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BY夏夏
2018年，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山南基金小镇。
余国良带着他投资的3位CEO亮相杭州，向在杭的绩优资本、科发、浙科等多家投资机构介绍他打造的“健康王国”——由近30个他或投资或从零开始创建的生物医疗项目所组成的大健康生态圈。这也是余国良在2017年5月担任美国浙江商会会长之后的首次回杭亮相。
这30个项目涵盖了基因诊断、干细胞、肿瘤新药研发等生物医疗的各个细分领域。
一个月后，余国良又再度带着他的项目，与浙江省风险投资行业协会举办了一次深度项目交流座谈会，双方同时还签订了正式的战略合作协议。这一次，余国良还带来了在30个项目之外的又一个更宏伟的项目——健新原力。
这是一个占地100余亩的生物医药生产基地项目—建设一个新一代抗体药物产业化基地，该项目拟投资额超过20亿元人民币。这将是余国良在自己事业有成之后决定带给他土生土长的家乡杭州的一份“豪礼”。
余国良是谁？在他意欲打造的那个宏大的健康理想国里，都有着怎样的精彩故事？和我采访的其他投资人相比，余国良是80年代海归回归投资的一个典型代表。
一、出走：从学术到创业者
余国良，出生在浙江绍兴，中学时代在杭二中就读，后大学本科考取了复旦大学生物化学专业。
36年前，为了能为中国培养国际一流的生物学家，著名华裔生物学家，康耐尔大学教授吴瑞发起创办了CUSBEA项目。CUSBEA 为中国培育了422位杰出的生命科学人才，其中好多位美国中国科学院院士。
1983年，在复旦大学生物系的余国良，幸运地拿到了第三届CUSBEA项目的考试资格，在激烈的竞争中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录取为博士研究生，从此开始踏上了新的征途。
刚刚来到美国不久的余国良，对Elizabeth Blackburn教授的端粒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凭借其努力，在年仅28岁的他就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自然》杂志论文。 这篇论文和Blackburn实验室的其他发现成为了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主要内容。
在美国就读博士和博士后研究期间，余国良非常投入，也很享受一个个午后与导师漫步在通往Café Roma校园小路上一起探讨学术的时光。Blackburn教授每次的开场白都是抛出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理论是什么？”。 有理论才能有试验去验证。这个最根本的问题，迄今让余国良还觉得受益匪浅，成为他做事重要的思考模式。到现在，无论做什么事，他都会习惯先问问自己：理论基础是什么？
余国良以优于常人的杰出成绩完成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后研究：成功地克隆到了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植物抗病基因。并且有了8篇第一作者的论文，其中2篇《细胞》和1篇《自然》。他本可以大踏步走在一条通往成为全球知名科学家的康庄大道上，一次意外的选择却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92年秋，哈佛大学的威廉姆·海泽尔汀 （William Haseltine）教授辞去了哈佛大学教授一职，和克瑞格.温特 （Craig Venter）创建了曾经赫赫有名的人类基因科学公司（HGS）。海泽尔汀是基因界的传奇人物，同时他还是一位非常有远见的科学家，创业家和资本家。海泽尔汀当时说服了包括余国良在内8位来自中国的哈佛博士后加入HGS。据余国良回忆之所以选择放弃教授机会是被一种“时不我待”的使命感所驱使，他记得当时海泽尔汀说：“我们将是发现第一个人类基因组的先行者，让我们把握这个创造历史的机会，它在人类史上也只会且只有这么一次！” 一种时不我待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余国良放弃了之前的一切，毅然加入，并开启了新的人生征程。
“我人生里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就是从学术界到了企业界。”今天去回忆，余国良也好不质疑当年这个决定的大胆性和突破性。当无数人问起，他也总是坚定地回答：“一秒钟都不曾后悔过。”
