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寫：新京報首席記者 劉瑋 臺灣報道 實習生 夏秋子
圖片均由龍應臺本人提供（除署名外）
1974年畢業於成功大學外文系的龍應臺，從小生活在臺灣南部的漁村。23歲時赴美留學，一走就是9年，此後旅居歐洲13年，到香港任教9年。1999年出任臺北市“文化局長”。2012年初成為臺灣地區文化事務主管部門首任部長。
2017年8月，65歲的龍應臺搬到屏東縣潮州鎮居住，全心陪伴身患失智多年的母親，同時開始梳理母親動盪又頑強的一生，結集成了最新著作《天長地久——給美君的信》。
龍應臺
全書不只寫下對母親美君的心裡話，並且加入大量史料還原出兵荒馬亂的大時代，擴展到對整個世界史的記錄。書中以“大河圖文”的形式記錄了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歐洲二戰，一路緊扣美君的人生軌跡，展現了個體人物在大歷史洪流中的命運。
《天長地久》並不僅是個人的情感抒發，她想讓讀者知道，每個人生命中都有一個美君，他們都是有“來處”的，他們和他們走過來的那段歷史都不能忘記。從龍應臺在屏東住所的陽臺上眺望，會看到遠處電線上經常有鳥駐足，鳥來自電線嗎？不，她說，鳥來自電線後面的大武山和山後的太平洋；山很高，水很深。龍應臺以此景做比喻，母親就像電線上的小鳥，那個時代就是後面深邃的高山和波瀾壯闊的大海。返回屏東
探望母親，不該是做給自己的假動作
從臺北往南400公里，屏東縣有一個五萬人口的小鎮叫潮州，三百年前廣東潮州人移民至此。龍應臺的母親應美君，就住在這裡。美君今年93歲，自2004年父親龍槐生過世後，龍應臺14年來每兩週就會回潮州哥哥家一次，探望身患失智症的母親。2014年12月，身為臺灣地區首任文化事務主管部門部長的龍應臺辭職，從公務員重新回到一名知識分子、作家的生活。
龍應臺的時間看似可以自由支配了，她在臺北寫文章，約朋友喝咖啡。此外，依然保持著定期回屏東看母親的規律。雖然臺北距離屏東坐火車只需要一個半小時，但龍應臺感受到了時間在她和母親之間一分一秒的流逝。“你明明知道這個世界上有一個人，此時正是她最需要你的時刻，而你卻在跟朋友喝咖啡、看電影、看錶演……”兩週一次的探望，“像一個做給自己看的假動作，”她說。
這個內心的聲音久了，她突然就做了一個決定：放下一切，搬到鄉下。
每一天和母親的朝夕相處，已經成了如今龍應臺的生活常態。
母親已經認不得她，也無法言語，但是龍應臺每次都會提高聲調，歡快地跟母親打招呼、拉家常，“應美君，你好不好？”“應美君，你今天怎麼這麼高興？”“應美君，我幫你擦防曬霜好不好？”即便是龍應臺工作的時候，也會讓母親坐在一邊，抬頭目光轉動中，就可以看見母親；要看資料時，她會把書抱在手裡，依偎到美君身邊，即便是美君聽不懂的英文或德文書，她也會讀出聲來。目的有兩重：一是，讓美君感覺到女兒的體溫；一是，讓美君聽見女兒的聲音。
在其他時間裡，龍應臺享受著屏東充足的陽光和熏熏然的南風。早上五點起床，到東港溪畔河堤邊晨走，回程可能在菜市場早點攤吃一碗麵線，然後回家開始工作。臺北的朋友問她，潮州既沒有電影院也沒有劇場，你能習慣嗎？龍應臺說好得不得了，山中的鳥鳴是最好聽的音樂，田野間各式各樣的植物是最好看的劇情片，農漁產業是一個巨大的博物館，看都看不完。她還打聽能不能跟船出海捕魚，嚇得人家問她，“龍老師，你是要跟那種航海三個月的漁船出海嗎？”
龍應臺將親手採摘的雞蛋花，別在母親的帽子上。
