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不喜歡知識分子，他的方法是“溺儒冠”，一把將知識分子的帽子抓下來，當眾朝帽子裡撒尿；明朝的民族英雄鄭成功，不要做知識分子，他的方法是“焚儒巾”，跑到孔廟向孔夫子說：“各行其是！”當眾把書生裝燒了。這一溺一焚之間，真有學問。中國知識分子最缺乏“溺儒冠”、“焚儒巾”的氣魄，讀書不化、頭腦不清，到處叫爸爸。
中國知識分子不但喜歡自己“叫爸爸”，還喜歡關心別人“叫爸爸”，以宋朝的一場鬧劇為例。八百年前，宋朝六宗沒有兒子，絕了後，新皇帝宋英宗做了皇上。英宗是仁宗堂兄淮王的兒子，他接了仁宗的香火，對他親生爸爸該怎麼叫，竟引起天下大亂，朝廷形成左派歐陽修，右派司馬光，最後鬧得雙方都賭氣要求皇上貶自己，滿朝烏煙瘴氣。第一流的知識分子不把精神用來解決小人、解救小民、解放小腳，卻用來爭所不該爭的，為別人“叫爸爸”的問題互掐18個月。
中國知識分子缺乏一種重要的品質，就是“特立獨行”。缺乏特立獨行，自然就生出知識分子的兩大方面的失敗。結果變得甲跟己沒有什麼不同，丙和丁沒有什麼兩樣，大家說一樣的話、寫一樣的狗屁、拍一樣的馬屁。他們都是在傳統板眼裡一板一眼的順民，他們兩眼必恭必敬地向上看，一點也不敢荒腔走板。中國傳統最不允許荒腔走板。中國社會雖然沒效率，但對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與志士，卻奇效如神，很會封殺。這種封殺，先天就致特立獨行的人於死命。
中國沒有偉大的文學，沒有大氣魄的詩詞，沒有大氣魄的敘事，只不過寫點騷柔小詩，在“五言七律“裡裹著小腳步賣弄，他們沒有什麼理想，時而憂鬱，時而豪放，時而鶯鶯燕燕慼慼，一票娘娘腔貨色。中國知識分子是中國最可恥的一個階級。這個階級夾在統治者和老百姓之間，欺下媚上。他們之中不是沒有特立獨行的好貨，可是隻佔幹萬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讀書不化，守舊而頑固。中國知識分子堅守他們在統治者和老百姓中間的夾層地位，當特立獨行的王安石搞變法，想直接受惠於老百姓的時候，文彥博站出來向皇帝說話了，他說：“陛下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老百姓治天下。”王安石想越過這批攔路虎，可是他碰到了絆腳石。
中國知識分子失敗了。有兩大方面的失敗：一方面是品格上的，一方面是思想上的。他們以知識為專業，結果卻頭腦不清，文章不行。這種特色不但使他們卑躬屈膝，狐假虎威，並且扶同為惡，為虎作倀而不自知；在思想上，也不能深入群眾，影響普遍的中國人。他們寫的東西，只能自我陶醉，或者給互相捧場的同流貨色一起陶醉，實際上，實在不成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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