接受采访的那天，坐在萧山湘湖的游船上，他的身边既有他敬重的师长，也有敬仰着他的年轻CEO们，大家欢聚一堂，一边游湖感受杭州最美的春色，一边畅想着未来。好像从一开始，他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余国良说，比起所有学术上的荣誉，他对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更感兴趣。 “归根结底，对社会有用必须是以产品的形式来表述出来。”他说。
求学期间，余国良就在思考一些人类健康底层的问题，如细胞是怎么凋亡的？端粒酶和长寿是什么关系？怎么能让作物产量跟上人口增长？后来加入HGS之后，又在人类基因组，他一直紧紧围绕着一个初衷：要让科技转化成为有用的产品。
因为有着明确的目标，也因为心怀伟大理想，肩负着改变世界的使命，那些年，一群年轻的科学家，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实验室里，“很辛苦却又很有趣”。那是一段最单纯也最充实的岁月。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余国良成功发现了一个药靶。后来HGS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开发出了首个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抗体新药。有趣的是，这个药靶是肿瘤坏死因子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叫Blys的蛋白质，而Blys的氨基酸的序列里3个重要的氨基酸是GLY，恰好是他名字的三个首字母 （Guo-Liang Yu）。
人类和肿瘤的战争迄今已经四十多年了，基因测序，貌似是其中一个人类找到的最可能致胜的“法宝”。在HGS的五年多研究岁月里，余国良有幸比这个世界上任何其他科研人员都更早地“窥视”到了基因的奥妙。
而这些扎实的基础和不断的积累，包括专业知识和人脉，都成为他日后走上创业之路的最大资本和自信所在。
二、锤炼：第一次成功的创业
在HGS的这些年里，余国良实际上并不简单痴迷于技术。在围绕着技术发现展开的专利发明和知识产权保护上，他也自学并积累了大量的法律和市场方面的知识。
这些法律知识也成为他之后创业中最强而有力的“杀手锏”。利用这些专业的法律知识，加上他在基因研究的积累，他好像发现了联通在科学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奥秘。
上世纪末，人类基因科学公司一度是一个资本市场的神话。但是基因研究与疾病的治疗之间却总是隔阂重重，基因始终做不成产品。最终，高估值的神话破灭。
但经历过行业潮起潮落的余国良却从中得到了启示：从基因到疾病治疗需要很长的路要走，这之间的桥梁抗体蛋白是解决从基因到疾病治疗的途径之一。他开始急切地四处寻找可产业化的抗体技术，一种廉价、高效又可高通量生产的抗体生产技术。
一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余国良听到Robert Pytela博士谈到有关兔子单克隆抗体技术的报告，敏锐如他，他一下就明白，就是它了！他会后便“拦截"Pytela开聊，两人一拍即合。通过Pytela博士，他又是几经周转找到这个专利的持有人芝加哥大学，不惜重金买下专利，与Pytela、朱伟民、张东晓4人成立了宜佰康（Epitomics），开启了创业之路。
2001年开始，宜佰康一做就是十年之久。2011年，当宜佰康的试剂部分以1.7亿美元的高价卖给了Abcam公司，这一价格是当年公司销售额的7倍多，也是宜佰康拟在台湾上市挂牌价的两倍之高。
此役之后，余国良一战成名，也实现了财务自由。但十年的创业生涯里，各种各样创业者遇到的坑和走过的坎，他是一个都没有落下。
对创业企业而言，最难的是生存问题是融资。创业之初，恰逢“911”事件，融资之路变得困难重重。他连续找了30多家投资公司，均未能成行，最终只能找到身边的朋友解燃眉之急。他求助的朋友之一正是后来Epitomics的天使投资人方瑞贤。
方瑞贤在1984年创办的Clontech公司，曾是第一家亚裔创办的基因库且是最大的分子生物公司，在创立15年后，公司以2亿美元卖给了Becton Dickinson and Company。公司被收购后，方瑞贤创立了恒信创投 （Kenson Ventures），从事天使投资。方瑞贤给出的第一笔天使投资，让余国良的创业得以成行。
“他是我的创业导师。”余国良说。在那之后，每每在创业上碰上什么难题，余国良都会去找他，寻求帮助。而作为回报，余国良也是卯足了劲要给这些“导师兼恩人”财务上的超额回报。