在屏東，龍應臺經常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去附近的花卉農場，親手採摘自己最喜歡的花——文心蘭。文心蘭花朵嬌豔嫩黃，直徑細長，搖曳中柔美又堅韌。採完花，龍應臺會第一時間回家幫美君插好。
女生課題
關於美，20歲時才第一次被觸及
美君是一個熱愛生活又有趣的媽媽，70多歲時去隆鼻、文眼線、文眉，心理年齡只有18歲。當時一家人住在鄉下，美君是如何會在70歲去做“美容”這件事情，對龍應臺來說至今是個謎。她問兄弟們，對他們也是個謎。龍應臺只能猜測，母親不太可能一個人去，說不定是跟她的女朋友們去的，“我猜一定是有某些女朋友想做這件事情，大家就吆喝著一起去了。”
年輕時的應美君
在“愛美”這方面，龍應臺跟母親並不像。好友林青霞曾經送給她一條褲子，褲腳有棉繩收口，隔幾天兩人見面，林青霞發現龍應臺一邊褲腿中的繩子不見了，另一邊還在。又過幾天，她還是穿著同一條褲子，依然是一邊有繩子一邊沒有，林青霞忍不住了，“你知道你褲子一條腿的繩子不見了嗎？”龍應臺這才注意到，兩人哈哈大笑。林青霞說，“你是我所有朋友中最不愛漂亮的一個。”她回，“青霞，你教我化妝，我教你寫作。”
龍應臺從小在兄弟群中長大，沒有姐妹，又是鄉下窮孩子，她第一次見到同齡人有保養品、化妝品，是20歲上大學的時候。那一年，龍應臺被送到臺北參加青年國際研習會。在此之前，她沒住過女生宿舍，也沒在女孩堆裡生活過。在研習會的野營中，四個女生分到一個宿舍。龍應臺早上起床洗個臉把衣服穿好，大概十分鐘就夠了，但她發現同寢室的一個女生，從包包裡拿出來起碼20個瓶瓶罐罐放到桌上，然後坐下來非常認真的開始處理眉毛，龍應臺看呆了，一輩子難忘，因為她從沒見過。“我媽可能迫於生活，太忙了，沒有教過我這些女生課題。”
《天長地久》中，補上了這一課。書中有一段兒子的敘述，媽媽龍應臺在潮州的五金鋪中，看到按摩棒和梳子、鏡子等物件擺在一起，令她難以置信，鄉下誰會買這種東西？這真的是個按摩棒嗎？出於好奇買回家研究，兩個兒子大吃一驚，“你不怕人家說你嗎？”回家後龍應臺真的把按摩棒拆了，想看看其中結構，不料買回去的竟然是一個壞掉的。
龍應臺之所以在書中加上這一段，是源自在臺灣這個保守的社會，“老+女性”是最容易受到歧視的組合。而她想表達女性“對性的權利、愛的主張、身體的自主”也都記錄在書中。
龍應臺和母親。
人生如戲
“不回頭”的報應，促使她反思
龍應臺22歲大學畢業後離開家，離開美君。直到65歲回到母親身邊，母親已經失智。她對美君的記憶一直停留在22歲之前。前後不在臺灣的這三十多年，龍應臺沒有機會和母親促膝長談、相伴旅遊。甚至在母親失智前期她也沒有意識到，和母親已經到了訣別的開始。
龍應臺少年時期住在小漁村，她記憶中美君永遠思考的問題就是，如何養大四個孩子，讓他們都讀上書。開學時家裡沒有錢交學費，美君會帶著勉強的笑容，去借學費。平日裡，美君就坐在水泥地上，和村裡的婦女們一起織漁網。從早織到晚，要織很多天，才可以賺到80新臺幣。
22歲的時候，龍應臺大學畢業離開家鄉到臺北去工作。美君到火車站送別，上車的那一刻，她有沒有回頭看美君一眼？
23歲的時候，龍應臺到美國留學。四十幾年前的出國留學，像永別一樣，就算能夠回來，也得是三五年之後。龍應臺走進機場，“我有沒有回頭再看母親一眼呢？”她不敢確定。
從什麼時候開始反思到這個問題的呢？“人生是有‘報應’的喔”，她笑說。
龍應臺的兩個兒子。
22歲離開母親的那一年，美君50歲。在龍應臺50歲的時候，大兒子安德烈16歲，第一次離家去英國做交換學生。龍應臺到機場送他出國，她看著這個16歲的男孩子，“腿那麼瘦那麼長，就像個長頸鹿一樣”。心中全是不捨，兒子快要進閘門時，做母親的去擁抱，覺得要灑淚機場，兒子忍受著擁抱，拎著包往前走。龍應臺在後面一直等，等他在轉彎口快要消失的那一刻，能回頭看自己一眼。兒子沒有回頭。50歲的龍應臺在法蘭克福機場，當場崩潰。兒子逐漸長大，那個16歲不曾回頭的一刻，龍應臺永遠不會忘記。但是，她開始問自己：“當年你離開美君時，有回頭嗎？”
