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燾:清朝第一位駐外公使

郭嵩燾作為洋務先知、清朝第一位駐外公使,集經世諍臣和狂狷名士於一身,其諸多思想超越了同時期的官僚,乃至超越了他所在的那個時代,由此導致他頻遭非議、揹負罵名,直至在悲憤中辭世。但他死前不久寫的詩句“流傳百代千齡後,定識人間有此人”,卻表明了他的信心。歷史前進的步伐無人能夠阻擋,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終將發現他的價值,並作出相對客觀的評判。

曾左出山的幕後推手

郭嵩焘:清朝第一位驻外公使

郭嵩燾是湖南湘陰人,字伯琛,號筠仙,晚年更號玉池老人。因他給自己的書齋取名為“養知書屋”,所以又被稱為養知先生。1818年,他出生於一個地主家庭,1835年考中秀才,第二年進入嶽麓書院讀書,與曾國藩、劉蓉等人成為好友。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正是由於與曾的相識,影響了他的人生軌跡。

郭嵩燾的科舉之路走得並不順利。1837年,他參加鄉試,考中舉人。然而,從1838年開始,他先後多次赴北京參加會試,直到1847年第五次考試時才考中進士。然而,仕途才剛剛開始,郭嵩燾的父母就相繼去世,他依定製回鄉丁憂。就在此時,太平天國運動蓬勃興起,太平軍一路北上,於1852年9月圍攻長沙,全省震驚。

當時,郭嵩燾一家與左宗棠一起在湘陰玉池山梓木洞躲避戰亂。危難之際,新任湖南巡撫張亮基根據貴州知府胡林翼的極力推薦,在趕赴長沙就任途中,特地派人攜帶重金,邀請左宗棠出山守衛長沙。然而,心高氣傲的左宗棠卻擺出名士架子,沒有答應。郭嵩燾帶著眾人前來勸說:“公卿不下士久矣,張公此舉,宜有以成其美”。在郭的極力勸說之下,左宗棠最終決定臨危受命。10月8日,左宗棠攀登繩索,爬進了被太平軍重重圍困的長沙城,與張亮基緊緊握手。左宗棠被授予軍事指揮大權,在他的運籌謀劃之下,經過近兩個月的作戰,成功抵擋住了太平軍的一次次進攻,最終解除了長沙城的圍困。這也成了左氏功名的開端。

郭嵩焘:清朝第一位驻外公使

太平軍一路攻城略地,而清政府久疏戰事、沒落腐朽的八旗軍一擊即潰,難以堪當“剿匪”重任,於是咸豐皇帝下令各地興辦團練,用地主武裝來抵抗農民武裝。當時,曾國藩因老母去世,在老家丁憂,雖然接到了皇帝興辦團練的詔令,卻擬寫了奏摺“懇請在籍終制,不能受命”,準備予以拒絕。恰巧到曾家弔唁的郭嵩燾聽聞此事,勸他說:“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時自效,如君王何?”極力勸說他抓住寶貴機會,實現報國理想和個人志向。他又打出了保護家鄉父老的旗號,讓曾的父親一同進行勸說。曾國藩終於被打動,奉詔總辦全省團練事宜,興辦湘軍以鎮壓太平軍。郭嵩燾隨軍行動,積極出謀劃策,成了曾國藩的幕僚。

1853年5月,太平軍圍攻南昌,郭嵩燾隨湘軍一同奔赴前線,連續幾場作戰湘軍均告失利。郭嵩燾觀察發現,湘軍水師與太平軍實力相差甚遠,致使湘軍同時要應對陸路和水路的進攻、腹背受敵,於是建議湘軍大力興辦水師。曾國藩聽取了他的建議,把水師作為建設重點,逐步贏得水上作戰的主動權。

