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夺淞”是什么意思？“大上海计划”又是什么？这些多数本地人已经不知其意的名词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上海的命运。上海的命运，远比“小渔村、开埠、改革开放三部曲”这样的描述丰富。
地理塑造了历史，历史又改变着地理。在上海地理这一新开辟的板块中，我们不止步于挖掘历史遗迹，也不简单剖析政策规划带来的城市发展，我们关注的是在这片长江之尾、东海之滨的土地上，每一条街巷、河流和地块里值得继续讲述的过往、人物和事件，我们把这一切都归结为地理，人文地理。
我们《上海地理》的图卷，从苏州河展开。
拍摄于1978年的苏州河，在当时的上海，苏州河还承担着重要的航运功能。
如今的苏州河在褪去了工业色彩后日益宁静，成为一条具有乡土风味的家常河浜。高剑平 早报资料
94岁山东老太刘春玉居住在苏州河畔的北仁子里，她20岁来到上海，几乎见证了苏州河由清变浊、由浊变清的全过程。 早报记者 高剑平 图
河网密布的太湖平原上，曾有两条河流先后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它们携卷着丰沛的太湖湖水一路向东注入东海，两岸的村庄与城镇随着河水的起伏而兴盛衰亡。吴淞江与黄浦江，在历经数百年阡陌交错的河道变迁中发展出各自的使命，前者弱化为一条具有乡土风味的家常河浜，在褪去了工业色彩后日益宁静，而后者成长为一条浩浩荡荡的航运要道，继而孕育出一座在世界版图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超级港口城市。两条迤逦百余公里的河流在近代交汇于上海，而苏州河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
一、截然不同的命运
外白渡桥通常是命运的转折点。剧情片中的闹剧与纠葛在这里开始与结束，而现实中，两条上海最重要的河流在这里泾渭分明。站在桥上向东面望去，远处的黄浦江气势夺人互相推搡着靠近，而桥底流过的苏州河黛眉低拂欲拒还休，两者交汇处喇叭形的河口被一道不起眼的大坝生生隔断。如果稍加演绎，尽可以把外白渡桥下的这一幕发展成痴男怨女的狗血剧情。然而，历史往往比想象更加富有张力，谁能想到在数百年间，黄浦江与苏州河的命运以这样一种轰轰烈烈的方式彼此交织、互相置换，被一步步推向各自的高潮，而上海，不过是两条河流旁的一枚脚注。
上海史学者郑祖安从1980年代便开始研究上海。他关心的是，上海究竟是怎样成为一个大都市的？他在上海社科院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上海近代都市的形成，对他来说，苏州河与黄浦江如同“两条上海的命脉”，他从未放弃对它们的关注。2006年，他出版了《上海历史上的苏州河》，试图澄清人们对苏州河的误会。
郑祖安说，即便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也未必厘得清黄浦江与苏州河哪个是母亲河。从今天的现实来看，黄浦江与身畔的东方明珠始终被当做上海的正统地标，而苏州河与娄烨的《苏州河》则固执地被主流之外的声音认可为上海的“底色”。前者长113公里，宽300-700米，将上海分割为浦西和浦东，可以轻易地远眺和辨认；而后者是吴淞江在上海境内的一部分，长54公里，宽40-50米，大多数时候隐匿在弄堂和高墙之内，偏居上海北部“发展中地区”。郑祖安对苏州河的感情更亲近一些，这不仅是因为童年每每骑车在苏州河畔游荡，更因为从学者的角度观看，经历了巨大历史变迁的苏州河与上海的关系更加亲密，而人们却并未重视它的地位。
《尚书·禹贡》里有一句话，“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在古代，广袤的太湖依靠三条大江宣泄入海，娄江、松江与东江。三江之中，尤以中支松江最为宽阔，据《松江旧志》称，唐时河口处宽二十里，宋时青浦县河段尚“面阔九里”。唐时的一里以李世民的双步为尺寸标准，三百步为一里，换算成今天近万米，是可以与长江黄河媲美的大河。这条声势浩大的大江就是后来的吴淞江，因地处吴地得名，其流经上海的部分便是人们所熟知的“苏州河”。而黄浦江彼时只是吴淞江南岸十八浦中一条不起眼的河浜，“尽一矢之力”，一箭可以射到对岸。
