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
张仪，时势造英雄
夺得函谷关的秦国，突破了魏国的封锁，终于可以正式与山东诸国外交和贸易。战国中，风光几近百年的魏国，在名不见经传的秦国手中遭遇了滑铁卢，虽然不至于让魏国跌入小国行列、让秦国进入强国行列，但是新秀秦国还是引起了他国的警惕。毕竟一个在成长的国家，未来有太多可能性与威胁性。
在千年的历史传唱中，纵横一说让张仪、苏秦之名流芳千古，然而真实情况两个人并不在同一时代争雄。而张仪是在与犀首公孙衍等人的相互角力中，扶摇直上。
正如子康在分析商鞅时提到，战国诸国对天下名士的需求是阶段性的——不同的大时代阶段，需求的学派名士不同；一国在不同的阶段，需求的名士才能不同。如果说秦孝公时的秦国，需要的是能让国家发展壮大的变法者商鞅，那秦惠文王嬴驷在后商鞅时代需要的是能杯葛他国扼杀秦国意图的大家。
初期，公孙衍的到来，凭借其军事才能与谋略才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秦惠文王的需求，然而公孙衍一次贪慕私利的行为让其大失所望。人有时就是这样，别人一件事没有做到位，会否认他之前所有的成果与付出。这是嬴驷不再重用公孙衍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公孙衍这个名士的诉求是在列国交合中实现个人成就的最大化，而张仪的诉求是锻造一个帝国来实现个人的最大化，显然张仪与嬴驷更加和调。
嬴驷在位时的秦国，强在国力与军力，但未有对诸国压倒性的强大，为了不过分的刺激其他国家敏感的神经，此时的秦国要用兵谨慎，师出有名是其一，师出有度是其二。实现这两点，则需要的至少是善伐交的国士，更不要说一个既懂谋略、又善伐交的张仪。张仪的事迹很多人耳熟能详，子康不再详述那些故事、传奇。张仪善辞令而不讲信用，为天下诸多名士所不齿，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代表着秦国、影响了战国诸国：当一个人、一个国家，以不讲信用并靠着武力硬抗住别国的“制裁”而毫发无损、甚至大获收益的时候，其他国家为什么还要继续坚守“信用”这个道德约束，至少不再那么坚持。所以说，张仪的秦国让周朝的“礼信”国略发生了溃塌，更是让齐桓公树立的霸主国以国家信用和影响力制衡诸国的模式打破，让位于实力保证下的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体系。然而秦国长期都是“西陲小国”的定位，本来威信就不足，他不讲国家信用或许容易，但对于中原列国以及齐楚强国就不那么容易了，他们习惯于用国之信义相互约束，无奈人心不古而己心太古。
秦国无法只凭一已之力就吞并一个大国，更无法绝对抗衡他国联盟，所以它需要的是分化和蚕食诸国，需要去破坏其他国家的联盟。这一点张仪做得很好，仅凭一张嘴实现了秦国千军万马所不能实现的目的，这也是嬴驷最为倚重的地方，作为秦相的张仪因为功效强于军队，因而他在嬴驷一朝的权势在军贵之上。
自古都在称道廉蔺的将相和，而忽略了君相和才是真正能让国家强盛原因。嬴驷与张仪极其合拍：（1）他们都贪婪。贪婪的人往往不讲原则，而被道义约束列国在战国的泥淖中打滚，脱颖而出必然是打破常规的。贪婪的人之间很容易打成利益共识，因此嬴驷与张仪可以互信数十年，甚至张仪敢任魏相而谋秦国之利。（2）他们都是野心家。他们的野心都太大，是吞并天下的帝业野心，不是再造穆公霸业的野心。（3）他们都是“精算师”。意图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或者说他们是赌徒不为过，但他们属于那种敢明目张胆出老千而不具打手势力的赌徒，他们的赢面不是赢在他们的气运，而在藏匿于实力之下的算计。
与一朝君王太过合搭，很容易将筹码都压于这个君王之上，朝代更替之时很难适应这种变化以及新君的喜好。秦武王嬴荡，一代勇夫，他鄙夷善用伎俩、耍嘴皮子、不讲义气的张仪；此外，武王好斗，秦国国策随之发生了调整，用兵开始没有忌惮，当然这与嬴驷、张仪前期的积累不无关系，然而张仪坚守的策略显然已经和新君的意志相左，失势不过早晚的事。历史上的张仪为自己谋划好了一条求生之路，然而他已经将列国国君得罪了个通透，曾经一怒而诸侯惧的他，纵然有魏国会收留，无非是看重他的才能，然而魏国无留下他的能力——其他五国必然不会让威胁存在于老霸主手中，另外魏国没有能善用张仪的环境而张仪已经为秦国燃尽心力而灯枯之际。
他的结局不是悲壮的，而是落寞，或许悲壮的死亡才能配得上名震天下的他，然而他就如此平淡的陨落，毕竟舞台的帷幕起落往往都是无声的，毕竟一个快速成长的国家需要一定动荡来清理异动的因素和统一各方势力与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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