對於團練武裝來說,因為不在清朝官方兵制之內,沒有固定的軍餉供給,經費籌措始終是個大問題。1853年至1856年期間,郭嵩燾受曾國藩派遣,到湖南、浙江等處籌集糧餉,當起了湘軍的“糧草官”。他曾擔任湖南勸捐大員,大力推行釐捐制度,對所有經過本地關卡的商品進行徵稅,以稅收來維持湘軍運轉。後來,這一做法在全國進行了推廣。

1856年末,郭嵩燾離湘北上,到京城擔任翰林院編修,深得戶部尚書肅順的賞識。在肅順的推薦下,郭嵩燾幾次得到咸豐皇帝的召見,被任命為南書房行走。他利用與皇帝接近的機會,在皇帝面前稱讚湘軍戰績,極力推薦曾國藩、左宗棠等同鄉。然而好景不長,1859年郭嵩燾奉命赴天津前線協助僧格林沁辦理軍務,因為兩人在海防上觀點不一,關係一下子鬧得很僵。當年年末,郭嵩燾在山東查辦海口貿易時,決定開局抽釐,引發了福山縣民眾聚集毆毀厘金局事件。僧格林沁藉機彈劾,最終郭嵩燾被調回北京,受到降二級調用的處分。他在抑鬱中告病回鄉。

郭嵩燾在家鄉蟄伏了幾年時間,在同科進士、時任江蘇巡撫李鴻章的推薦下,於1862年出任蘇松糧道。他看到所轄的蘇州、松江、太倉三府的糧賦過於沉重,常常逼迫民眾揭竿起義,於是建議李鴻章減輕賦稅。第二年7月,清廷准予減輕三府糧賦,郭的聲望大增。很快,他就升任兩淮鹽運使,通過整頓鹽釐,為前線作戰的湘軍籌集了鉅額餉銀。

湘軍與太平軍的作戰曠日持久,曾國藩深感“餉項窘絀異常,若不另開生面,決裂即在意中”,於是上奏朝廷,請求派員赴富庶的廣東籌餉,以維繫作戰。1863年10月,郭嵩燾赴粵署理廣東巡撫,獲頒三品頂戴。他果然不負曾氏所望,採取強力措施統一稅捐,想方設法進行搜刮,使釐捐由年七十萬金增加到二百多萬金,儘量為湘軍“輸血”,但也導致民怨沸騰。他還修築廣州、虎門、西江等要塞炮臺,強化廣東海防建設。

郭嵩焘:清朝第一位驻外公使

然而,郭嵩燾還是沒能繞開督撫矛盾這一關。他與兩廣總督毛鴻賓,因權力分配、粵軍人選等問題矛盾持續激化。1865年3月,毛因湖南巡撫任內失察藩司事降調,離開廣東。郭嵩燾還沒開心多久,不曾想新任總督瑞麟來頭更大、後臺更硬,督撫矛盾進一步惡化。

雪上加霜的是,郭嵩燾與多年好友左宗棠因清剿太平軍的軍事部署、戰功劃分等問題相互攻擊,矛盾日深。1866年2月,雖然左軍與粵軍等聯合攻下嘉應州,徹底殲滅了南方太平軍,郭嵩燾也獲賞二品頂戴,但在左宗棠持續4次奏劾下,郭卻依然只能署理廣東巡撫。當年6月,郭嵩燾被免職,“詔命來京,另候補用”,但功名利祿、朋友情誼均告破滅的他無心入京,回到湖南當起了教書先生,並利用閒暇時光著書立說。

獨樹一幟的洋務派

郭嵩燾在江、浙、粵等地為官過程中,對西方先進的政治體制、商業模式、科學技術等有了較多的接觸和理解,逐漸形成了具有獨特見解的洋務觀。

1856年,郭嵩燾在籌集湘軍糧餉時,在上海參觀了多家洋行、領事館洋樓,登臨火輪船實地體驗,還第一次看到了印刷機印刷報紙的過程。這一切對於他來說都是極為新鮮的,在日記中他事無鉅細,一一記錄清楚,就連火輪船兩旁隨風飄搖的吊床也寫得生動靈活。此後,郭嵩燾每到一處,必然去看西方傳入的最新科技和器械,還閱讀了多部介紹西方的著述,進一步增加了對外部世界的認識。1863年,當好友馮桂芬向李鴻章提議在上海設立學校、培養洋務人才時,郭嵩燾積極響應,為即將成立的上海廣方言館擬訂了14條章程。1864年,他在廣州開辦同文館。