不久，娄江与东江便相继淤塞，吴淞江成为太湖主要的泄洪道，同时也是苏州地区的出海航道。在吴淞江下游近海处，一个小渔村悄然发展起来。当地人用一种叫“沪”的捕鱼竹栅捕鱼，因而那附近的江域被称为“沪渎”，这也是上海简称“沪”的由来。小渔村北濒吴淞江，向西可以上溯至太湖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苏州吴县，向东可以通往大海，南面与华亭县城（今上海松江）之间也有极为便利的水运交通。随着太湖流域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天时地利的小渔村设立海上贸易港口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上海地区第一个对外贸易港青龙镇应运而生。
“青龙镇曾经历过一个辉煌的时代”，郑祖安说，镇上最盛时有三亭、七塔、十三寺、二十二桥、三十六坊，放眼望去，街衢井序、烟火万家，“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当东南之物”，书法家米芾也曾任过镇监。来自杭州、苏州、湖州的船只每月前来贸易，日本、高丽每年一至，宋朝曾单独设立市舶务，繁华程度时称“小杭州”。倘若不是吴淞江后来的淤塞令青龙镇日渐衰败，上海或许就将在这个繁华了数百年的集镇发展起来。民间尚流传着“先有青龙港，后有上海浦”的俗语，而在今天青浦白鹤镇境内的“旧青浦”，唯有镶嵌于水泥街道中的一排青灰石板路见证了这段久远到几乎让人忘却的历史。
宋代以后，由于长江三角洲的下沉以及泥沙在河口地带大量堆积，吴淞江在海潮的倒灌之下日渐逼仄，大船无法再驶进青龙港。当时的吴淞江水道迂回，泄水不畅，形成了“五里七里一纵浦”的网格化河道，有所谓“五汇四十二湾”之说。譬如白鹤汇到盘龙浦两汇之间步行才十里，河道却迂缓四十里。为治理太湖流域泛滥，吴淞江曾多次裁弯取直，然而河水仍时常漫延过一道道弯，形成新的沼泽和塘浦。
在吴淞江淤积之际，南岸的支流上海浦渐渐成为上海的主要水道，来往的船舶寄锭下锚于今十六铺附近的江岸，一时“人烟浩穰，海舶辐辏”。原本因河流交通而兴起的聚落发展为一座新兴的集镇，南宋末年，上海建镇，标志着官方港口地位的市舶务也从青龙镇迁到了上海镇。然而，上海命运的真正转折此刻尚未发生。
明永乐元年（1403年），浙西大水，有司治不效，吴淞江流域水患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有些河段淤塞甚至已是“茭芦丛生、已成平陆”。户部尚书夏原吉被派去主持治理，正是他彻底颠倒了吴淞江与黄浦江的关系，也从此改变了上海的历史进程。他在《苏松水利疏》中分析认为治水关键是疏浚下游河道，使洪水畅流入海。于是，他开浚范家浜，上接大黄浦，引淀山湖水自吴淞江南跄口入海。范家浜就是如今外白渡桥至复兴岛一段黄浦江，初开时河道阔三十余丈，在上游巨大水量的不断冲刷下扩展到二里许，形成了今天的深水河流黄浦江。从此，太湖水经过黄浦江而入海，而吴淞江在江浦合流后逐渐成为黄浦的支流。这一河道变迁事件史称“黄浦夺淞”，上海就此进入“黄浦水系”，日后轰轰烈烈的上海滩便在黄浦江的润泽下成长起来。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段历史：吴淞江的式微令原本可能孕育上海的青龙镇衰亡，而它的支流黄浦江却在替代了吴淞江泄洪与航运地位后，哺育了上海城。从历史的角度重新考量上海的母亲河，郑祖安会这样回答你：“黄浦江的前身上海浦是吴淞江的支流十八浦中的一浦，因此论辈分，苏州河应是外婆河了。而在黄浦夺淞后，黄浦江成为上海第一大江，上海老城厢是在黄浦江边成长起来的，而不是苏州河边，因此黄浦江与城市的关系更为密切，如同母亲孕育小孩，称黄浦江为母亲河更加妥当。”可以说，苏州河的式微成全了黄浦江，也成全了上海。两条河流带着截然不同的命运相遇在外白渡桥下，哪有比这更传奇、更动人的剧情呢。
二、通往苏州的河
苏州河的名字从近代开始刚刚在上海滩流传开来。在为它命名的同时，英国人也赋予了这条河流新的使命。如果说吴淞江仍然让我们想起那条尽管起落不定但自然单纯的古代大江，那么苏州河，这条“通往苏州的河”，则更加暗示了它的贸易航运职能以及这个洋泾浜名字背后的复杂属性。
