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如果像它的名字就好了，但中兴不兴，变成了中落。
4月17日，所有中兴人最为惊恐的日子，外界吵得沸沸扬扬的美国封杀中兴七年的消息被管理层确认。
中兴董事长殷一民疾呼：八万中兴人，请坚守岗位，这是对公司最大的支持。
4月18日晚，76岁的中兴灵魂人物侯为贵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在机场道路上。已经退休的他，被迫出山。
这张图片刷遍了朋友圈。看着他的背景，挺直身体，明显无畏，但又充满寂寞。后面跟着的是中兴董事长殷一民和CEO赵先明，像极了两个垂头丧气的小孩。
侯为贵已经退休，垂垂老矣，中兴居然让这样一个老人去奔波斡旋，实在可悲可叹。
4月20日，中兴发布声明称，美禁令对中兴通讯极不公平，不能接受。
彻底对立了。
关于中兴这个话题，无数文章做了讨论，大致分为三种观点，中兴自作自受、这是美国的“欲加之罪”、国货当自强。
这些都对，都有道理。只是事到如今，中兴的悲剧命运难以逆转。
中兴为什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我们或许可以探讨一下中兴这家公司的基因。
中兴的核心技术完全被美国束缚，中兴对员工的“纵容”，中兴利用各种方法逃避追责，这是中兴悲剧的一系列原因。
这些绝非简单的偶发问题，是从中兴这家公司骨子就暴露的问题。
而造成这一切的便是侯为贵。
一、一个“机会主义者”的肖像
侯为贵，可能不少人不熟悉，和他同时代的企业家包括任正非、柳传志，从成就来说，侯为贵创建中兴，把中兴推上跨国通信巨头的位置，并不比别人差。但是，他异常低调。
任正非霸气外露，柳传志是创业导师，而侯为贵性格温和内向，放在大街上，就是一个和蔼的老者，平平无奇。
侯为贵从小就是尖子生，国企航天691厂出身，一直是厂里技术水平最高的人。纯知识分子，人生相当顺利。
或许是这种性格和出身，形成了侯为贵的治企风格：稳健，不冒风险，擅长把握机遇。按侯为贵的说法是，“先期跟踪，弹性投入”。
中兴是如何崛起的？不靠技术，靠的就是侯为贵把握机会的能力。
比如巅峰期间占中兴销售三分之一的小灵通。那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小灵通没什么技术含量，甚至技术落后。
华为也立项了，但研发人员和高层都看不上，最后不了了之。
侯为贵没有一味从技术出发，而是看中了它的优点，即成本低廉，覆盖广。于是开始跟踪，用两年时间摸清各种风险，尤其是日本小灵通大规模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最后大笔投入，大获成功，真正赚到第一桶金。
但是，机会主义还是比不上对技术的重视。2008年前后，3G时代来临，当时有WCDMA（欧洲标准）、CDMA2000（美国标准）二大技术路线。CDMA专利集中在高通等企业手中，风险高，而WCDMA专利分散。
这意味着两种选择：前者不需要研发投入，依靠美国，“坐享其成”，后者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有可能占领技术高地。
任正非毅然押注WCDMA，连续投入近百亿元（2004年就达到50亿元）。而侯为贵则选择“脚踏三条船”：适度投入WCDMA；依靠本身在CDMA95标准大规模商用基础上向CDMA2000过渡；举债40亿元投入国标TD-SCDMA的建设。
侯为贵充满“机会主义”，什么都不落下，尤其是举债投入国标建设，侯为贵认定了国家背书会有资源支持，必定能成功。结果没有成功，TD-SCDMA成了最短命的3G网络，竹篮打水一场空。
后来WCDMA成为世界主流的3G标准，华为和中兴开始拉开差距。
这种对技术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注定了中兴和华为的走向，前者极易被人掐脖子，后者可以一步步挣脱束缚。
如今华为海思麒麟芯片大放异彩，实际上是华为2004就开始投入的项目，2012年，任正非更是投入4亿美元和2万研发人员强攻。
这种对技术的极致追求，突破垄断的决心是中兴所没有的。
二、一种可能“藏毒”的企业文化
如果说缺乏技术积累是中兴的根本缺陷，那么，一种“藏毒”的企业文化是中兴悲剧的直接原因。
2017年3月，中兴认罚。根据和解协议，向美国共支付11.92亿美元，其中3亿美元是缓期执行。如果7年内未违反协议，这笔罚款就能豁免。
中兴原本以为从此可以摆脱厄运，扶摇直上九万里。可是，偏偏在处罚员工的问题上掉链子了。
美方称，中兴承诺解雇4名高级雇员，并通过减少奖金或处罚等方式处罚35名员工。可实际上中兴只解雇了4名高级雇员，未处罚或减少35名员工的奖金。
按中兴最新回应的说法，除4人外相关协议中未涉及其他员工纪律处分的要求。
先不论具体如何，反正中兴被美国抓到把柄了。
很多人可能觉得中兴是纯粹漠视协议，但中兴的确是下了狠手的。中兴总裁史立荣、执行副总裁田文果、邱未召，都是在中兴干了17年到24年的老将，中兴都给撤下了。史立荣还是接班人人选呢。
怎么就宽容了这35名员工呢？到底是为什么？
这就不得不说中兴的文化，简单的说，就是“养老院”文化：友好、宽容、以和为贵。
业内有一个共识，去华为工作意味着去“炼狱场”，没有决心断然不能轻易决定，而去中兴工作更像去“养老院”。不少华为员工干一段时间后，就会去中兴。
一家企业的文化很大原因来自领导人，华为的狼性文化、军事化作风来自军人任正非，而中兴的文化同样也是侯为贵塑造的。