“我一直告诉自己也告诉投资人，我首要的任务是给你们的投资带来超额收益，然后在这过程中，把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给做了。而实际上，创业是一种历练，当你把事情本身的意义完成了， 赚钱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那天清晨，在滨江的江边最美跑道上，余国良一边快走一边敞开心扉，遥想过去的事件，一件一件，依然历历在目。生命很短暂，人生匆匆而过。他说，那时候的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来到海外，会师从诺贝尔奖得主，又与一群牛逼的科学家为伍。更加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自己会走上这条创业之路。
我们总以为，一个伟大的创举，多少要伴随着一个从小开始规划的伟大的梦想和实现规划路线图。但实际却并不尽然。
马化腾说，在创业的那些年，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未来，都在为明天能活下去而苦恼不已。余国良也是。他说，小时候是“放养”的，从来没有立志创业或是成为科学家的大志。后来走上了创业之路，他每天思考着如何活下去，更无暇“风花雪月”。
为了持续融资，余国良还不惜代价、“三顾茅庐”找来了比尔.拉特（Bill Rutter）教授。比尔是生物界里教父式的人物：既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也是全球最早的生物技术公司——Chiron公司的发起者和CEO，他发现了丙肝病毒。余国良清楚地知道，Bill Rutter的投资和他的加盟，可以带来的资源，能够某种程度上确立Epitomics的行业地位。为了说服比尔，他开出了让人无法拒绝的条件：自愿让出第一大股东的位置。
同时，考虑到公司盈利能力，他又狠心作出了貌似“自断其臂”的决定——解散了新药研发部。因为新药研发的投入周期长且成本过高，会导致公司现金流危机。虽然实际上他自己真正的兴趣点在新药研发，他也清楚，若干年后，新药研发一旦有了成果，其爆发性超乎想象。但眼下，活下来才是真谛。
一直到数年后、待到Epitomics迈上正轨后，余国良才又将新药研发的事业启动，设立了Apexigen公司，聘请了杨晓东博士出任CEO。同样的“让贤”思维，虽然这家公司他持股比例很高，却坚持不进董事会，将公司的管理权全权出让给创业者并给予完全的信任。
今天来看，Epitomics从产品立意到投资、管理，是余国良积累十多年后的“厚积薄发”之作。他从专利购买开始，就极度用心地经营着这一“作品”。
Epitomics的成功进一步让余国良确认了自己人生道路选择的正确性。与此同时，受到方瑞贤的影响，在经营Epitomics后期，余国良已经抽出部分精力用于指导年轻创业者。
他会定期参加活动，听年轻创业者的困惑，帮着解决问题。“归根结底，每个企业成长中都要面临很多问题，但林林总总其实都只有一个——定位问题。“到底我是谁？”想清楚了这个问题，所有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这是Epitomics十年实战经验中，锤炼出来的创业真经。但余国良没有想到的是，用这一条“创业真经”，他还真的成功拯救了一家濒临倒闭的高科技公司，并用短短三年时间将其打造成为了一家上市公司。
三、升华：起死回生的管理术
中美冠科，是余国良创业生涯中的又一个堪称经典的战役。
这是一家全球性的新药研发技术平台公司，主要提供肿瘤和心血管代谢疾病体内及体外药效测试服务、药物筛选、药物代谢分析及转化医学领域等研究服务。余国良接手前，这家公司每年亏损达1000多万美元，财务压力巨大。
中美冠科的董事长朱伟人和余国良住在同一个镇上。他对余国良的职业历程非常清楚，便带着两位董事会成员四度到访余国良家中，恳请他“出山”担任中美冠科董事长。
到了第四次到访时，眼见余国良迟迟没有表态，朱伟人脸色一沉，甚是不满地对余国良说：“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也就三顾茅庐，你这架子不小啊！“
对余国良来说，这确实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当时所有人都劝他：这条船要沉了，是很难救回来的。包括他的创业导师方瑞贤也说，失败一次怕是“晚节不保”，何必要冒这个险？
但余国良说，真正把这个茬接下来，不是被朱伟人“吓到了”，而是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好玩的事。“想让我做的事，一定是好玩，好玩的定义里包括了巨大的挑战和刺激。”余国良说。
