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高晓松拍了《侠隐》

导语

《邪不压正》上映前,高晓松是最早看到的几个人之一。

看完后,高晓松诧异:原著《侠隐》里的老北京乡愁旧韵去哪儿了?

姜文开玩笑似的回答:留给你拍。

十年前,高晓松致电作者张北海,欲购《侠隐》改编版权,不想姜文捷足先登。

这么想想也有意思:

现今民俗电影这么少,要真拍一部北平风情图,应该也有观赏性和文献价值——

文献价值本身,对热衷民俗的观众而言,还自带观赏性。

那要真把《侠隐》给大紧老师再拍一回,来部民俗电影,会怎么样?

咱们今天替他排排雷,看这事儿能不能成。

假如高晓松拍了《侠隐》

作者|洛弟

先把高导演的业务水平,往边上一放。

都见识过,也就有心理准备。

假如高晓松拍了《侠隐》

感到气气

不过人家八年没拍戏,万一来个“潜心造化、忍辱负重、闭门思过,我脱胎换骨”,也不能说毫无可能。

虽然这是“高版《侠隐》”的最大阻碍,但既然难以预测,也就不赘述了。

真正的问题在于,要拍一部“民俗电影”,就得面临此类影片共同的困难。

想复原,可上哪儿找民俗呢?吃过、见过、住过、玩过的亲历者老去了。

老豆腐和豆腐脑什么区别?吃过的人还在,可老豆腐再也见不着了。

假如高晓松拍了《侠隐》

北京老艺人陈荫荣的评书《兴唐传》里,满是旧日饭庄风物。可如何让程咬金“多喝两口”的“烫酒花头”,再也找不到了

老人们越来越少,剩一伙“精神遗老”为一样吃法你撕我骂,抢着把“老北京”三字儿当金箔,嘴里骂着闲街,手里忙着往自己脸上糊,非抹得没个人样才太平。

不过我想大紧老师自有办法。

作为60后,自己对“老北京的尾巴”有过亲历。

人脉也广,组一支“北平民俗老年顾问团”,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不成问题。

查找文献资料,对他来说更不难。

单是他担任馆长的私立公益图书馆“杂书馆”内,就珍藏了大量的晚清、民国民俗文献。

人可以找,书可以翻,还算是“尽力”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假如高晓松拍了《侠隐》

好,资料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是观众群。

对民俗电影的创作者来说,真实还原民俗,很重要。

可对大多数观众来说,未必。

还拿老豆腐说事儿。这样东西,你可以拍,也可以不拍。

因为老豆腐没有了,尤其是成为票房主力的年轻观众,可能根本没见过。

没见过,也就无从想象,当它不存在,或者跟豆腐脑混为一谈都行,没人在意。

假如高晓松拍了《侠隐》

这是豆腐脑的玉照。老豆腐的遗像,根本搜不到

如不存在特别需要,导演大可以省下这碗豆腐钱。

观众在意的,不是“真不真”,而是“像不像”。

胡金铨是考据狂魔,老片影迷都知道。

可他也有“不敢考据”的东西。

他拍武侠,明代锦衣卫出现频繁。锦衣卫用的武器很常见,但太特殊。

史料记载,朝廷每年在日本订制三万把倭刀,专供锦衣卫使用。

最终他没敢把这点放进电影里。

因为他知道,银幕上一旦让明朝锦衣卫全用了日本刀,观众非得找他算账:

“不应该用腰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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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里的“考据”,其实很不自由。

创作者要满足的,不是史书里的真实,而是观众的想象。

相比于考据狂导演,观众们无暇埋头高文典册。

高晓松要让1937年的美国大夫,在北平喝上原著里的“Dewar’s”,只怕观众会当成植入广告。

这酒近两年才重回大陆,谁知道它有那么长历史?

想拍“民俗电影”的导演,可能面对胡金铨一样,事与愿违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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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假设,想看“高版《侠隐》”的观众,都是民俗、历史爱好者,闻见野史味儿就躲,相对的“高端群体”。

他们一定爱看吗?

“民俗电影”本身存在一个问题:它不算一个类型,难以吸引受众。

想拍民俗,往往要借助类型片承载,比如李翰祥的宫闱片与风月片。

这点,高晓松自己想必清楚——

当年他执导的《大武生》,中心故事是梨园行的恩怨情仇,“台上英雄”波澜起伏的幕后人生。

可这场争斗被拍成了卖座动作片类型。

武生间的争斗,成了手持刀枪把子(京剧武器道具)的擂台比武,不伦不类,令人发噱。

人物的整个动机,因此根本不成立。民俗与剧情的对撞,两败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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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京剧界,伶人虽属“下九流”,但社会地位并不低,不可能“让里子的血,漏到面子上”

再爱民俗的观众,也不会欢迎烂片。何况还是为了烂剧情,歪曲民俗的烂片。

其实,这不是高晓松一个人的事儿。

处理好民俗与电影的关系,是中国“民俗电影”的内在问题。

即使被尊为大师的李翰祥,也未必处理得好。

民俗电影,一直是他的心头好。他会为了展示民俗,硬凑出一部影片。

三段式影片《北地胭脂》,由同治帝嫖院、正德帝与名妓佛动心、八大胡同妓女惨状三个故事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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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本身略显潦草,重点在于导演对古代青楼文化、清朝野史,以及老北京市井趣事的展现。

在类型上,只能算作李翰祥独创的“风月片”。

70年代的香港,无分级制阻碍,可以玩色情噱头吸引观众;

有大片厂托底,一部电影的盈亏,也撼动不了年产数十部的邵氏王国。

这种“随性”的拍法,倒也无伤大雅。

可放到今天,面对尺度天堑,和对故事越来越严格的市场,就太危险了。

一边是爱好和趣味的放飞,一边是类型与故事的严峻。

独木桥上的“民俗电影”,失足落到哪一边,都可能遭遇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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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翰祥

近年来,民俗风情浓厚,剧情优秀的“双赢”之作,也不是没有。

2012年,郑大圣的独立电影《天津闲人》公映。

影片讲述了民国天津帮闲篾片、“放鹰”(骗婚)的江湖女子、混星子一类人物的故事,极具时代与地方特色,台词全为天津话,津味儿浓厚。

假如高晓松拍了《侠隐》

相比影片的高口碑,成本和票房则少得可怜。

当时郑大圣的两部电影《天津闲人》和《危城之恋》不得不同时进行。

两片共用300万人民币投资,前者杀青,后者开机,据说仅隔了不到五个小时——

唯恐耽误一天,立马超支。

由于小制作、受众窄,《天津闲人》至今仍未能大规模公映,可查证的累计票房仅为5万。

有志于此者,必须要做好商业回报困难的万全准备。

假如“高版《侠隐》”真拍了,一样要面临民俗与武侠片的结合,或是为风味牺牲利益的窘境。

要么赶走目标观众,要么吓跑投资人。

心里又替大紧老师大大的紧了一下。

假如高晓松拍了《侠隐》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

可见,近年“民俗电影”式微,是有着多重原因的。

所以,假如高晓松真拍《侠隐》,也真让人捏把汗。

不过姜文另一个半开玩笑的提议,听起来风险似乎小一点:

既然高导这么惦记老北京的“吃喝玩乐”,要不拍部《舌尖上的〈侠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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