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一說，產生於20世紀20年代，西學東漸、文化轉型的歷史時期。此前中國的舊學在現代文明面前一敗塗地，曾國藩繼承明儒傳統，身體力行，通經致用，後來又有張之洞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力圖調和傳統與現實的陰陽關係。，後來學術界興起“整理國故”的熱潮，雖然與當時歷史條件看似不協調，實則是有深刻的歷史理性的。
提出學習西方“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魏源，當時不但提出學習西方文明，同時又提出要恢復兩漢經學，這看似極為矛盾，其實正是魏源的高人之處，此後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才有了中西交流的合理原則。
當時國人有一種全盤否定國粹的形象，認為外國來的就是梅毒也是好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中西文化衝突的進一步加劇，中國文化更加弱勢，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為了保國保種，以章太炎為代表的國粹派，提出“保存國學，振興國學”的口號。而新文化運動闖將之一的胡適，則在介紹杜威的實踐主義時同時講授中國哲學史。在當時的歷史氛圍下，國學概念產生後，其意義內涵自然較複雜，包括傳統，官方，民間，各種學問、藝術、技藝等，但在狹義上，國學之範圍，不脫經、史、子、集四部，同時四部中又以經學為首。
國學又可稱國故。現在一般提到國學，是指以先秦經典以及諸子學為基根，涵蓋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和同時期的漢賦，六朝駢文，唐詩宋詞，元曲與明清小說並歷代史學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學術體系。因此，廣義上，中國古代和現代的文化和學術，包括歷史、思想、哲學、地理、政治、經濟，乃至書畫、音樂、數術、醫學、星相、建築等，都是國學所涉及的範疇。
論國學，鮮明國學之一，所謂必也正名乎，善哉。
今天關於傳統文化的書寫，好像走向了兩個極端:要麼過於通俗，要麼過於玄虛。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國學的弘揚，需要擺脫這兩個極端，走一條中間道路，做到深入淺出、微言大義。雖然“文化熱”、“儒學熱”、“國學熱”的浪潮此起彼伏，但真正將自己的文化看作安身立命之本的人，卻少之又少。為什麼要學國學？因為國學對我們有用；為什麼要讀國學？因為裡面有智慧，有技巧，有升官發財的門路。於是在金源的眼裡，國學已經蛻變成為赤裸裸的經世致用之術，成為徹頭徹尾的“用經”！僅求其“用”，不見其“體”，將是最大的無用。僅求其“求”，而對國學的“道統”視而不見，將是中國文化最大的悲哀。為此，國人已經做過許多有益的探索。
近代以後，隨著西學東漸，我們在呼吸外來新鮮空氣的同時，也注意到傳統文化的流失。過對東西方文化進行冷靜思考，明確了傳統文化不可動搖的根基地位，沿襲先輩留下的寶貴文化遺產，是可以弘揚中國民族特色文化，進而促進當下時代的進步和發展的。在此，我們只有安身立命、謀求維新。《尚書》中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但是周邦所謂的新命不會自己從天上掉下來，而是要靠人不斷的去探幽發微、闡明心意。闡發新意，不是憑空想象，不是一味模仿，而是要推陳出新。馮友蘭先生說，中國的哲學要“接著講”，不能“照著講”。而“接著講”，並不是憑空臆想、隨意揣摩，而是要以“照著講”的方式和姿態去“接著講”，不如此就無法做到，“闡舊邦以輔新命”。國學亦是如此。
整理國故，是為了獲得長足長進。只有長足長進才能延續，才能生生不息。當然，任何一種文化都包含著深刻的兩面性。所謂的精華與糟粕，往往是糾結在一起的。所以目前最迫切要做的，仍然是平心靜氣的去了解我們的文化。
學貴力行聖賢文化的學習，貴在把它落實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去，才能從中得到真實的利益。讀讀國學才能領略傳統國學風景的同時，與聖人促膝對話，能夠聆聽到聖賢的教誨；在聆聽聖賢教誨的同時，把聖人的教誨貫徹到生活中，落實到一言一行中。“多識前言往行，以自蓄其德”，我們也希望借這偉大文化的指引，提升我們的生命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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