19世紀60年代開始,洋務運動廣泛興起。當時,主流的洋務派都持有“中體西用”的理念,設想以西方技藝之“用”,捍衛封建專制之“體”,把救國的焦點都放在“練兵”“制器”上,努力實現“師夷長技以制夷”。1874年11月,總理衙門引日本侵略臺灣省事件為訓,奏請“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為自強的六條緊急“機宜”。緊隨其後,原江蘇巡撫丁日昌也奏陳海洋水師章程六條,建議清政府建立一支近代化海軍。清政府把這兩個奏摺寄發給各督撫大員討論,掀起了一場關於如何興辦洋務的大討論。在沿江沿海督撫大員紛紛復奏表示贊同時,在鄉賦閒8年後剛剛重獲啟用、擔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燾,卻遞交了一條立場觀點不太一樣的條陳。

郭嵩燾認為:“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制器,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之一節也”。發出了從政教上向西方學習的呼籲。 他也清醒地認識到,要實現這些主張絕非易事。他提出學習西方軍事技術三十年可成,學習西方生產製造技術則需要五十年,而建立一所學校需要百年才能大有收穫。振興人心風俗是最為漫長的,需要三百年的時間,其中一百年用於清除陋習,一百年用於培養新人,再一百年用於穩固新風尚。

但是,郭嵩燾的洋務觀點也存在諸多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即由“尊洋”慢慢異化成“迷洋”“畏洋”。比如,他沒有看到資本主義國家侵略、奴役落後國家的本質,認為清政府應該委曲求全、處處忍讓,遵守好不平等的條約,切不可與西方列強開戰。但他卻沒想過,一味避戰求和,反而更容易滋長列強的野心,變本加厲進行侵略。

飽受攻訐的外交生涯

郭嵩燾在年近花甲之時,接到了一個嶄新的任務,踏上了出使外國的全新徵程,這也讓他被徹底釘在輿論的恥辱柱上。

清政府第一次派遣駐外公使,其重要使命卻是去賠禮道歉。1875年2月,英國駐華使館翻譯馬嘉理,擅自帶領一支英軍組成的勘探隊,由緬甸闖入雲南,在騰衝地區與當地人發生衝突,在打死打傷中國居民後,馬被憤怒的當地人打死,首級懸掛於城牆上。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藉機大肆恐嚇,以下旗絕交、派遣軍艦來華等為要挾,肆無忌憚進行訛詐。經過中英雙方交涉,清政府決定派遣欽差大臣赴英道歉。因郭嵩燾對西方較為了解,對洋務又有著獨到的見解,於是這項艱鉅的任務就交給了他。

在中英兩國政府就“撫卹”“賠款”“懲兇”事宜進行討價還價時,在京等候赴英的郭嵩燾得以升任署理兵部侍郎,在總理衙門行走。不久後,他上奏朝廷,要求從嚴懲處對馬嘉理案負有直接責任的雲南巡撫岑毓英。他還提出各國之間往來應該以禮相接,中國應該向西方學習禮教和交往方式,而國內的士大夫不明時勢,一意詆譭,以致屢生事端,馬嘉理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天朝上國”居然要派遣使臣赴“蠻夷之地”道歉,這在當時被視作是自貶身價、自取其辱,加之郭嵩燾在奏摺中對士大夫階層的批評,也激起了他們的猛烈回擊。一時間,嘲笑謾罵聲遍佈朝野。晚清名儒王湘綺更是寫了這樣一幅對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在郭嵩燾的湖南老家,聲討之聲尤為猛烈,憤怒的學生髮起遊行抗議,讓他的家人提心吊膽。