如果能够把这条“沉船“给救回来，确实很刺激。
2013年，余国良正式出任中美冠科董事长。接手之初，他原计划只会花上一半的精力，但事实上别说是一半精力，前期可以说是投入了120%的精力。
通过前期的接触，他清楚地看到了中美冠科的症结所在：业务的定位不够清晰，各个部门没有形成合力，更加谈不上盈利模式了。“一批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却都不好意思谈怎么赚钱的事。”在余国良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但也是大多数科学家创业不得不正视的普遍问题所在。
到任中美冠科的第一天，他抛给了团队两句话评价：第一句话说，“你们是精兵强将弱帅”；第二句话说，“你们是替他人做嫁衣”。
语气说得虽是重了，确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余国良解释，生物技术产业最值钱的是做药，而60多个留美博士，一群生物界的技术大牛，却偏偏选择做了CRO。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即新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通俗地讲，这是让一个天才去做搬砖的农民工的活。”
中美冠科应该怎样做好定位，发挥优势？余国良又特别组织了“杭州会议”，让所有的管理层飞到杭州的西子湖畔头脑风暴。几天几夜的激烈讨论均围绕着一个目标——中美冠科，如何在三年内成为一个行业老大？
当时，有人提出伟大的设想：我们要在三年内打败竞争对手药明康德——当时CRO领域的领头企业。余国良却大泼冷水：“如果我告诉你，这辈子你永远打败不了药敏康德，你怎么办？还要硬着头皮去撞墙吗？”
在几天几夜的激烈讨论无果之后，余国良的思路却逐渐清晰起来，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药明康德差异化竞争，聚焦肿瘤药效研究。这与原来的业务大相径庭，结果是250人的团队，超过200多人不得不岗位流动或是走人。
最终，三年后的中美冠科如约成为了肿瘤药效学NO.1。此时的中美冠科也早已不是最初的那个中美冠科： 从200多人到600多人的大团队，但三年前的老员工仅剩50人了。从当年的年亏损1000多万，到2018年预计净利润可实现1000多万美元。
大刀阔斧地变革，真正比新创立一家公司从头开始还难。余国良感叹： “到目前为止，所有管理的公司里，最难的就属中美冠科”。当然，今天去回顾职业生涯，最得意的也当属中美冠科。
2017年，中美冠科与日本JSR Corporation 及 Gallo Merger Sub Corp. 签署合并协议，根据协议，JSR以每股75元新台币收购中美冠科100%股份，总收购价格约120亿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26.4亿元）。收购价高出当时中美冠科在台湾市值的2倍有余。又是一起近乎完美的收官之战。
年轻时候，跟随海泽尔汀见识了一个基因组公司的故事，如何一夜之间被华尔街捧上天，高达100多亿美元的市值，又如何坐过山车，一夜回到解放前。“心变大了，视野也更广更远了！”这段经历成为了他之后的连续创业之路奠定了基础。
但这也不算什么，毕竟只是别人的故事。但他敢于在功成名就之后，挑战自我，成功拯救了一艘在所有人看来已经要“沉默的船”，使其焕发新春。这一次之后，余国良对自己的未来道路更加明晰且信心十足了。
罗素说，我们有力的道德就是通过奋斗取得物质上的成功，这种道德既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个人。在无数次窥视到生命生长的奥秘和一种在浩瀚宇宙中个人渺小的无力感之后，余国良一次次的走在了这样一种“道德”的奋斗道路上，遵循着一条在他的价值观里是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的“第三条道路”。
四、回归投资：窥视生命的奥妙
艰辛的创业路上，寂寞、孤独甚至自我怀疑，个中滋味只有创业者自己能懂。但余国良似乎比别人幸运得多，方瑞贤也好，Bill Rutter也好，他一路上遇到的这些对他伸出援手的“贵人”，都是在业界响当当的人物。这些人为何总会在关键时候“施以援手”？
余国良说，首先你要让自己做个正能量的、有趣的人，让别人和你在一起会非常开心舒服。
《菜根谭》里说，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张本，待人宽一份是福，利人实利己的根基。余国良将其奉为处世哲学。他说，让人舒服的能力，也是一种软实力。
