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撬动中国的过程，与中国认识西方的进程，其实是同步的。从最初的坚船利炮，到洋务运动的工业革新，再到人才输入与派出，再到各项制度乃至国体的变革……老大帝国不情不愿、半推半就地变成了“世界”的一员。洋人撬动中国，撬动的就是古老中国自己的规则。而中国近代史，也可以被看作一段被撬动、摇晃、又尽力保持平衡或寻求新的平衡的历史。
与吴煮冰先生素未谋面，只是看了《洋人撬动中国》的书稿，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愿意写几句话。
这部书洋洋廿万言，从鸦片战争写到辛亥革命，中间有无数有趣的细节，都围绕着书名提出的问题：洋人如何撬动东方的老大帝国？
洋人撬动中国的过程，与中国认识西方的进程，其实是同步的。从最初的坚船利炮，到洋务运动的工业革新，再到人才输入与派出，再到各项制度乃至国体的变革……老大帝国不情不愿、半推半就地变成了“世界”的一员。洋人撬动中国，撬动的就是古老中国自己的规则。而中国近代史，也可以被看作一段被撬动、摇晃、又尽力保持平衡或寻求新的平衡的历史。
撬动中国，首先要撬动的是中国政府，而政府中有改革派，也有保守派。前者如郭嵩焘、李鸿章，可以说是“洋人撬动中国”的支点与抓手，后者如奕譞、倭仁，则是阻力与障碍。
撬动中国的洋人，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代表洋人国家利益的政府与商人，一类是受雇于中国政府的洋人（其实还有一类，传教士，不过书中主要关注政商领域，文化教育方面涉及不多）。两类洋人，在撬动中国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在近代洋人与中国政府的屡次交涉中，基本规律是：如果由通晓夷情或愿意通晓的人来主持，谈判就不至于吃大亏，因为中国的庞大市场，西洋列国皆欲得之而甘心，以利诱之，以利乱之，中国可以取得主动权。然而一旦中国政府以保住面子为最要，而西洋列国又联合起来，离中国政府丧权辱国的结果就不远了。
近代中国“被撬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平衡政治效率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有许多时候，按洋人的法子办，中国吃的亏反而小。但是按洋人的法子，中国政府的尊严何在？书中没有写到的1912年，就有这么一件事：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想向四国外交团借款，用于遣散内战军队。四国外交团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要求每月开出预算，经外国顾问官核准，方可开支；第二，你们中国政府不是说借款主要用于遣散军队吗？不管你是在南京还是武昌遣散军队，一定要有外国武官在场监督，“每一兵缴械之后，即发支票一纸，自往银行收款”。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监督条款”。
其实当时就有人指出，如果是经济团体之间的纯经济行为，这些条件不一定无理。它建立在四国银行团对于中国政府财政监管能力的极度不信任之上。但是中国政府没法接收这样的条款，因为关系到国家财政主权。那么，去找不附加这些条款的国家借钱怎么样？但联合起来的外交团又不允许。而事实上，没有监管的中国近代政府，借款用于贪污挥霍的不在少数。
要维护主权，又要改良技术与制度，“雇用洋员”就变成“师夷长技”的必由之路。近代中国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华任职洋人的本国利益与职业操守之间的的矛盾。任用洋人经管中国海关、税务，本是不得已之举。但这帮洋人办事又确实更有效率。怎么看待这一点？也是很挠头的事。中国有句古话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虽然有金日磾、折家军这种忠诚的反例，但大多数人还是相信，一旦本国利益与职业操守相冲突，这些洋人很难说会站在哪一边。在华任职的洋人里，有李泰国这样的飞扬跋扈者，也有赫德这样的兢兢业业者。而像薛福成，名列“曾门四子”，也是有名的洋务派，但对于赫德，始终饱含戒心。而赫德在任总税务司的数十年中，为中国出谋划策不可谓不尽力，但也同样有他的私心。这并不是一个过时的问题，相反，到现在这仍是一个不断在现实中浮现的困境。
赫德
近代，洋人的确撬动了中国。那些撬动中国的洋人，无论善心还是恶意，也确实给了中国的变革一个原始推力，但真正要改变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我们老家有句话叫“船上人不使力，岸上人累断腰”。
有来有去，当洋人不再把持中国的经济命脉，不再是中国改革的设计师与推动者，中国要思考的第三个问题，或许是：洋人撬动了中国，那么中国何时撬动世界？
我一直说，我心目中的中国近代史是从1872年开始，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申报》的创办。虽然是洋人创立，但是中文大众日报的出现，让信息的传播远非从前可比，标志着公众知情权质的变化；一是留美幼童开始派出，开启了中国绵延百余年的留学大潮。
留学潮的意义无论如何估量都不过分。但正如洋人到中国任职，也会习得中国官场的各种弊端，留学归国，并不保证能出污泥而不染，两大文明结婚，并不见得就“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梁启超，1902）。与更晚起步的日本相比，中国架子大，包袱重，难于摆脱天朝上国的心态，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样一条定律：
先行者制定规则，后来者只有比先行者更好地运用规则，才有可能打破规则。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律。中国从它不得不融入“世界”的那天起，就注定只能是一个追赶者。在没有全面赶超西方之前，中国很难有资格制定规则，制定了也无法获得别人的认可。
所以一百年来，一百年后，中国的首要任务还是改变自己，让自己能够融入规则，善用规则，才能指望有朝一日确立自己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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