左夢庚是推動“清君側”的重要因素。左良玉軍“自朱仙鎮之戰，精銳略盡，其後歸者多烏合，軍容雖眾，法令不復相懾”，左軍成分複雜，有很多歸降之眾，而降人不奉約束，左良玉又漸衰多病，難以嚴格約束部下。“其眾百萬，皆餉賊，素慕南都富麗，日夜為反謀”。而左夢庚作為軍中副帥，又貪財好利，目光短淺，非將帥之才，左良玉散財物安撫部將時“夢庚有吝嗇，良玉曰： `爾以此為若物耶?曏者吾散之，乃所以為若也。'”對其子不懂治軍、不愛惜將士的行為，左良玉不禁嘆息道： “左氏不得世有此軍矣。”自弘光朝廷在南京成立之時起， “諸將日以清君側為請”，而左良玉對自己的軍隊狀況也有較為清醒的認識， “左自念所將皆亂人降卒，幸太子在下流，假其聲號相縻擊，若縱之東下，且擇利散走，是屬寧復可制乎!” 因而拒絕草率起兵東下。對於東下“清君側”，左良玉更多的是從政治層面來考慮，而其部將則貪慕江南的繁華，以此為藉口欲東下掠奪財富，追求個人享樂，而對於朝政是非漠不關心。軍餉不足一直是困擾左良玉軍隊的頭痛問題，崇禎十五年末，左良玉軍就曾以索餉乞食為名引兵東下。弘光政權成立後，軍餉仍然受到拖欠，黃澍在南京上疏時說： “當臣之來也，實受楚中撫臣及鎮臣重託，以江南半壁飢軍無餉為憂。臣今即死，或不即死且去，然臣不忍不終事而死且去也，必將左鎮兵餉數目討一著落。”左良玉雖然在自己轄區內有徵賦稅之權，然湖北之地多年慘遭戰火，民生凋敝，百姓四散逃亡，難以供養左良玉龐大的80萬軍隊。軍餉不足，則軍心不穩，而黃澍則利用左軍諸將的不滿心理，極力鼓動諸將東下以報私仇。“黃澍乃召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方登樓密畫，左沉吟未有所定，中一將拂衣竟起，曰： 一事無成。若主帥必不動著，某等請自行，不能鬱郁久居此矣!'左不得已從之”，黃澍、左夢庚、諸將對起兵東下已形成共識，左良玉在當時已無力阻止自己的部將起事，舉兵“清君側”含有迫不得已的成分。張岱評論說： “左寧南，真摯開爽人也，而為黃澍所弄。黃澍挾左帥而參士英，挾左帥而殺緹騎，挾左帥而傳檄南都，挾左帥而稱兵向闕。”
大順軍的軍事威脅與左良玉決計策東下也有密切聯繫。大順軍在北方接連作戰失敗，受到清軍的追擊，開始南下，向湖北等地挺進。弘光元年三月， “闖賊逼明承天府，左良玉告急，命督臣何騰蛟御之”。在與農民軍的長期軍事較量中，左良玉與李自成農民軍作戰屢戰屢敗，特別是朱仙鎮之戰，左軍精銳盡失，對李自成農民軍有一種巨大的恐懼感。因此，對於李自成的大順軍向湖北進軍，左軍不免驚慌失措，存在著逃跑心理，與大順軍作戰，則必敗無疑，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舉兵東下“清君側”，剷除馬、阮集團。因此，左軍將領極力鼓動左良玉舉兵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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