这些处世哲学，他是从自己的求学创业经历中一点点悟到的。
与人谈话时，余国良谦谦有礼、笑脸迎人，他是个和蔼且人缘极好的人。他自己也常常说，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朋友特别多。尽管迄今为止，他的人生都过得甚是得意，他总是做着一件又一件在常人看来可望又不可及的事，但他又总是说服自己用一颗平常心去对待，善待身边的一花一草一木，不辜负了这大好韶光。
他的兴趣点好像有点多，而且都是阶段性的。但是一旦他决心去接受一个挑战，那段时期里，他的目标就会非常明确而且十分聚焦。所以，每一个阶段，他都会收获到常人无法想象到的成绩。
他说，从博士的研究生涯开始，他就会对自己的人生目标作出排序，明确第一目标是什么，第二目标是什么。在精力有限的情况下，他会先集中“火力”进攻第一目标，确保圆满完成任务。
人生如此，做企业管理也是同理——找准定位，找到“小而美”的切入点，然后集中火力进攻。
今天的余国良，已经是30多家创业企业的导师了。每每听到创业者的困惑，帮助解决问题，他说，其实大部分的创业企业都在面临着共同的自我定位问题。“我是谁？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我们都想做比较伟大的事业，但伟大的事业往往是最难的事业。”
余国良说，拥有伟大理想的人一般无非两大目标：为人类创造知识，或者是将知识转化成为有用的产品。这两大目标，能完成其中一项就是了不起。而他选择了后者。
过去的数十年，包括未来的数十年时间里，他意欲打造的最大产品是帮助人类战胜肿瘤。到了今天，科技的进步已经让这个目标仅一步之遥。
他预言：“20年前，肿瘤之于我们就像是今天的老年痴呆症一样可怕，我们对其知之甚少；但我相信，在未来的十年里，肿瘤对我们来说将不再是什么可怕的病种。”
攻克肿瘤，不再仅仅只是一个梦想。余国良的自信源自于今天肿瘤免疫学上一个个卓有成效的技术突破。
80年代初，现代生物化学的蓬勃发展，现代生命科学依据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直到今天，生命科学结合科技的进步，围绕着免疫肿瘤精准治疗的每一个重大研究突破，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2018年4月，一篇学术界重量级的项目毫无悬念地登上了《细胞》封面，这个重磅研究凝聚着全世界无数顶尖肿瘤学家数十年的心血。他们通过对33种最常见癌症超过11000个肿瘤样本的分析，为世界描绘出了一份关于癌症的“世界地图”。这将帮助科研人员更好地理解肿瘤在人体内是如何诞生、何处诞生以及为何诞生，为临床试验提供更好的指导，基本破译了肿瘤的核心秘密。
2018年2月，《Science》杂志发表了最新科研成果：肿瘤类器官，可以预测患者对药物的反应。这能够帮助研究人员在临床试验之前测试潜在靶向疗法，又极大地推动了个性化医疗的进程。
每一项新的哪怕只是微小的突破，也都让余国良激动不已。而他在肿瘤免疫治疗上，涉水也是极深的。
他投资的30多家企业里，从新药研发、基因组、基因编辑，干细胞，再到肿瘤检测等等，整个肿瘤治疗的生态链已经完全覆盖。他同时还担任美国知名医疗投资机构奥博资本的风险合伙人，时刻关注着最前沿的医学创业最新动态。
2018年初，美国生物医学行业知名媒体网站BioSpace 评选出了2018年新兴生命科学公司20强企业，其中有仅有的三家华人创立的公司中，有两家是余国良投资的，包括冠科美博制药（CBT）和Immune-Onc。两家都是新兴的肿瘤新药研发公司。CBT公司拥有四个临床阶段的新药，以联合疗法为策略。CBT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他们将肿瘤的治疗通过鸡尾酒式的疗法，通过靶向和免疫治疗的办法，提高了肿瘤抗体药物治疗中受益的人群。
Immune-Onc选择了更为挑战的道路：开发新靶点的抗体药。Immune-Onc的联合创始人廖晓玲博士也是CUSBEA的留学生。他们通过调控免疫系统来治疗癌症，公司成立当年即获得700万美元的A轮融资。
余国良天使投资的第一个公司Applied Stemcell (ASC) 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公司了。在硅谷，这是一家在基因编辑和干细胞创新方面有独特之处的公司。公司CEO姜儒鸿是复旦大学的学弟。联合创始人陈燕如教授曾任斯坦福大学转基因动物模型中心主任，TARGATT 技术的发明人之一。
余国良最近在杭州筹划的项目，大型抗体生产企业健新原力公司，更是被他称之为之前近30家企业布局之后的又一次人才、资源和市场大汇聚。他正在打造的是健康王国生态圈的最后一个闭环：新药的制造、生产和销售。
