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屆《文學報·新批評》優秀評論獎作者特輯
第六屆 《文學報·新批評》優秀評論獎評選結果近日揭曉。南帆、賀紹俊、張煒、潘向黎、何大草、徐兆壽獲得優秀評論獎；謝尚發、張熠如獲得優秀評論獎新人獎。
這幾天我們將陸續推送這八位作者新寫的一組文章，分享最新的思考，也審視著自身的寫作觀與批評觀。
現實主義筆記
賀紹俊
我希望作家多一些焦慮，因為作家的焦慮正是推進現實主義不斷髮展的動力。但作家們多半是從技巧和手法上尋找突破口，卻忽略了思想上的突破。現實主義之所以能夠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就在於它能夠直面現實，對現實中發生的新變具有高度的敏感，能夠隨著現實的變化調整自己的思路。
在討論當代小說創作時，現實主義顯然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當代作家對待現實主義有一種複雜的情感，有的愛之猶深，有的恨之入骨，但無論以何種情感對待，每一個作家都沒有走出現實主義這株大樹的樹蔭。從這個角度說，即使在今天各種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思潮已經變得像家常便飯一般，現實主義仍是值得我們正視的話題，然而也由於我們情感之複雜狀況折射到現實主義上面，使現實主義的面貌變得曖昧不清，如果我們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考量當代小說創作的話，就會發現人們對現實主義的理解和表達不僅存在著越來越深的困惑，而且在這種理解和表達中逐漸丟失掉了一些現實主義最重要的東西。
畫 | 愛德華·霍珀
現實主義是歐洲19世紀興起的藝術理論，最初是由法國一些畫家提出來的，後來移植到文學，特別成為小說家所倡導的一種理論。而這種強調與現實世界關係的小說理論很快被以啟蒙為己任的文學家和思想家所看重。當現實主義與啟蒙、革命結合起來後，情況就逐漸發生了改變，現實主義被賦予了多重的含義，它不再僅僅是一種小說理論了。
更重要的是，現實主義在與政治和革命的密切結合中，越來越加重其意識形態性，因而它對於文學創作的影響就大大超出文學理論的範疇了。現實主義的確是檢視當代小說創作成果的重要標尺。自新時期以來，在二十餘年的探索、突破、發展的過程中，作家們逐漸卸下現實主義厚厚的意識形態外衣，在現實主義的敘述中融入更多的現代性意識，大大豐富了現實主義的表現能力。在創作觀念越來越開放的背景下，我們應該認真總結現實主義在藝術表現上的無限可能性。因為從一定意義上說，現實主義是最適宜於小說的敘述方式。現實主義遵循的是常識、常情、常理的敘述原則，這不是一個藝術風格或藝術觀的問題，而是一種講故事的基本法則。所以小說家進行革命，哪怕採取反小說的極端方式，革命可能帶來藝術上的重大突破，但最終小說敘述還是會迴歸到現實主義上來 （當然迴歸的現實主義與過去的現實主義相比已經有所變化）。
畫 | 蒙彼利埃 1848 法國
我們對現實主義有一種誤解，以為現實主義的作品最容易寫，只要有了生活或者選對了題材就成功了一大半。豈不知，現實主義是一種最艱苦、最不能討巧、也絲毫不能偷工減料的創作方法，它需要付出特別辛勞的思考才能觸及現實的真諦，缺乏思考的作品頂多只能算是給現實拍了一張沒有剪裁的照片而已。所幸的是，現實主義作為當代長篇小說的主流，仍然顯示出它強大的生命力。而這種生命力首先來自作家的思想深度。陶純的《浪漫滄桑》和王凱的《導彈與向日葵》採用的都是典型的現實主義方法，而且兩位作家都是軍旅作家。我發現軍旅作家在對待現實主義的態度上往往更加嚴肅認真，這是否與軍隊更注重鐵的紀律與不能馬虎敷衍的訓練有關係呢？兩位作家對軍旅生活非常熟悉，也為創作做足了功課，但更重要的是，他們有著自己的思考。陶純寫革命戰爭有自己的反思。王凱寫的是在沙漠中執行任務的當代軍人，他對軍人硬朗的生活有著感同身受的理解，也對最基層的軍人有著高度的認同感。
