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2018·3 登載了董倩的文章《人在做天在看》。文中講述了在四川崇州打工的小夥王冬，騎電瓶車在路上撞倒一位老人後，有幾次可以逃走，並且不會被發現，但他坦然地放棄了走的機會，留下來救治老人，承擔責任的動人故事。
情況大體是這樣的：2012年11月6日，王冬從打工的工廠辭職，到街上為父母、妻兒選購禮物，準備第二天一大早離開成都，回到貴州省遵義市習水縣大坡鄉的老家。
晚上7點多，他騎著電瓶車帶著禮物返回廠區宿舍。初冬的天黑得很早，只能靠昏暗的路燈騎行，突然他看見前方有個人，想躲時已經來不及。電瓶車把人撞倒了，王冬也磕破額頭。他趕緊過去看，是位老人，60歲上下。
“您有沒有事？”他問，隨手在老人頭上一摸，溼乎乎的。老人的頭磕破了。
“你走吧，我沒事，去街上縫幾針就行，你走吧”，昏暗中老人催他走。
然而王冬沒有走，他馬上打電話叫來救護車，去了醫院，陪著老人做CT檢查。交談中他得知老人姓李，60歲，家住南充，也是在崇州打工。CT臺上，老人再次勸王冬離開。
老人一再相勸，讓王冬心裡又溫暖又難過，老人心地這麼善良，這時候走，怎麼對得住他？
半小時後CT檢查的結果出來了，老人顱內出血，轉入重症監護室並馬上手術。王冬立即回宿舍，把準備帶回家的3000多元錢和向同事借的1000多元捆在一起，匆匆趕回醫院，在醫院的走廊裡待了一個晚上。
王冬的家境並不好。他父母年紀大了，母親還有些殘疾，他的小孩還沒斷奶，妻子也沒有上班，一家人都靠他供養。
老人動了3次手術，治療費花了20多萬元，後續治療還要十幾萬元。王冬說，這筆錢他來承擔。
老人的兒子李雲昌在和王冬的交往中，感到他是條漢子，由起初的憤恨轉化為同情和感動。李雲昌決定不要求王冬承擔任何刑事責任和經濟賠償，治病的錢一起出。本來已經很糟糕的事，卻由於兩個人的寬容和友善，開始朝好的方向發展。
為了方便照顧老人，李雲昌出錢在醫院附近租了兩間房，他知道王冬已身無分文，房租也不要他出。王冬讓老婆帶著沒斷奶的孩子從老家過來洗衣做飯，照顧起臨時合住的兩家人。
王冬為什麼不逃走呢？他對記者陳述的理由是：“除非他有子女能過來，帶著去檢查，確認沒事，我才能走。如果我把他留在那兒了，他真的有事，我不知道怎麼面對人家”；
“我知道有一句話，叫人在做天在看。做人做事最起碼要對得起良心，不能為自己的良心增加不必要的負擔”；
“我算過了，是要花很大一筆錢。但就算是揹負經濟損失，總比良心受譴責或者一輩子活在驚恐當中要好得多”。
故事結局還算令人寬慰——他們的事被越來越多的人知道，當地媒體也去採訪報道，不少好心人紛紛給王冬捐款。他們雖然被鉅額的醫療費壓著，但臉上顯出的是安詳，不急不躁。
董倩在敘述故事的過程中，提出這樣一個觀點：“聽他說話的時候，我腦子裡想到的是藥家鑫。深秋的晚上，念大三的藥家鑫開車撞倒了一個騎電動車的女孩，藥家鑫沒去問她的傷情，而是想到自己的“麻煩”——她會記下車牌號告訴警察，他會沒完沒了地為她花醫藥費。藥家鑫想的是，如果她死了，麻煩就沒了。於是，他回車上取刀，捅死了被撞的女子”。
“人和人，到底相差在哪裡呢？王冬受過的正規教育跟藥家鑫比差遠了，但在藥家鑫身上，看不到一點點良心的影子。良心跟學歷沒關係”。
這則故事令人感動，回味無窮。其一，故事中的三個主要人物（王冬、被撞老人、老人的兒子李雲昌）都是大好人，誠實善良，寬容大度，勇於擔當；其二，驗證了中國人“惡有惡報，善有善報”的傳統良好期冀；其三，在某些國人道德水準滑坡，誠信度下降，“扶不扶”困擾人們之際，傳遞了正能量——世上還是好人多！
同時，也的確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愚者未必不善，智者可能兇殘；學歷（智商）和品德並非是必然的正比例關係。
一個人能力固然有大小，但只要品德好，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有益於社會的人。反之，如果一個人僅僅是智商、學歷高，但內心猥瑣，品行卑劣，必然和人難以相處，於社會無益，甚至成為“人渣”。所以說，“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始終是識別人的根本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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