面對滔滔輿論惡浪,郭嵩燾身心俱疲,幾次以身體有病為由向朝廷告假,請求不予出使。但慈禧太后先後兩次召見,對他多方慰藉,加之李鴻章等人的熱情鼓勵,使他重燃出使的信心。在日記中,他坦露心扉:“以為時艱方劇,無忍坐視之禮”,加之“出使西洋為今日創舉,而關係中外大局,以立國家久遠之基”,因此毅然決定不顧個人榮辱,勇敢面對這條註定兇險的出使之路。

1876年9月,李鴻章與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簽署《煙臺條約》,清政府首次派遣駐外公使就此正式提上了日程。出使的隊伍共有30多人,其中副使居然是堅決反對洋務運動的頑固派劉錫鴻,這其實是清政府對洋務派的制約,以此達到一種微妙的“平衡”。當年12月,郭一行在大雨中登上停泊在上海港的輪船,向著倫敦進發。

沒想到,出行後第一項活動就惹出了麻煩。原來,清政府要求郭嵩燾將一路所觀所思都詳細記載下來,為今後展開外交活動提供借鑑。他在旅程中堅持撰寫日記,把途經十數國的地理位置、風土民情、宗教信仰等都作了細緻的記錄,並附上個人的獨到評論。抵達倫敦後,他把30多天所記日記彙集成《使西紀程》,抄寫一份寄回總理衙門。

然而,當這份日記刊行之後,卻在京城士大夫中掀起了軒然大波,紛紛叫罵郭嵩燾崇洋媚外、美化西方,指責他中了“洋毒”,成了洋人的吹鼓手。在一波波討伐聲浪中,清政府命令將《使西紀程》毀版,並對郭嚴詞訓斥,只不過一時間找不到合適的接替人選,才勉強將他留任。

而郭嵩燾率領的使團在倫敦街頭露面之後,也在西方社會引起了轟動,很多人好奇地看著這一隊穿著長袍、留著長辮的中國人。

郭嵩燾很快就投入到繁忙的外交工作之中。在覲見英國女王時遞交的國書中,他特意註明自己作為“道歉”欽差的同時還是長駐公使,並加上了副使劉錫鴻的名字。關於覲見的禮儀,他曾經詢問英國駐華公使,但此君有意隱瞞、盼著他出醜,直到他詢問了此前出過國的蒲安臣使團和崇厚使團的情況,這才心裡有了底。他向英女王行的是三鞠躬禮,而不是中國官場的跪拜禮,總算在場面上沒有留下笑柄。

覲見女王之後,他相繼拜會了英國外相、首相等官員,以及多國駐英公使,還通過參加社交活動等時機接觸官商各界人士。他還深入社會各個領域,瞭解英國的商業、科技、教育、學術和風俗人情。

1878年2月,郭受命兼任駐法公使,即中國第一任駐法公使。

在公使任上,他多次與英國當局交涉,著手處置了江西鹽船案、鎮江躉船案、英船僱傭華工案等事務。因中英兩國實力相差懸殊,英方又故意刁難,因此每辦一事都要來回折騰、絞盡腦汁,但郭嵩燾以六十歲多病之軀四處奔走,盡最大可能維護清朝利益,做出了一些實實在在的貢獻。

然而,頑固派在郭嵩燾身邊埋下的棋子劉錫鴻,卻四處收集郭的“黑材料”,不時向清政府告狀。在他羅列的罪狀裡,甚至包括參觀炮臺時天氣驟變、郭身披英人大衣,認為“即令凍死,亦不當披”;郭應邀參加巴西國王茶會時,起立迎接國王入場,被指責為有失大國尊嚴;郭參加音樂會,翻閱了節目單,也被認為是不應該;以及郭原配身故,他帶如夫人梁氏出使,並安排梁氏學習英文、參加社交活動,被指責為有傷風化等等。劉錫鴻甚至張羅了郭的十大罪狀,把他描述成賣國求榮的人。其實,這些都是郭嵩燾按照現代社交禮儀,學著與世界打交道罷了,算不上是什麼罪行。

