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不喜欢知识分子，他的方法是“溺儒冠”，一把将知识分子的帽子抓下来，当众朝帽子里撒尿；明朝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不要做知识分子，他的方法是“焚儒巾”，跑到孔庙向孔夫子说：“各行其是！”当众把书生装烧了。这一溺一焚之间，真有学问。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溺儒冠”、“焚儒巾”的气魄，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到处叫爸爸。
中国知识分子不但喜欢自己“叫爸爸”，还喜欢关心别人“叫爸爸”，以宋朝的一场闹剧为例。八百年前，宋朝六宗没有儿子，绝了后，新皇帝宋英宗做了皇上。英宗是仁宗堂兄淮王的儿子，他接了仁宗的香火，对他亲生爸爸该怎么叫，竟引起天下大乱，朝廷形成左派欧阳修，右派司马光，最后闹得双方都赌气要求皇上贬自己，满朝乌烟瘴气。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把精神用来解决小人、解救小民、解放小脚，却用来争所不该争的，为别人“叫爸爸”的问题互掐18个月。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特立独行”。缺乏特立独行，自然就生出知识分子的两大方面的失败。结果变得甲跟己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大家说一样的话、写一样的狗屁、拍一样的马屁。他们都是在传统板眼里一板一眼的顺民，他们两眼必恭必敬地向上看，一点也不敢荒腔走板。中国传统最不允许荒腔走板。中国社会虽然没效率，但对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与志士，却奇效如神，很会封杀。这种封杀，先天就致特立独行的人于死命。
中国没有伟大的文学，没有大气魄的诗词，没有大气魄的叙事，只不过写点骚柔小诗，在“五言七律“里裹着小脚步卖弄，他们没有什么理想，时而忧郁，时而豪放，时而莺莺燕燕戚戚，一票娘娘腔货色。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欺下媚上。他们之中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好货，可是只占干万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读书不化，守旧而顽固。中国知识分子坚守他们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中间的夹层地位，当特立独行的王安石搞变法，想直接受惠于老百姓的时候，文彦博站出来向皇帝说话了，他说：“陛下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老百姓治天下。”王安石想越过这批拦路虎，可是他碰到了绊脚石。
中国知识分子失败了。有两大方面的失败：一方面是品格上的，一方面是思想上的。他们以知识为专业，结果却头脑不清，文章不行。这种特色不但使他们卑躬屈膝，狐假虎威，并且扶同为恶，为虎作伥而不自知；在思想上，也不能深入群众，影响普遍的中国人。他们写的东西，只能自我陶醉，或者给互相捧场的同流货色一起陶醉，实际上，实在不成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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