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他与“文胆”陈布雷是同学，“延安五老”之一吴玉章是他学长，而他则是郭沫若学长，章太炎介绍他加入“中国同盟会”，而他尚未毕业就被预聘为教授，一生出任五所著名大学校长，敢与教育部长王世杰当面“理论”，也敢与教育部长陈立夫在电话中“互怼”，抗争胜利之后，也正是由于他敢与教育部长朱家骅和蒋介石说“不”，才使同济大学没有迁往重庆而是迁回上海复校，他也是中国最长寿的大学校长，100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谁？他就是一个“世界全靠骨气撑”的大学校长——徐诵明。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浏览同济大学历任校长简历时，徐诵明校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著名医学教育家活了101岁，堪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长寿的大学校长，其一生曾出任5所著名大学校长，曾被誉为是“大学校长的典范”。
徐诵明
1944年7月，在抗战黎明前的黑暗中，徐诵明临危受命出任国立同济大学校长，那时同济大学校址是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李庄人以其质朴而博大的胸怀接纳了大上海迁来的同济大学，而古镇李庄也因同济大学而闻名天下。
徐诵明（1890—1991）字轼游，浙江新昌人，1890年10月20日出生于浙江省新昌县城关镇一个贫寒塾师之家，5岁入读私塾，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和教育，其13岁时即考中秀才而震惊乡邻。
1904年，一艘乌篷船载着少年徐诵明离开了家乡，沿着曹娥江驶入杭州府，徐诵明考入了“浙江高等学堂”预科，这所学堂的前身是“浙江大学堂”和“求是书院”，其同学中的陈布雷、邵飘萍、邵元冲等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1908年，徐诵明在同学的资助下，瞒着父母双亲，乘坐风险极大的小火轮东渡日本留学，先在语言学校补习日语。
1909年4月，徐诵明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堂预科，因其成绩优异而取得清政府公费生资格，又于1910年考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在校期间结识了高年级的吴玉章，与这位来自四川老大哥交往密切，徐诵明因经常去“中国同盟会”在东京的办事处，与浙江前辈章太炎相识，并经章太炎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11年11月，徐诵明在日本听闻“武昌起义”爆发，遂放弃学业回国，在上海参加了由徐锡麟四弟徐锡骥创办的新军陆军卫生部，积极支持起义军，被任命为上尉连长。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徐诵明对当时政局非常失望，遂重返日本继续未完成的学业。
1914年，徐诵明考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由于学业成绩优异，1916年就被“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预聘。
1918年，徐诵明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被其导师留校从事病理学的研究，徐诵明曾以实验证实寄生虫病领域内血液嗜酸性白血球增加现象。
而此时比徐诵明小2岁的郭沫若则刚刚入校学习，因此二人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有过交集，留校担任助教的徐诵明经常慷慨解囊资助学生郭沫若创办进步期刊，并参加了郭沫若组织“夏社”的一些活动。
徐诵明（左一）、郭沫若（右二）
1919年秋，徐诵明被“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聘为病理学教授，“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创建于1912年10月26日，是北洋政府教育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开办的第一所专门传授西方医学的国立医学学校。
徐诵明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病理学教授，病理学是医学之本，徐诵明在开创和建立中国病理学学科和培养病理学人才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填补了中国病理学空白的历史，在其主持之下，“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创建了中国自创办医学院校以来的第一个病理教研室，由徐诵明出任主任。
由于在教学中一直没有相应的中文教材，徐诵明将日本著名病理学家木村哲二博士的《病理学》（上下册）翻译成中文出版，这一系列开创性工作，使徐诵明成为中国病理学的开山鼻祖和奠基人。
徐诵明译著《病理学》
徐诵明当年的助教和学生洪式闾、林振纲、李漪、许荫棠、林几、潘世晟等人日后都为病理学、法医学方面的专家，而洪式闾还在1941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遴选为第一批“特聘教授”，成为“教授中的教授”。
1920年，徐诵明参加了“医学各科名词审查会议”，负责为病理学名词定中文名词，也由此奠定了用中文讲授西方医学的基础，当时的教会大学大都用英文授课，而徐诵明则开启用中文讲授医学的先河，成为中国第一个用中文讲授西方医学的人。
徐诵明还顶着封建思想和传统风俗的压力，积极推行尸体解剖教学和研究，积累尸体标本，以供教学和研究之用。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武昌之后，徐诵明受命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卫生科科长，刚成立的武汉国民政府，对武汉地区高等院校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原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湖北省立医科大学、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大学、私立中华大学等合并组建新的国立武昌大学，又称国立第二中山大学，徐诵明应邀兼任国立第二中山大学医科教授。
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之后，徐诵明又奉命赶赴南京，负责接管南京鼓楼医院，这所著名的西医医院，由美国教会加拿大籍医学博士威廉姆·爱德华·麦克林于1892年创建的，也是南京地区最早的一所西医院。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开始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宁汉分裂之后，徐诵明对政治前途渺茫而心灰意冷，谢绝何应钦提名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之职，决心重返北京教育界，任教于国立京师大学校医科，继续从事医学教学工作。
