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民国政要和他们的夫人》，写到国民外交官顾维钧和第三人太太黄慧兰的故事。
作为富二代，黄慧兰曾经是顾维钧事业上的好帮手，得到宋美龄的赞赏与赏识，然而两人最终心生间隙，也缘于黄慧兰家里太有钱。
看民国老照片，不难发现，号称国民外交官第一夫人的黄慧兰珠光宝气，穿的比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还要阔气。
于是顾维钧给黄慧兰约法三章：不是我买的衣服不能穿，不是我给你买的首饰你不能戴，你的穿戴不能让别人一眼就看出是超过我的收入能力的。
黄慧兰当然不愿意，哪个女人不想有更大的钻石，不想穿更华丽的貂皮呢？
更何况作为外交官的夫人，我穿的漂亮、好看、华贵，还不是为了可以给你长脸，为咱们中国人长脸，再说了我爸给我的，和你给我的有什么区别吗？
正是因为这件小事，竟然间接的导致共同生活三十六年的伉俪离异，可见在男人的心里，尊严有多么重要。
离异后，黄慧兰用父亲留下来的遗产，在美国过着平淡富足的日子，晚年回忆起前夫，只敢怨而无一句恶言，也算是为这门第差异较大的婚姻，划上了完美的句点。
[ 1 ]
能有自己的经济能力，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一直都是职业女性的梦想，即使分付、用贷、信用卡，只要是我承受得起，谁还能说什么呢。
相对于伸手向丈夫讨生活的女性，这似乎是职业女性的最大优势。
然而，当你恋爱结婚，就会发现，像黄慧兰这样的烦恼你也会有，虽然不至于有那么极端，但终究有争论：我自己买东西自己打扮我得罪谁了？
我身边很多自己买自己想要东西的职业女性，几乎都有同样的特点：买了东西还要偷偷的往家里带，价格贵的还要早早的把标签剪掉，穿新衣服的时候，如果丈夫说，穿新衣服呢？
标准答案一般都是，都买好几年了，一看你就是一点都不关心我的。
这招叫做转移过失，然而防范再严，也总会有百密一疏的时候。
我大学闺蜜，赚钱的能力很足，花钱的能力也是一流，喜欢小众的设计师品牌，据说是纯天然植物染色，白天穿一件蓝色的裙子，晚上一脱衣服全染上身。
为此，他丈夫没有少笑他，她初心不改，说褪色说明纯天然。
然而总有疏忽的时候，有一次她收拾包包，把买衣服的小票不小心掉到了茶几上，丈夫捡起来一看，才知道那条裙子居然要六千多块，更夸张的是，在这之前还有一件花棉大衣，要两万多。
丈夫非常生气，找她当面对质：买这么贵的东西，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她觉得不服气：凭什么，以我自己的能力赚的钱，我买衣服还要跟你商量一下，家里的东西该有的都有了，为什么我就不能自由挥霍我自己赚的钱呢？
两夫妻为此吵了一架。闺蜜本来要去开会，气得连会都不开了，她说我那么努力难道就是为了买件衣服还找他商量？
[ 2 ]
主要是，一方面我没有花你的钱，你凭什么管我，另一方觉得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态度的问题，我们已经结为夫妻，什么事情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做主，你完全就是当我是空气吧。
这是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战争，各执一词。
得到即是失去，自由便是枷锁，在生活当中，从来不存在什么双赢。
当你赢得婚姻，就要输掉自由，所以我非常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单身好过结婚，因为权衡再三，发现性价比不高。
单身可以过自己的生活，还不用为柴米油盐而烦恼，不用为孩子的前程锦绣而思前想后，还不用对着对方父母台前幕后那一套。
但如果你结婚了，因为经济独立，就认为自己可以同时拥有婚姻与自由，我明确的告诉你这不是男女平等权，而是女权沙文主义。
你最终认可的，依然是赚钱多的一方可以不讲理，可以压迫赚钱少的那个人。这就是你一直反对的直男癌，只是角色换成自己罢了。
自己买花戴，的确是没有得罪谁，但是夫妻关系的本质，就应该是互相尊重的，避免做对方无法接受的事，或者至少有话能够好好的说。
我见过不止一个女生，刚痛斥完男人仗着自己会赚钱，一天到晚都跟狐朋狗友到外面玩，不管家里大小事务。
调转船头就会说，我赚钱比他还多，我买什么干嘛要向他汇报啊，这情景让我想起另外一个画面，母亲刚抱怨完儿媳妇好吃懒作，马上就鼓励自己的女儿，在婆家务必要好吃懒作，不要吃亏。
[ 3 ]
其实无论男女，走得快的人总要等等走得慢的人，而不是永远都站在自己的角度里，对自己的遭遇愤愤不平。
你要真的能像叶德娴那样，耐得住寂寞，对于老了进养老院没有人怜惜，你也可以选择单身，花几十万元买个天文望远镜，去南极看企鹅，去北极看极光。
如果没有这样的定力，需要一段婚姻带来的安全感，那么你无论赚多少钱，都要跟另一个人进行磨合。
你要距离时有距离，在你需要拥抱的时候也有拥抱，只有体贴和关怀，没有抱怨质疑，只有爱，没有干涉，那么你嫁的不是个人，而是个为你全身定做的机器人。
到时候我怕你过得可能就没有任何激情了，给男人留一点点面子，给自己留一点余地，何必问那么多为什么、凭什么，你又不是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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