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战争实践使兵家对战争规律认识不断深化，指导战争的艺术和理论也不断提高，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谋略思想。
l、知彼知己，料敌定谋。
古代兵家的谋略是在充分调查研究，掌握敌我情况的基础上制定的。《孙子兵法》强调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吴子》强调料敌，应变。《百战奇法》说：“未战之时，先料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兵之众寡，地之险易，粮之虚实。计料已审，然后出兵，无有不胜。”战争舞台是活动的，战场情况千变万化，因此谋略的运用就不能一成不变。《历代名将事略》说：“敌情区测，不知敌情，不可以言战。其动其静，其强其弱，其治其乱，其严其懈，虚虚实实，进进退退，变态万状，烛照数计。或谋虑潜藏，而直钩其隐；或事机未发，而预揣必然。凡将才之大小，军心之趋向，理势之安危，事局之究竟，皆算无遗策。所谓运筹帷握，决胜千里者也。”所以古代兵家强调审时度势，根据发展变化的情况料敌定谋。
2、谋全局，定大略。
谋略重在对战争全局的谋划，只有谋全局，才能计深虑远，策出万全。《籍言》云：“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历史上有远见卓识的兵家都把注意力放在对全局的谋划上，从全局着眼制定谋略。诸葛亮有了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全局谋划，才促成魏、蜀、昊三国鼎立的格局。
3、实施伐交。
《孙子兵法》指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伐交，就是用外交手段制胜敌人。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破坏敌方的外交联盟，一是强化己方的外交联盟。破坏敌人的外交，重在离间敌人与其盟友之间的关系，使之从盟好变敌对，各自孤立，势穷力单。战国时张仪使楚，破坏齐、楚联盟，使之互不相助，秦遂得以各个击破之。强化己方外交，重在合一切可以联合和利用的力，壮大自己，削弱敌人。《兵经百篇》说：“与国勾之为声援，四裔勾之助攻击。胜天下者用天下，未闻己力之独恃也。”
4、重视用间。
所谓用间，即派出间谍或利用敌方间谍破坏、瓦解敌人。《孙子兵法》说：“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使用间谍破坏敌人的方法很多，唐代军事家李靖归纳说：“历观古人之用间，其妙非一：即有间其君者，有间其亲者，有间其贤者，有间其能者，有间其助者，有间其邻好者，有间其左右者，有间其纵横者，故子贡、史廖、陈转、苏秦、张仪、范唯等，皆凭此而成功也。”
5、兵以诈立，诡道制敌。
古代兵家都非常重视诡诈，把“兵不厌诈”视为克敌制胜的一条要诀。周灭商之前，文王、武王就用了恭顺事商的韬晦之术。城准之战时，晋文公向群下征求克敌之法，子犯提出：一“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文公纳其议，率军退避三舍，避敌锐气，后发制人。在作战过程中，晋军施用一系列诡诈手段，诸如青臣用虎皮披在战马身上，冲破陈、蔡军阵；奕枝使战车拖上柴草，扬起尘埃，以佯败诱楚军追击等等，终于打败楚军。《孙子兵法》鲜明地提出“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高度概括了诡道制胜的理论。它还总结出诡道十二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诡道是以诈谋奇计制胜敌人，符合战争指导规律，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方法。尤其是在以少对多，以弱对强的情况下，史能显出诡诈的奇效。孙殡减灶示弱杀庞涓，李广解鞍牧马却匈奴，赵云巧设空城赚曹操，都是诡诈制敌、以少胜众的典范。
6、谋必参诸群士，发挥集体智慧。
古代兵家提倡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发挥群体智慧的作用。《兵经百篇?谋字》说：“智不备于一人，谋必参诸群士。”《兵录?论将》说得非常精辟：“主将必集思广益，而后可以致胜。何者？一己之见有限，众人之智无穷。”汉高祖刘邦所以能打败项羽夺得天下，是与他善于集思广益，身边有一个“智囊团”分不开的。他在总结得胜经验时说：“夫运筹帷握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响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
閱讀更多 文化教育與健康資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