現實主義必須認真傾聽社會共識。所謂社會共識，是指人們從公共價值系統出發而形成的得到社會普遍認可的是非評價。現實性的小說往往是在導引出社會共識，但在社會共識形成後，作家再次講述同一現實問題的故事時，有可能就只是在重複表達已有的共識，這時候作家就難以避免重複的煩惱。那麼，是否同一現實問題的故事只能講述一次呢？作家如何才能做到既不想與社會共識發生衝突，又能將同一現實問題的故事講出新意來呢？我以為關鍵還是要對現實有深刻的思考。從一些作家成功的實踐來看，作家要善於使自己的思路在已有的共識路徑上再延伸開去。比如寫礦難的小說比較多見，礦難所帶來的憤怒和思考也基本上形成了共識，胡學文的中篇小說《裝在瓦罐裡的聲音》看似是以礦難為題材的，但他力圖從關於礦難的共識中延伸開來，於是他寫頻繁的礦難造就了寡婦村，寡婦村的出現雖然是悲傷的事情，卻解決了農村光棍的難題。農村的光棍“嫁”到寡婦村，還算計著寡婦從礦難中獲得的賠償金。這不僅延伸了礦難的故事，而且也揭示了礦難存在的複雜原因。劉慶邦的中篇小說《啞炮》同樣也寫到了礦難。但他完全放棄了社會苦難的考量，而是趨向於去探詢人類的共同性的問題。小說最有新意的思想發現就在於：當善與惡的幽靈在我們的內心世界裡遊走時，也許不經意間就在我們的心底埋下了一顆精神“啞炮”。所以我們得提防著，我們也得小心地處置精神“啞炮”。我以為，這就是一個人類共同性的問題。
現實主義必須發展，對此人們似乎沒有疑義。因此現實主義作家也在為如何創新與突破而焦慮。我希望作家多一些焦慮，因為作家的焦慮正是推進現實主義不斷髮展的動力。但作家們多半是從技巧和手法上尋找突破口，卻忽略了思想上的突破。現實主義之所以能夠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就在於它能夠直面現實，對現實中發生的新變具有高度的敏感，能夠隨著現實的變化調整自己的思路。所以尋求突破的現實主義作家更應該到現實中去尋找思想的突破口。比如我們經歷過一次大的社會轉型，由過去的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如此巨大的社會變化必然給文學帶來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當然首先會體現在經濟生活在作品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大，而且經濟題材可能會成為一種重要的題材類型。但最值得我們關注的影響也許悄悄發生在思想層面。
我注意到深圳作家丁力，他過去一直在企業工作，對深圳的經濟潮流充滿了熱情，他所寫的小說多與經濟活動有關。我讀他的小說，就發現他改變了我們在經濟題材上的文學思維，在處理經濟題材時，不少作家仍停留在革命時代的思維。革命時代的思維基本上是從物質與精神的二元對立模式出發來對待經濟的。這樣的思維深刻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價以及人性的弱點。但我以為，它並不能引導我們認識經濟活動的全部，特別是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下，如果仍固執於這樣的思維去觀察世界，獲得的只會是一種失真的鏡像。丁力完全沒有采取這樣的思維，比如在他最近的一部小說《中國式股東》裡，他以客觀和理性的態度對待股份、資本、金錢等這些經濟活動的基本元素，當這些元素在一個合理的經濟環境中運行時，能產生積極的結果，而這些元素對於人的影響，既有激發奮進的一面，也有引誘墮落的一面。丁力的著力點放在做人上，也就是放在人性和人生上。他並不認為資本、股份、金錢等是可惡可怕的東西。那麼他是徹底否定了以往經典性作品對於資本和金錢的批判嗎？我以為不是。丁力的小說中不乏批判性，只是他要把造成惡與罪孽的原因辨析得更清楚。責任並不在資本、股份、金錢本身，而在掌控這些東西的人以及社會經濟運行法則上。在經濟活動中，人性中的善與惡都在進行積極的表演，作家不僅要從中發現惡，也要從中發現善，更要由此告訴人們，怎樣才能讓善在現實中得到最大的張揚。可以說，丁力的小說提供了一種積極面對經濟時代的新文學思維，這同時又是一種充分體現出現實主義精神的新文學思維。