1843年11月8日，一个叫巴富尔的英国军人带队乘船抵达上海，一周后的11月17日，巴富尔以首任英国驻沪领事的身份宣布上海开埠，由此拉开了上海被动通商的大幕。上海开埠后，日不落帝国的统治者们在划定他们的居留地时，第一眼看中的就是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的黄金地段。他们在东起黄浦江、西至西藏路、北抵苏州河、南至洋泾浜（现延安东路）的地方画下了一个圈。三条河流围成了天然的屏障，江河交汇的上下夹角濒临吴淞口入海处，为精明的政客和生意人提供了绝佳的方便。而大英帝国领事馆就建立在苏州河河口南岸，面向开阔的江河。
于是，就这么决定了上海的未来。尽管当初这里一片荒凉，唯有大片的农田、密密的芦苇与蒿草，距离老上海的市中心——老城厢一带亦十分偏远，但在资本主义大刀阔斧的开垦下，苏州河与外滩相连的河口成了上海现代城市的源头。英租界设立后，美国人很快在苏州河北岸设立了虹口美租界，与英租界隔桥相望，而法租界则位于洋泾浜以南和老城厢之间。河口位置的两岸迅速集中了美、俄、德、日等各大领事馆。租界的崛起带来大规模的城市化和近代化，使原先中国政府管理的老城厢相形逊色，上海的市中心也由县衙门、城隍庙逐渐转移至南京路和外滩。
正是在这一时期，苏州河被重新定义了。由于英美租界后来合并成为公共租界，苏州河变成了租界区里的内河。比起黄浦江的深阔辽远，苏州河无法形成港区和大工业区，于是渐渐成为居民区和小码头的聚集地。金融、外贸等业务大多集中在外滩沿岸的建筑群内，而由戏院、公园、医院、邮局等构成的外交、文化和生活服务区则自然而然地围绕着浅窄的苏州河展开，形成一条极具西洋风情的观赏性河流。
1855年，苏州河上建起的第一座现代桥梁加速了苏州河口的华丽转身。在此之前，苏州河来回依靠摆渡船，一旦天晚或下雨就无法到达对岸，唯一可以通行的是建于雍正年间的浮桥“新闸桥”，十分不便。英国商人韦尔斯看此契机，在河口头摆渡附近河面建造了一座木桥“苏州河桥”，俗称“韦尔斯桥”。由于韦尔斯桥要收过桥费，引起了民众不满，工部局将其购下拆除，另建一座木桥“公园桥”，因为地处外摆渡，因此称“外摆渡桥”，又因为不要收费，因此它获得了后来远近闻名的新名字“外白渡桥”。外白渡桥建立后，桥上倚栏观景的游客络绎不绝。一批高档的饭店，诸如礼查饭店（浦江饭店）、百老汇大厦（上海大厦）在桥边相继矗立，成为苏州河畔标志性的景致。比起宽阔的黄浦江，苏州河过河更加自然而随意，两岸的隔阂随着一座座桥的建立自然而然消失了，当你走在桥上，会感到桥就是路，两地的大街小巷融为一体。
在天朗气清的日子里，租界区里金发碧眼的外国侨民常常在河边散步，或成群结队地前往附近的地方打野鸭、野兔。星期天，他们会去外白渡桥与乍浦路桥之间的基督教联合礼拜堂新天安堂做礼拜。为了避免黄浦江和苏州河水流对撞形成漩涡和生出浅滩，租界工部局在南口滩地辟建了一个公家花园，夏季的公园里，衣着时髦的洋人常常在河边乘凉、听露天音乐会。而春秋佳日，波涛不惊，河水清澈之时，英国划船俱乐部也常在苏州河上举办赛艇比赛，以为赏心乐事。此后，圆明园路口又建立了上海第一座西式剧场“兰心戏院”，乍浦路桥下的光陆大楼则开办“光陆大戏院”，专演西洋歌剧和放映英美电影。
征服者们试图在中国的土地上复刻他们心中的塞纳河与泰晤士河。他们一边改造城市，一边变更了河流之名。他们固执地把这条河称为苏州河，而非拗口的吴淞江，因为它“通往苏州”。外侨中的传道者、医生、商人常常从这里坐船去苏州。河岸边建有整齐的栏杆和小码头，拥有小艇的人也可以在此上下，操桨荡舟，航行于苏州河上。久而久之，“苏州河”的名声从租界内漫延开去。
奇怪的是，那些对吴淞江本不熟悉的本地人却随着外来者叫起了新的名字。更奇怪的是，尽管这个名字如此滑稽并带有歧义，却成为这条河流最为出名的称号而流传至今；然而当我们翻阅上海地图，又会发现这个名字从未被官方承认过。苏州河的名字，一如其夹杂在殖民与被殖民、西洋与本土之间的多重身份，标记了上海近代化过程中一段特殊的历史。
