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記者 劉青山
《國資報告》雜誌18年第4期
“華龍一號”是名副其實的國家名片，被譽為中國製造逆襲的經典案例。
“出口一座‘華龍一號’核電站相當於出口200架中型商業客機，這對帶動我國裝備製造業5400多家企業走出去，提升‘中國製造’和‘中國智造’的影響力都是極為重要的。”中廣核董事長賀禹說。
我國核電事業能有今天，離不開先驅者王全國做出的突出貢獻。
王全國是大亞灣核電站的第一任董事長。在他和後來者的帶領下，40年來，中廣核從大亞灣核電站起步，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核電運營商、全球第三大核電企業及全球最大的核電建造商。
2015年，王全國逝世時，有關部門在充分肯定他對大亞灣核電站建設、運行，我國核電產業的體系建設，乃至為廣東和香港經濟社會繁榮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的同時，著重提到，“他開創了中外國際核能合作的先河，為我國核電行業走出了一條‘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可持續發展之路，為我國核電實現跨越式發展、成為世界核能大國奠定了堅實基礎”。
可以說，王全國在改革開放伊始就開始的相關思考和探索，為中國製造業逆襲提供了最早的成功案例。
推動特區成立
王全國1919年11月出生於湖北襄陽。1938年4月參加革命工作。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廣東省計委主任、國家計委副主任等職。
改革開放初期，習仲勳同志擔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時，王全國任廣東省委書記、常務副省長。1978年6月，王全國隨谷牧副總理訪問西歐五國。回國後他提出，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是人類的共同財富，沒有姓資和姓社之分，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分享。
正是基於這一想法，王全國在習仲勳的支持下，建議中央給廣東多一點自主權，讓廣東先行一步，把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劃為貿易合作區。王全國還代表廣東省委向中央寫了一份辦經濟特區的報告。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報告，即中發（1979）五十號文件，同意建設深圳經濟特區。
不幹省委書記搞核電
改革開放開始了，廣東經濟發展了，但電不夠了。當時的工廠常常每週開四停三。用王全國的話說，“什麼辦法都用了，還是解決不了問題”。
西歐之旅給了王全國啟發。當時廣東省全省的電力裝機容量僅為187萬千瓦，而兩臺核電機組的裝機容量就達到200萬千瓦。事後王全國回憶說：“我想或許廣東建設核電站是解決能源、電力匱乏的一條出路。”
想法容易實現難。當時中國根本沒有能力完成這樣的構想。建設一座兩臺機組的核電站，初步估算需要近40億美元，而1978年我國外匯儲備只有1.67億美元。不過，事情很快就有了轉機。
那時，香港也非常缺電。獲悉廣東有建設核電站的想法後，香港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為解決供電缺口，希望同廣東合資建設核電站。王全國獲悉後，邀請香港中華電力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嘉道理勳爵一行，共商合資建設核電站事宜。
嘉道理提出，雙方註冊股金應控制在總投資的10%，其餘90%的資金可通過向外國銀行貸款解決，並承諾購買核電站部分電量，以提供外匯，償還貸款。
以王全國為組長的廣東省籌建核電站領導小組研究認為，建設廣東核電站，在安全上是可靠的，技術上是可行的，經濟上效益是顯著的。
但是，對廣東核電站項目，各個方面持有不同的看法。有的部委表示支持，有的部委持不同意見。他們有的認為，香港提出的條件過於苛刻，風險太大，提議應謀求自主發展核電。甚至有人說，廣東有個“王瘋子”，手無一寸金，想搞什麼核電站，咱們等著看笑話吧！
對此，國務院的態度是慎重的，召開了由國務院11個部委，共248位領導專家參加的審查會。大會上，王全國代表廣東省委發言說，“廣東核電站不僅是解決了廣東的電力供應、能源多樣化和經濟上受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可以加快我國核能利用事業的發展……培養技術人才，把國際上先進的核電技術拿來為我所用”。