如今65歲的龍應臺，會和兒子單獨旅行。但是倒退30年，女兒龍應臺有帶著美君單獨旅行，讓母親得到來自一個女朋友和閨蜜的幸福嗎？沒有。“因為我從沒把她當做一個單獨的人，我沒有好好的瞭解她，把她當做我的朋友，我從來沒有這個概念。”
父親過世
遲到的生死課，讓孩子從小補上
龍應臺說，學校不太教你“生死課”，我們得自己學。
而她的第一堂“生死課”，是2004年父親的過世，那一年龍應臺52歲。所以，龍應臺一點不覺得自己是生死課的“模範生”，因為這堂課她上得太晚。作為“戰爭難民”的第二代，她沒有任何的“親屬網絡”，沒有祖父母，沒有外公外婆，沒有叔叔嬸嬸、舅舅舅媽，只有父和母。因此老一輩逐步凋零、自然老死的過程，她從來沒有參與過。第一次碰到“死亡”這件事時，就是最親的人。
龍應臺和父親母親。
這堂生死課的震撼和教育效果也不一樣。
龍應臺的兩個兒子都是混血，從小在歐洲長大。2004年父親的告別儀式，在高雄舉行。那個時候小兒子飛力普才十三四歲，跟龍應臺一起住在香港，他也飛到臺灣，參加了整個告別過程。“我有心讓他認識到什麼叫做‘死亡’。”
父親這堂“生死課”讓龍應臺想到她在生飛力普時的一件事。她在醫院裡做體檢，肚子很大，要躺在那裡做內鏡，她讓四歲的大兒子安德烈在一邊等她。這個時候，德國醫生說，你不要安德烈一起來看嗎？於是，安德烈站在醫生的旁邊，在同一個視角，看著醫生是如何用他戴著塑膠手套的手，去檢查母親的子宮。在龍應臺看來，這也是生死課的一環，“不需要告訴孩子，他們是被天使抱來送給我的，是伴著蓬鬆羽毛飛下來的。生課和死課可以從小開始。”
龍應臺和兒子安德烈。
因此，關於“生死課”，兒子看起來比龍應臺來得自如。
我的後事
一塊“石板”，是給兒子們最好的禮物
從兩個兒子十多歲開始，龍應臺每年都會和孩子一對一旅行。去年，龍應臺和31歲的安德烈一起去緬甸。晚上，兩個人各自待在自己的蚊帳裡，邊看書邊聊天。龍應臺突然問兒子，“我的骨灰你要怎麼處理？”她半戲謔地說，“要不把我的骨灰分放兩罐，你是老大就給你個大的，飛力普是老二，給他個小的。你們就把我的骨灰放在書房裡，這不是挺好的嗎？”安德烈沒有理龍應臺。過了一會兒他突然冒出一句，“我覺得你應該有個墳。”
龍應臺很驚訝，這個時代的主流是消失於無形比較環保，而兩個兒子又都是進步青年，“你怎麼這麼落後呢，認為你媽應該有個墳？”
安德烈起初開著玩笑，“你有個墳在臺灣的話，我們以後可以收文青的門票，會有很多文青想要看你的墳。”最後他又認真地說了一句，“媽媽你有沒有想過，如果你沒有墳的話，我跟弟弟和臺灣的關係，就會從此斷了。”龍應臺很震驚，她在兒子這個年齡的時候，從來沒有想過父母，他們根本不是一個個體。但是兒子顯然想過，想過她的死亡。
龍應臺和兒子飛力普一起旅行。
兒子以後的人生可以想見：結婚、生子，為家庭和工作各自忙碌，各有各的生活軌道，即使兄弟倆很親，也不見得會有再相處的機會。“如果有一塊‘石板’留在臺灣，就等於給了兩兄弟非常好的理由，以後可以跟他們的妻子請假，說我們倆兄弟要到臺灣去了。”龍應臺發現，她有一個很好的禮物可以在身後留給孩子。“一年一次兄弟倆單獨的旅行，這不是天上的媽媽留下的最好禮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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