在今天看来，名字所暗示的历史遗留问题并没有影响苏州河命运的延续。苏州河河口包括南苏州路、虎丘路、滇池路、中山东一路在内的地块被命名为“外滩源”，以表明源头之意。作为上海重大工程项目，“外滩源”遵循“重现风貌、重塑功能”的原则，目标是成为“集商务区、文化区、历史风貌保护区和现代高端商业聚集区等为一体的顶级高端风貌区”。百余年前高端洋气的河口如今依然充满西洋风情和享乐主义精神。新娘在这里实现自己的老上海情结，曾经的英国领事馆和官邸变成金融家俱乐部和百达翡丽远东旗舰店，英国划船俱乐部成为河岸咖啡馆，亚洲文会大楼改建为外滩美术馆，而益丰大厦则成为奢侈品高级定制购物中心。
在苏州河河口南岸的堤坝上，有一行不起眼的小字标注：左岸，这个地理学上意指“观测员面向河水流动方向时他左方的河岸”的词汇，冥冥中对上海的未来做出了城市规划学上的指示。一百多年前，征服者们怀揣着塞纳河之梦完成了对上海的现代化改造，而一百多年后，苏州河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渐渐成为上海的“左岸”。这一切，都从吴淞江变成苏州河的那一刻开始。
三、租界内外
郑祖安曾对苏州河上的桥梁分布做过一个统计。1949年，恒丰路桥以东3.65公里的河面上，有钢筋混凝土及钢桁架桥11座，但恒丰路桥以西至中山路桥9.35公里的河面上，却只有6座木桥和1座铁路桥。“这说明什么？说明华洋两界的财力、技术能力相差悬殊，苏州河东、西部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不均衡，因此导致了苏州河上的桥东密西疏。”韦尔斯桥之后，公共租界工部局在东段河面又接连造了许多座新桥，比如蓬恩桥（乍浦路桥）、里摆渡桥（四川路桥）、自来水桥（江西路桥）、河南路桥（天后宫桥）。而华界政府建造的第一座桥是1903年与地方人士筹款所建的汇通桥（恒丰路桥）。在郑祖安看来，租界与华界力量的抗衡始终伴随着苏州河的发展，正是这两股力量引发了上海民族工业的崛起。
租界区里最初的反抗与那个误传已久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有关。事实上公园门口挂的是两块牌子，“华人不得入内”与“狗不得入内”，但不管怎样，外国人建造的公家花园不准华人进入，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慨。于是租界工部局在四川路桥南堍的涨滩上专门另建了一座华人公园。“1927年五卅运动对帝国主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从那以后，中国人可以进入外国公园，也可以参与到租界管理的董事会中。”郑祖安说。
租界区内的许多示威抗议活动都是从河南路桥北堍的天后宫开始的，这是清政府在苏州河畔建立的祭拜天地场所和出使行辕，土地属于中国政府，于是在租界被抓捕的中国人只要逃进天后宫就可以万事大吉。辛亥革命后，清廷设立的出使行辕改为上海总商会会所。作为旧上海最有影响力的贸易组织机构和工商界名流聚集之所，上海总商会曾经历过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亦带领华商抵制洋货，维护华商利益，成为租界内权力斗争的第一线。
租界与华界的分界点在西藏路桥，这个在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地方，当年曾用一道铁丝网将两个世界隔成天堂和地狱。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谢晋元正是在西藏路桥北堍的四行仓库率领“八百壮士”激战四日，而战争告一段落后，躲避在租界内的中国人跨过此桥回到闸北，只见满目疮痍。
闸北是苏州河北岸最大的华界片区，它的崛起是华界与租界力量对峙中的一场胜利。1899年，位于苏州河南岸的公共租界进一步大扩张，向西推进至小沙渡（今西康路）至静安寺一线。这样一来，闸北东面已与公共租界紧相毗连，工部局又在闸北东面与其连接之处的苏州河上建造了多座桥梁，西、南面与公共租界也仅是隔河相望，处于公共租界的三面包围之中，随时有被侵吞之虞。此时，闸北地方上的有志之士为抵抗租界蚕食兴起自治运动，提出“繁荣地方”，用市政建设的方式推进华界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发展，令公共租界没有借口扩张。