最後王全國表態稱：“我今年62歲，這個工程如果中央批准了，請組織上解除我的其它工作，讓我專抓這項工作，在我有生之年，把我國大陸第一座大型商業核電站建設好。”
幾經周折，1982年12月1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正式通過了廣東省提出的方案，大亞灣核電站在爭議聲中艱難起步了。
此時，王全國已調任湖北省委常務副書記。但他依舊牽掛著大亞灣核電站。1984年，他再次向中央提出願意辭官去搞核電，“我今年65歲，但身體還好，想去深深愛著的深圳大亞灣核電站工作，用餘生為黨做最後的貢獻！”
黨中央批准了王全國的請求，任命他出任剛成立的廣東核電合營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合營公司）董事長，主持大亞灣核電站建設工作。這也是當時我國最大所謂中外合資企業。
這一干，就是10年。
壓價30億元
新崗位上，王全國面臨的第一個挑戰是價格談判問題。
1985年6月10日，合營公司第二次董事會決定成立由王全國任委員會主席的三大合同價格談判委員會，並對核島合同、常規島合同、技術服務合同擬定了30%、30%、50%的大幅壓價策略。
英法幾家企業均表示難以接受這樣的價格。我方代表團幾經斟酌，認為壓價目標是合理的，一定不能妥協。談判陷入了僵局。
就在此時，英方代表團不辭而別，離京回國。
為了打破僵局，王全國約見法方談判團、法國政府貸款代表團負責人及法國駐華參贊，主動提出一攬子解決方案，力圖打破英法戰略聯盟、各個擊破。對英國方面，王全國給老朋友英國前首相希思寫信，請他出面斡旋。
經過6個半月的艱苦談判，三大合同連同核燃料組件供應合同共四個合同，我方共壓價3.7億美元，比國務院定下的目標價低近30億元人民幣。
直面香港反核風暴
1986年4月26日凌晨，前蘇聯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切爾諾貝利核事故。
大亞灣核電站50公里外的香港瞬時緊張了起來。“大亞灣核電站將使香港成為一座死城”，“大亞灣核電站採用的壓水堆是核電站中最危險的一種”。一時間，要求停建、緩建大亞灣核電站的呼聲，在香港一浪高過一浪。
歷盡波折的大亞灣核電站，再一次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
為此，王全國致電國務院領導，力陳“建設大亞灣核電站的堅定態度”。電報發出後，王全國一夜未能成眠。凌晨四點，他就敲開秘書符忠群的房門，“小符，有電報來不？中央對香港反核風波有沒有新指示？”
第二天一早，王全國又向中央發了第二封電報。他表示，如果核電遷址，不僅經濟損失巨大，而且將失信於正在合作的英、法兩國和香港中電，供電跟不上還會影響香港的長期繁榮。“因此，中央、國務院關於發展核電的方針，絕不能受任何影響而有所變動。”
對此，小平同志指示稱，“中央對建大亞灣核電站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中央充分注意核電站的安全問題。”
1986年9月16日，王全國在大亞灣現場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從現在起到電站建成投產還有7年時間，我們完全有時間來做好一系列確保安全的工作。我們有信心把這個核電站高質量地建好。”
此後，合營公司陸續邀請了香港政界、科技界、工商界人士到工地參觀訪問，並派出技術專家給予耐心的解釋和介紹。
1986年9月23日，在經受香港反核風波洗禮後，大亞灣核電站四個合同和三個貸款協議的簽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大亞灣核電站全面啟航。1987年8月7日，大亞灣核電站主體工程正式開工建設，我國核電發展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質量第一
大亞灣核電站是一個“交鑰匙工程”，由法國人牽頭建設好後，移交給中方，法國人是“老師”，合營公司則是從零起步的“小學生。儘管中方是完全的跟隨者，但對於確保安全、質量，合營公司從未有任何懈怠，有著近乎偏執的堅持。
1986年，合營公司技術人員在檢查中發現，核電站一期防波堤混凝土塊質量不合格，且不合格率竟達三分之一。
經查，原來是骨料的石塊大小、橢圓度、扁平度、清潔度有問題，配比也不對。承包商為了提高強度配用了比標準更多的水泥。在八十年代初期，“質量第一”的概念還十分淡漠。幾百塊用於防波堤的混凝土塊質量有點瑕疵，似乎用不著大驚小怪。
但是，合營公司第二次、第三次董事會居然對這個質量事件作了認真而又詳盡的審議。董事會的意見驚人地一致：儘管防波堤屬核電站外圍工程，但具有核安全要求，一定要堅持高標準！更重要的是要藉此事件在每一位員工的心中築起“質量第一”的大堤！