一般企业都以用户为企业价值标准的中心，但侯为贵却说：如果员工都不认可，外面再怎么认可也都是虚的。
侯为贵待人也很温和，注重情分。他对人说话从不高高在上，而是非常礼貌的询问。有中兴员工说：“他为人非常大度，不斤斤计较，发火的时候也不会大声吼叫”。
据说，侯为贵一共免职过三位高管，其中两位还是被他送出国留学的，回国后又给他们安排了工作。
甚至对竞争对手也非常温和。华为刚刚起诉中兴的时候，侯为贵就特别不理解，一直想不通对方为什么要起诉中兴，随着竞争的深入，他才慢慢适应。
这种企业文化看起来很美好，但在有些时候可能就成了一个定时炸弹。
中兴可能只是对着35个员工表达一种敬意，或者说企业关怀。 不能否认，违反美国贸易禁运规则是中兴的集团决策，这些人某种程度上是背锅侠。所以，中兴做出一定补偿，其实也是人之常情。更何况中兴有着如此注重情分的文化。
但是，美国认为这是中兴违反协议，是对美国的蔑视。可以说东方式的文化在面对西方思维时，触礁了。
三、最悲哀的是，中兴的侥幸心理源于侯为贵
以上说的两种其实是侯为贵在企业战略和文化上的选择，如果从企业经营的角度上，说不上对错。
只是，偏偏碰上了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偏偏碰上了中美经贸关系波动异常的局势。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侯为贵难以逃避的，那就是对美国调查的侥幸心理。
2012年，美国德克萨斯州法院给中兴在美国的子公司发出传召函，启动立案调查。但中兴仍然继续与伊朗开展贸易。中兴表面上接受调查，但暗地里昏招迭出，欺骗美国执法机关、毁灭证据、规定工作人员签订保密协议……
一个跨国巨头，即使违反驻在国法律，也可以通过法律等各种正当手段维护权利，很难想象，中兴内部居然如此混乱不堪。
俗话说，上行下效，这点必须由侯为贵买单。侯为贵德高望重，但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也很有问题。
2013年，美国开始对中兴启动调查时，时任中兴董事长侯为贵的一番话，反映了中兴对待美国调查的真正心理。
侯为贵先是表态这次调查对公司产生了深厚影响。然后，他话锋一转说：
我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真的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其他公司也在销售相同产品，而且我们甚至还不是销量最多的。现在我们面临限制，业界其他公司却没有遭到任何限制——他们仍在销售。这有些不公平。
我们上学时犯错推卸责任时，一般可能说，某某人也这样做的，为什么不处罚别人，只处罚我。侯为贵当时就是这种态度。
当记者问他华为是否也在伊朗开展业务时，侯为贵说：
我们不能评价华为和业界其他公司的行为。但无论如何，他们也进入了一市场，但只有我们被禁止。要么就说出其他公司的名字，要么就不说，这种遮遮掩掩的态度只会让人觉得在打马虎眼。
既然中兴的核心人物都有这种态度，遑论中兴其他人能老老实实解决问题?
事实上，中兴危机没有提前爆发有赖现任CEO赵先明，他于2016年初临危上阵，任董事长兼CEO，主导了对美对策，使美国对中兴的出口禁令得到4次延期，功不可没。
在此之前，他的职务是首席技术官、执行董事，并不在权力的最中心。
赵先明
去年初 ，危机解除后，赵先明辞任董事长。一上一下，既证明中兴原高管难以解决问题，又证明赵先明更多意义上只是临时的“救火队长”，用完即退。而短期内，中兴是不可能牢记教训和重建文化的。
不能不说，中兴事件从爆发到现在，时间过去六七年之久，政府给予足够重视，并一如既往支持中兴，很多人也非常支持中兴，但中兴或许理解错了人们的好意，在侥幸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离谱，辜负了很多人。
四、结语
中兴是我国企业的一颗明珠，即使有华为在，但中兴的地位仍然不能被替代，它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树立了一个成功的标杆。
所以，我们怎么支持鼓励中兴都不为过。
但是，爱之深责之切。事实证明，单纯的鼓励认同有时候会起到反面的作用。所以，更多的反思、谨慎，是必要的。
有很多人说美国如何如何，但是主动权在别人手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做最好的自己，让别人找不到任何的瑕疵。这才是最应该做的，如果只是抗议反对，并不解决核心问题。
毕竟中兴的确存在履约不严谨。
此外，还应该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兴沦落到如此地步，和其文化、管理层都有密切的关系，尤其离不开侯为贵对中兴的塑造。在某种情况下，它演变成中兴的危机。
虽然对76岁的侯为贵而言，这样的指责非常残酷。
但是，不解决这些问题，不解决最基本的问题，所谓“中国芯”的基础就无从谈起，因为“中国芯”也少不了与国外合作，毕竟闭门造车是难以成功的，而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解决好合作的问题，最后才有中国制造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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