“这是一个鲜明的反差，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发达，但生物制品的生产能力却特别小；而另一方面，从市场需求和容量来看，中国的抗体药用量又特别大。”余国良说。
从求学生涯的第一天开始，从他提问“细胞为什么会死亡”开始，他就在不知不觉地一步步接近这个目标——为全人类的健康而战。
说起为何选择生物化学专业，余国良迄今还感恩本科时复旦大学负责招生的那位从未谋面的杨姓老师的推荐。进入时是一个偶然的时机使然，但之后的人生道路，他渐渐地清晰起来。
而如果说30多家他投资或创立的公司中，大多数还围绕疾病的诊治而来，量康科技算是一个异类。生病之后的治疗固然纠结人心，但更大的健康群体的健康管理该由谁来负责？
基于自身的健康管理经验，余国良又集结了一批技术、医学领域的“伙伴们”，包括曾在英特尔、高通任职的姜中华等，在杭州设立了量康科技，一家致力于健康管理的科技公司。
过去的基因组研究成果告诉他，人类的疾病大多数与基因突变有关，而这种突变通过人为的早期干预是可以提早作预防的。当大多数普通人对自己的身体情况知之甚少，余国良说，量康科技可以帮助大多数人突破这一盲区。
创业简单吗？肯定不。硅谷资深创业者本·霍洛维茨总结自己的创业史时说，在担任CEO的8年多时间里，只有3天是顺境，剩下8年几乎全是举步维艰。余国良说，每一个听着辉煌的战绩背后，都是血迹斑斑、伤痕累累的付出。每一次的创业历程中，他都经历过“弹尽粮绝”的时候。
创业的艰辛，只有创业者知道。问题在于，每一个创业项目的成功都是唯一的，不可复制。
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创业者前赴后继？为什么，已经数次成功的余国良还是愿意甘当起创业者的导师，一次次陪伴他们重新经历创业维艰的洗礼？
余国良说，当这些创业者从一开始就已经赋予了艰辛一个伟大的使命，一切都变得富有挑战且“好玩”起来。包括他自己，今天所有做的事情，打造的健康王国也好，当创业导师也好，首先都是因为“好玩”。
“好玩”的寓意似乎复杂且丰富。它应该包括了事情本身的有趣性，所做事情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还具有极高的挑战性。
十多年前，开始创业伊始，方瑞贤鼓励年轻的创业者说，你们每个人都要成为“头”(leader)。什么是“头”? 就是你做的事情, 被人家认可, 人家跟你一起走（follower）。
十多年后，余国良已经成功成长为一个“头”，他的身边集聚着一批世界顶级科学家，同时还有一批具有潜力的CEO。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他说，尽自己最大的能量将身边的生物技术资源整合起来，让伟大的科学技术找到资本和CEO，同时也让人类成功攻克肿瘤，让健康不再只是一个梦想。
我好奇地问余国良：为什么选择肿瘤？他说，因为这是当下人类健康最大的“拦路虎”。而且曙光就在眼前。实际上，如果从更前沿的科学研究来看，他对神经生物学方面的阿兹海默症也很感兴趣。但从创造产品的可行性来看，攻克阿兹海默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在余国良看来，本质上来看，人类发展的瓶颈是生命科学而非技术。人类在技术上不断地突破极限，但是对自身的了解却少之又少。“如果说免疫治疗是人类对自身认知从被动转为主动的好的开始，未来我们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做。比如，阿兹海默症的研究和认知。”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比特·席勒说，神经科学会改变我们对于人类本性的认识。研究神经是跟大脑有关的领域，实际上才是未来整个社会科学的一个核心。以阿兹海默病为例。今天，医学界对阿兹海默症认知还依然少之又少。而可以预期的是，在日趋老龄化的中国，阿兹海默病正在成为人类健康最为严重的健康隐患之一。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阿兹海默病的研究得到突破性的进展。能通过创造产品助推其进程。”
每个人都有一条自己的路要走，每一个看似漫不经心的选择，都可能改变命运的轨迹。和普通人比起来，余国良无疑是幸运的，他的每一次险胜都成为他下一次攻克难关的重要资本。但或许更为重点的还在于，每一次面临着选择时，他总会选那条比较难走的路，而且配之以一颗向善、乐观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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