中國現實主義傳統最早可以追溯到《詩經》的“風雅頌”。但後來我們談現實主義傳統，卻只談《詩經》中的風，好像風才是真正的現實主義傳統，我覺得應該把三者看作統一體。風是土風歌謠，來自民間。雅是貴族文人的審美，帶來典雅的東西。頌是在廟堂祭祀歌頌祖先功業的，有讚美的意思在內。所謂現實主義不是說我們寫了現實生活就是現實主義的，而是說我們面對現實的姿態，是指作家看世界的方式。風雅頌的傳統告訴了我們，讚美歌頌的姿態早在兩千多年前的《詩經》時代就被確立了下來，我們看世界時不會忽略那些應該被我們讚頌的內容。
自從《詩經》確立了“風雅頌”的傳統後，中國文人一直保持著良好的讚美歌頌的姿態，以這種姿態書寫的文學作品也不乏優秀之作。當然，在當下的現實主義書寫中，我們同樣能夠感受到作家的讚美歌頌的姿態，於是給小說帶來一種溫暖、善意和陽光的色調。我以為遲子建就是一位非常善於、也非常成功地採取讚美歌頌姿態的作家。她在小說中構建起一個溫暖的世界。她以溫暖善良的意願接近普通人的內心，她樂於與普通人的世界交流，在交流中表達深深的愛意。她代表著溫暖，代表著善良，代表著熱愛生活、熱愛生命的強者。但這一切並不妨礙她對現實的批判和揭露。
但是，讚美歌頌的姿態對於作家而言，又是一種具有危險性的姿態，特別是在創作並不自由的環境裡，或者在面對功名誘惑的情景下，讚美歌頌的姿態有可能帶來的是阿諛奉承以及假話謊話連篇的後果。因此我們也要對那些充滿讚美歌頌之辭的作品採取審慎的閱讀方式。讚美歌頌姿態在主旋律的創作中所受到的傷害尤其為烈。主旋律是一個普遍的文學現象，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不同的時代都會有自己的主旋律。我們社會一直倡導主旋律創作，並給以各種優待，這無可厚非，但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在這樣的背景下，主旋律創作缺乏自省和完善的良好環境，在無形中就會形成一些模式化的思維，這些模式化思維是阻礙主旋律創作得到提高和突破的主要因素。模式化思維和表現之一就是以為主旋律創作只能採取讚美歌頌的姿態，這顯然有悖於現實主義精神。因此，一個真正堅守現實主義精神的作家，在進行主旋律創作時，要對讚美歌頌的姿態保持足夠的警惕，要了解其危險性。由此我想起了被譽為人民作家的趙樹理。
趙樹理
趙樹理無疑是一位現實主義作家，他又是與主旋律創作有著密切關係的作家。他在文學上的正式出場是因為主旋律創作的需要而出場的。當年，延安時期的文學最初帶有強烈的知識分子情結，主旋律的聲音難以得到表達。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趙樹理出現了。趙樹理站在農民的立場，講述普通農民的故事，與當時所強調的主旋律相吻合，因此，黨的文學理論家陳荒煤興奮地表示，主旋律文學就是要“向趙樹理方向邁進”。但趙樹理並沒有陶醉於趙樹理方向的提法，相反，當他被賦予“方向”的意義後，他在創作中更能敏銳地感受到主旋律的要求與人民訴求之間有時存在著矛盾，他的創作並不迴避這種矛盾，而是努力通過主旋律的變奏來表達人民的訴求。趙樹理正是通過這種努力，使其作品具有更豐富、更新穎的思想價值。今天，我們應該重新認識趙樹理的意義，他最大的意義並不在於“山藥蛋派”，而在於他在主旋律創作中維護和堅守現實主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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