1900年后闸北开发，闸北新区出现了。这里不仅拔地而起繁华的商业区、居民区，淞沪铁路上海站的站址也选择在界浜北岸（今天目东路）建立，被称为老北站。在此之前，英商所建的吴淞铁路承担着将货物从吴淞口驳运到租界的功能，因此站址要尽量靠近租界，而淞沪铁路为中国人主导建设，不必考虑租界，因此朝北侧开阔带移动至闸北。经过发展，闸北都市新区逐渐超越老态龙钟的“老城厢”南市，在苏州河北岸的广阔腹地逐渐拓展形成，成为华界最繁荣的地方。于是，上海城市分为三段，北边崛起的闸北与南市的老城厢将租界夹在中间，避免了租界的进一步扩大。“若不是因为1932年和1937年两次抗战，闸北处在前线被战争摧毁，现在将完全超过老城厢一带。闸北的历史地位被低估了。”郑祖安说。
在闸北崛起之前，苏州河的中段沿岸已陆续开办了缫丝、修船、锯木、煤气、面粉等工厂，并兴建了各类行业码头与客运码头。进入20世纪后，一些银行也陆续在苏州河畔建立自己的金融仓栈。这里因为聚集了17幢银行和仓库，而成为上海民族资本聚集地和物资集散中心，素有黄金走廊之称，也被誉为上海的“清明上河图”。
而闸北崛起之后，从恒丰路桥开始往西的苏州河两岸更加大兴民族工业，形成了传说中的“沪西工业区”。20世纪后，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另一方面，战区在打仗，一些供应性的物资生产转移到了苏州河西段相对安全的地方，为沪西工业区的形成提供了条件。郑祖安告诉记者，这一段开设的工厂有多种情况，“一些投资者在创业之初，便看中了此地的水运优势和低廉的地价，直接在此购地设厂；另一些企业主已在其他地方建有工厂，后因扩大生产的需要，或者不满原地的投资、产销环境，将原厂迁来此地；还有一些投资者出资盘下这里经营不善的企业，整合改造后推陈出新。”
区别于杨树浦工业区的重工业和公共事业，沪西工业区的工厂主要以轻纺、化工和粮食加工业为主，这与吴淞江流域的自然状态、水运条件、原料产地和营销市场有关。而考察这些企业的地域分布，仍然会发现南岸的密集度明显高于北岸，郑祖安说，“这是因为南岸靠近公共租界西区，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还是比后来崛起的北岸要发达一些。上海发展的整体规律是由西向东，由南至北的。”
到了1949年，苏州河两岸工厂密布，仅沪西工业区内，就有各类工厂企业1914家。苏州河边最先兴起发展的是面粉业，1898年，安徽寿州人孙多森、孙多鑫兄弟在苏州河西段叉袋角河边（今莫干山路M50地区）购地80亩，兴建了全国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面粉厂阜丰面粉厂。1913年，无锡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新闸桥西光复路创办福新面粉厂，此后荣氏在上海开设的面粉厂达到8家，其中第二、第四、第八面粉厂也位于莫干山路，二者共同建起了苏州河“面粉王国”。1915年，荣氏兄弟又在西段周家桥创办了申新纱厂，向纺织行业开拓，以后又陆续在西段开办二厂、九厂，其中从杨树浦迁来的申新九厂发展为旧中国最大的棉纺织厂。此外，还有民族资本家吴蕴初开办的天厨味精厂、天原电化厂、天利氮制品厂，地方绅商李平书创办的闸北水电公司，大隆机器厂、中央造币厂、福新烟厂等等。
沪西工业区也吸引了众多洋商。英商美查兄弟在小沙渡南岸开设江苏药水厂，生产三酸（硫酸、硝酸、盐酸），诞生了后来著名的药水弄。挪威商人在戈登路（今江宁路）、澳门路口开设斯堪脱维亚啤酒厂，生产“上海啤酒”，如今部分厂房改建为苏州河梦清园环保主题公园内的梦清馆，介绍苏州河历史。此外还有英商白礼士洋烛公司，美商在苏州河谈家渡南的劳勃生路（今长寿路）创办奇异安迪生灯泡厂等。至此，国人以自己的方式实现了华界的中兴。
四、穿过上海腹地
1928年，上海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式设立上海特别市（直辖市），在此之前并没有正式的市的行政概念。上海人口就是在这个时期增长起来的。第二件事，原先为华界闸北供水的闸北水厂因为水源污染，被迫迁至黄浦江边，成为苏州河“黑臭史”的标志性事件。
自1920年开始，苏州河市区恒丰路桥以东至吴淞江口首先出现黑臭，1928年，闸北水厂迁至军工路，改以黄浦江为水源，1948年，苏州河水质轻度污染范围已达中山西路桥，1956年，污染带影响北新泾，1964年，污染带上溯到华漕，1977年，扩大到黄渡，1978年，污染直抵青浦的赵屯白鹤，至此，苏州河上海境内河段全部污染。