王全國說，“不僅對防波堤如此，對改善合營公司管理也是如此”。於是，合營公司決定將不合格的混凝土塊全部報廢——每塊混凝土塊平均成本大約相當於當時一臺彩電的市價，也相當於當時內地一個大學畢業生三、四年的工資總和。
為了確保大亞灣核電站建設的安全質量，1987年，合營公司與國際知名的第三方公司柏克德公司簽訂質量保證顧問合同，引進了與國際接軌的科學質量管理體系，並通過合同，明確要求供應商和承包商建立相應的質量保證體系。
這種習慣一直保持了下來，成為中廣核“一次把事情做好”核心價值觀的源頭。
兩支隊伍
起初，對於大亞灣核電站生產管理究竟是依靠外國人，還是依靠自有隊伍，在董事會中存在不同想法。王全國認為，請外方人員的目的是帶好、教好中方員工，使中國人員儘快掌握核電站的運行管理。不是依靠外方人來管好電廠。
為此，王全國從國內各地調進大批核電建設人才，讓他們參與實戰鍛鍊。這會給業主要增加很大費用，影響港方的利益。王全國做了大量工作，得到嘉道理勳爵支持。對於其中的出色人才，合營公司決定派他們出國學習。
1989年開始，按照與法國電力公司簽訂的培訓合同，分三批派出了115人到法國、英國培訓。培訓期平均約為一年，平均每人培訓費約130萬法郎，按當時的匯率計算，約合26萬美元，相當於一個成年人體重的黃金。由於培訓代價不菲，所以後來有人戲稱他們是“黃金人”。
如今，當年的“黃金人”大都已經成為我國核電事業的中流砥柱，包括中廣核董事長賀禹、總經理張善明、負責英國核電項目的中廣核英國公司總經理鄭東山等。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支高水平的人才隊伍，中廣核的核電站才能遍地開花，我國核電才能完成從進口到出口的巨大跨越。
大亞灣核電站承擔著我國核電“高起點起步”的歷史使命。從大亞灣核電站建設起，合營公司就對核電國產化做出了安排。
為了通過大亞灣核電站的建設推進我國核電建設自主化的進程，王全國提出，外方承擔施工任務時，必須帶著中國企業。
在此過程中，國內不少建造企業栽了跟頭。以核島輔助管道安裝為例，中核二三公司作為分包商，經過三年多的多方努力，安裝質量始終無法達標，有的返工7次都無法過關。無奈之下，合營公司只能將合同變更交給外方，這不僅給大亞灣核電站的建設造價增加了近1億美元，而且工期拖延一年多。
但也正是通過這樣的歷練，中核二三公司從中學到了與國際接軌的施工模式，逐步成長起來，目前已經成為世界領先的核電建造企業。中建二局、山東電建、中交四航局等企業也埋頭學習，共同為我國打造出了一支具備世界級競爭力的核電建設主力軍。
優秀的管理運營人才和建設隊伍，成為王全國為我國核電事業留下的最重要財富。
滄海一粟
1994年2月6日，大亞灣核電站1號機組投產慶典在深圳舉行。2月9日，小平同志在上海得悉大亞灣核電站1號機組投產的喜訊後非常高興，請李鵬總理轉達他的祝賀。王全國聽到這一消息，感慨萬千。他說：小平同志以這種方式表達對一個企業的祝賀，在我的政治生涯中還是第一次。
1994年5月6日，大亞灣核電站2號機組正式投產，大亞灣核電站全面建成。9月26日，在合營公司第33次董事會上，75歲的王全國請求辭去合營公司董事長職務。
對於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董事會的高度評價，他說：“我是成千上萬的建設者中的‘滄海一粟’。任何事業的成功，都不能把個人的作用估計得過高了。”
“功高不居功，位尊不戀位，權重不擅權”，這是合營公司董事戴慶宇對王全國的評價，也是王全國人格的真實寫照。
擔任全國最大的中外合資企業董事長十年來，王全國沒有要過公司住房，沒有領過企業的工資。他當時的秘書回憶說，“王全國和我們這些身邊的工作人員，一直在省委辦公廳領工資，月工資三百多元，那時合資公司中方高管月工資超過一千元。”
按照合資公司章程規定，王全國每年有一筆三十萬元港幣的車馬費。但他執意將此列入合資公司中方收入之中。他到深圳參加董事會，與秘書、司機一樣只領5元錢一天的出差補貼。深圳的高級賓館比比皆是，但他十年堅持只住核電服務公司辦的核電賓館。
對此，王全國的解釋是，項目是用貸款搞起來的，董事長不能謀求任何好處，要對得起國家和人民。
王全國用自己的超卓能力和高尚品格，為中廣核乃至中國的核電事業樹立了一座高大的精神豐碑。（本文參考了中國廣核集團《光榮的歷程》一書，以及王全國秘書符忠群所寫的《難忘的記憶——此文獻給王全國同志》等資料，謹表感謝。）
值此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國資報告》雜誌推出系列人物報道“40年40企40人”，梳理盤點曾對中國改革開放做出突出貢獻的幾代國有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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