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一直有兩個問題困擾著全世界的歷史學家，並引起了不小的爭論，這兩個問題是：美英等西方盟國是否瞭解納粹慘無人道的大屠殺計劃？如果他們當時瞭解的話，那麼為什麼他們對此無動於衷？部分學者和美英官方長期並且一貫宣稱：美英等盟國在“二戰”結束前對納粹德國的大屠殺計劃一無所知，所以也就不可能採取什麼措施了。另外一些反對派學者則認為，美英等西方盟國只是出於某種不可告人的考慮才一直對納粹的行動緘默不語，放任他們的罪行，致使上百萬的猶太人被納粹德國趕往死亡集中營，殘忍地殺害。
2000年6月26日，一個讓歷史學家和普通民眾都深感震驚的秘密浮出水面，當年美英盟國通過各種途徑破譯了納粹安全機關的絕密情報，也就是說他們不但知道納粹大屠殺計劃，甚至對計劃的每個細節都瞭如指掌。
事情還要追溯到1943年的夏天，著名的“埃尼格碼密碼破譯小組”的密碼專家們在英國佈雷特切裡莊園裡連續破譯了駐羅馬的納粹安全總部發給柏林總部的絕密電報。當他們看到內容後，所有人都感到毛骨悚然：入侵意大利的德國黨衛軍必須越快越好地把身在意大利的猶太人全部關押起來，統一送往設在南歐和東歐的集中營，然後予以“肉體上的消滅”。截獲的絕密電報清楚而詳細地說明了納粹德國準備屠殺意大利猶太人的步驟和方案。
10月6日，希特勒親自密令駐羅馬的德國官員，要求他們必須在接到命令10天內把生活在羅馬的8000名猶太人全部抓起來。
10月11日，一份從柏林發往羅馬的電報更是發出了赤裸裸的指令：“為了意大利的總體安全，必須立即徹底消滅意大利境內的猶太人，以防止他們逃跑。”
10月16日，一份從羅馬發回柏林的電文清楚說明：“針對猶太人的行動已經開始，到今天為止，1200名猶太人已經被捕獲。”
10月20日，納粹德國駐意大利的蓋世太保總部密電柏林總部：“逮捕猶太人的任務已經完成，幾乎所有的羅馬猶太人已經被成功押到奧斯維辛集中營，這些猶太人幾乎沒人活著走出集中營。”據戰後的文件表明，在這次行動中，整個羅馬只有數百名意大利猶太人倖免於難。
這些截獲破譯的納粹絕密電報被專人秘密而迅速地送交英國的最高層。與此同時，美國政府的高層決策者也得到了這些絕密電報。直到今天，歷史學家們仍弄不清楚英國首相丘吉爾和美國總統羅斯福是否親眼看到了這一令人震驚的絕密情報，但是可以肯定，美國和英國政府的最高層是肯定知道的。
幾乎與此同時，潛伏在納粹德國外交部裡的弗里茲·科爾貝提供了納粹德國準備屠殺所有意大利猶太人的情報。這位納粹德國外交官經常利用前往中立國瑞士的機會與美國戰略勤務辦公室的特工杜勒斯秘密會面！
既然美英當局事先已經知道納粹將要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為什麼卻保持沉默呢？從目前解密的檔案資料來看，可能主要有兩個因素：一是美英當局想用沉默換取納粹的技術與合作，從而發展自己；二是他們都怕承擔道義上的責任，也是維護自身的形象。
根據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馬丁·吉爾伯特1981年出版的《奧斯維辛與盟國》所寫，盟國的領導人是到1944年夏天才略微聽說奧斯維辛死亡集中營和納粹種族大屠殺一事的。但是，這些新解密的檔案和絕密資料把這些學者善意的推測擊得粉碎。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許多“二戰”大屠殺遇難者的親屬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盟國法官沒有把納粹衝鋒隊將軍科爾·沃爾夫送上絞刑架深感不解。眾所周知，猶太平民被趕進死亡集中營的罪魁禍首正是沃爾夫和他領導的納粹德國衝鋒隊，沃爾夫就是所有意大利猶太人大屠殺遇害者的劊子手。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沃爾夫並沒有像人們事先預料的那樣被美英盟國法官送上絞刑架，他只是在戰後一直被拘押在盟國拘留營裡，並於1949年獲釋，並且到慕尼黑過上了正常的生活。這其中的原因一直令世人不解。而這次解密的檔案終於給出了答案。沃爾夫之所以可以逃脫法律的制裁，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他與艾森豪威爾執政時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杜勒斯有“特殊的關係”；其次是“二戰”結束前夕入侵意大利的德軍投降之事有他的功勞，多少算是“將功贖罪”吧。所以他最後被免了上斷頭臺的命運。
目前針對有關羅斯福和丘吉爾兩位領袖的評價的問題，更多的歷史學家現在一致認為，有關“盟國國家領導人對種族大屠殺一事毫不知情”的說法應該重寫。甚至更有一些激進的文學家放言，他們對在大屠殺中遇難的歐洲猶太人負有不可推卸的道義上的責任！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情報專家蒂莫斯·納夫塔裡十分率直地說：“實際上，當時羅斯福或者丘吉爾哪怕發表一個公開聲明也許就能挽救成千上萬意大利猶太人的生命，即使不能，最起碼也能引起意大利猶太人的警覺，使他們有更多機會逃脫納粹的種族大屠殺。然而，兩位著名的領導人卻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沉默，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不暴露英美兩國的密碼破譯行動。”
而現在,許多歷史學家猛烈抨擊美英兩國政府一直不公佈這些絕密檔案資料的行為。美英兩國政府一項都是以“國家安全”為藉口，對二戰期間情報資料守口如瓶。而實際上，這些學者現在推測美英政府這麼做的動機一半是為了維護兩國戰爭期間的領導人的形象，另一半則是為了免於承擔道義上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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