与苏州河的黑历史同步发展的，是河流沿岸简屋密集、狭弄泥泞的贫民窟棚户区。最初，棚户区是工业区的附属品，因为贫穷而来上海谋生者居住在此。那些移民大多来自同乡，往往同一座厂里都是同一个地方的人。譬如，阜丰面粉厂里的职工大多都是安徽寿州人，面粉厂在厂房前的莫干山路上建了一批里弄房子供职工及其家属居住，被称为“阜丰里”。“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爆发后，这里又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的避难所。大多数人希望逃到租界，仅“八·一三”当日，就有6万难民涌入租界，租界当局考虑到安全问题，封锁了大部分桥梁，并在租界沿线布置了铁丝网等障碍物，剩下的人，只能选择棚户区安置。在普陀区著名的“三湾一弄”，潘家湾、潭子湾、朱家湾和药水弄里，居民大多按同乡、同族、同厂的关系聚在一起。棚户用毛竹和茅草搭成，人均2平方米，房潮地湿，一关门只有从缝隙或屋顶破洞中射进点亮光。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进入新一轮的历史巨变，从工商业城市向经济中心城市转型。这次巨变的其中一个部分，便是将苏州河西段的大量工厂迁离，将棚户区的居民安置在这座城市光明的角落。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是潘家湾和潭子湾被置换成了中远两湾城，在49.5公顷的土地上耸立起了160万平方米的宏伟的建筑当量。苏州河沿岸的码头被废弃和拆除，上海也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安装污水处理系统。1988年8月，国务院批准的上海市合流污水治理一期工程开工，江泽民、朱镕基出席奠基仪式，前者题词：“决心把苏州河治理好。”1996年，成立上海市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2000年，苏州河基本除黑臭，河里出现了浮萍、小鱼等水生动植物。
2001年6月，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将上千条斑马鱼放入苏州河干流青浦赵屯断面取来的定点水样，进行96小时河水急性毒性试验，结果远高于50%以上的斑马鱼存活，而未治理前的河水，24小时后就有鱼死亡，96小时后斑马鱼全部死亡。2013年8月28日，记者在四川路桥和乍浦路桥附近的苏州河段遇见一名垂钓者。据他说，每天下班涨潮时他便会来河边钓鱼，最多时一天能钓20多条黑鱼。
94岁山东老太刘春玉居住在苏州河畔的北仁子里，她20岁来到上海，几乎见证了苏州河由清变浊、由浊变清的全过程。谈及苏州河，她兴奋地说自己“很喜欢苏州河，苏州河太好了”。里弄里另一位居民谭顺林则记得小时候在苏州河里游泳的情形。
如今的苏州河，除却资本与利益的暗中博弈，历史遗迹与现实景观的取舍挣扎，基本呈现出一片云淡风轻的美好。静安区在北苏州河路、泰兴路、康定东路建起了蝴蝶湾公园，普陀区在原斯堪脱维亚啤酒厂建起了梦清园环保主题公园，闸北区作为最后一个改造者，拟在苏河湾流域重现上世纪聚集了民族资本金融仓栈的“黄金走廊”。上海总商会将成为宝格丽酒店的会所，天后宫将重现宗教文化改造成美术馆，而苏州河畔经典的石库门建筑群慎余里即将成为另一个新天地。亲水、公园、时尚、商业、酒店、奢侈品正在成为苏州河新的关键词，但是未来的苏州河或许并不会太陌生。
每年6月，苏州河上会举行一年一度的龙舟赛，回想起开埠之初，旅居上海的外侨也是在这条河上成立“划船总会”举办赛艇比赛。160年后，苏州河回到了它开埠之初的清澈模样。从渔农时代的吴淞江开始到西方列强眼中“通往苏州的河”，从承担灌溉、捕鱼到航运、纳污的功能，苏州河在上海的腹地划出一道由农业、渔业向商业、工业直至旅游业发展的弯折曲线，客观而真实地反映出人力与自然相互消长的亘古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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