郭與劉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越發不可調和。於是,清政府幹脆各打五十大板,於1878年8月決定將兩人同時召回。

悲涼悽慘的晚年時光

1879年1月,郭嵩燾與繼任駐英公使曾紀澤辦理完交接手續,啟程回國。本來,清政府準備待郭回國後查辦治罪,後在李鴻章、曾紀澤等人反對下才不了了之。這一切,都讓郭嵩燾格外心灰意冷,他抵達上海後並未赴京報到,而是告病返鄉。

在長沙城內隨處可見攻擊郭嵩燾勾結洋人、當賣國賊的標語。郭成了過街的老鼠,到處都是一片喊打之聲。就連他乘坐的小火輪拖帶的木船,都被長沙、善化兩縣以“輪船不宜至省河(湘江)”為由拒絕停靠,迫使他改行陸路。就這樣,郭嵩燾揹著罵名出訪,又在一片罵名聲中黯然歸來,徹底退出了政治舞臺。

樹欲靜而風不止。雖然郭嵩燾避居鄉野,卻依然難擋塵世紛爭。他回湖南後不久,總理衙門通知當地官場,即將有洋人要從廣西到湖南遊歷。當地鄉紳謠傳是郭勾結來的洋人,群情激奮的學生紛紛到他居所抗議。他派人去上海辦事,就說他要找洋人撐腰。他與朋友準備創辦“校經堂”,就有人指責他以講經史為幌子,目的卻是宣揚西方技術。不管他做什麼,都會被放在有色眼鏡下檢視,被輿論貼上“通洋”的罪名大加討伐。於是,他只能關起門來,把自己關於洋務的思想和實踐彙編成《罪言存略》。而這個“罪言”,恰恰說明了他的憤恨與無奈。

郭嵩燾蟄居鄉野之後,依然對時事十分關注,多次上奏朝廷、致書好友李鴻章,對中法戰爭、興建鐵路等事宜發表意見。他還借鑑西方禁菸的做法,在湖南設立禁菸公社,調查當地吸食鴉片的人數,逐人逐族宣揚禁菸理念,派發戒菸藥丸。但由於響應者不多,並未產生太大影響。

1891年7月18日,郭嵩燾溘然長逝,以淒涼辛酸的心境告別了這個世界。臨死之前,他特意囑咐只通知本家及一二至親前來弔唁,其他親友概不通報。一個月後,他的好友李鴻章上奏朝廷,列陳其一生功績,循例請求國史館為其列傳,禮部為其賜諡。沒想到,幾天後清政府降下一道聲色俱厲的諭旨,稱:“郭嵩燾出使外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所請著不準行。” 9年之後,義和團運動高漲,居然還有京官奏請開棺鞭屍,以示對他崇洋行徑的懲戒,所幸未獲同意。

郭嵩燾一生堅持寫日記,生前出版和身後遺稿整理成文集《養知書屋遺集》《郭侍郎奏疏》《養知書屋文集》《郭嵩燾日記》等。2013年,嶽麓書社編輯歷時10年、總字數達800萬字的《郭嵩燾全集》得以出版,詳盡記錄了郭嵩燾個人及他所在的時代走向世界的艱難與挫折、涅槃與重生的心路歷程,成為深入瞭解郭嵩燾生平、研究郭嵩燾思想的極佳著作。

(本文參考資料:王龍《天朝向左,世界向右》、危兆蓋《郭嵩燾》、張良俊《郭嵩燾對“中體西用”模式突破的貢獻》、雷頤《郭嵩燾的崎嶇人生》等。)

郭嵩焘:清朝第一位驻外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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