1928年11月，徐诵明出任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国立北平大学乃是由蔡元培倡导组建的，以模仿法国拿破仑时代大学院制而设立的大学组合体，由隶属于一个校名的五个学院构成，分别是医学院、农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女子文理学院，其中医学院的前身就是“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923年9月更名为“国立北京医科大学校”，并首次将医科学制设为六年制。
北京医学专门学校首届毕业生合影
1929年，徐诵明将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附设的诊疗所扩充为学校的附属医院，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所西医医院，也是当时北平城内仅次于北平协和医院的一所医疗设备较为完善的医院，徐诵明极力将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打造成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医学专门人才为宗旨的高水平医学院。
1930年，徐诵明应邀赴日本出席“第八届医学大会”，并代表中国医学界在大会作了精彩演讲。由于徐诵明在医学界的宗师地位，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请为“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全国医学院校实施六年制教学规划。
1931年，在徐诵明的大力支持下，其学生林几在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法医学教研室，林几也成为中国法医学的奠基人。
1932年8月，国立北平大学校长沈尹默因不满南京国民政府遏制学生运动并开除学生，毅然辞去校长之职而南下上海，徐诵明被公推出任国立北平大学代理校长、校长，其所遗医学院院长之职则由吴祥凤教授继任。
徐诵明执掌国立北平大学校长期间，推崇“思想之独立、学术之自由”的办学理念，校内民主气息浓郁，尽管国立北平大学是一个松散的大学组合体，但要把各个学院集中统一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徐诵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主义者，而无党派得失，他经常依靠自己的权力和人脉，保护一些进步教授和学生，甚至想方设法搭救和保释被捕的教授和学生，尤其是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许多学生因为揭露日本侵华野心、反对华北自治而被捕，徐诵明曾多次亲自前往市党部保释被捕学生。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华势力开始觊觎华北地区，并逐渐向华北地区渗透，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企图将华北地区变为第二个“满洲国”，而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的统治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
1935年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出任委员长，有过旅日经历的徐诵明成为被争取的对象，在未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就在报纸上公布其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徐诵明多次严词拒绝，表示“吾不应富贵而失去吾对国家及吾本人人品的尊严”，绝不与日伪沆瀣一气。
1937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密电徐诵明，要求其解聘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五名“红色教授”——陈豹隐、李达、程希孟、许德珩、沈志远，为此，徐诵明专程跑到南京找王世杰理论，“学校聘请教授，一向只问学问如何，不管政治派别。大学校长的任命权在教育部，而教授的聘任与解聘，责在校长，教育部怎好越权下令？”因此顶住教育部的压力而未予执行。
“七七事变”爆发后，为确保中华文脉延续，北平城内的众多大学开始了西迁之旅，国民政府教育部以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和国立北平研究院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徐诵明由此转任西安临时大学常务委员会委员兼法商学院院长，主持西安临时大学校政。
1937年底，日军占领山西全境之后，古都西安岌岌可危，国立西安临时大学不得不考虑再次迁移，经过勘察决定迁往陕南汉中。
1938年3月16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正式迁离西安，在徐诵明的带领下，全校师生先乘火车至宝鸡，再从宝鸡徒步500多里至汉中，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最终抵达汉中城固。
师生徒步由西安迁徙城固
1938年4月3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并于5月2日举办了西北联合大学开学典礼，徐诵明在致辞中安抚抗战热情高涨的师生：“抗战期间，高等学府学生应当如何抗战救国？不一定非得拿着枪杆子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
徐诵明（左八）与西北联大医学院师生合影
1939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红色基因”一直深感不安，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甚至派特务带枪住校监视，并密令徐诵明解聘沈志远、曹靖华、韩幽桐等10余名进步教授，徐诵明进行了坚决抵制，拒不执行陈立夫的指令，甚至与陈立夫在电话中争吵起来，最终愤而辞职。
佩戴校徽的徐诵明
徐诵明辗转回到陪都重庆后，被怀疑为中共党员而接受审查，一年多以后，才被安排出任“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规划全国医学教育建设工作。
1943年在中华医学会第14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徐诵明被推选为理事，并作为医学界唯一人选，当选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二届委员，这是中国最高学术审议机构。
1944年7月，徐诵明被任命为国立同济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从重庆赴四川宜宾李庄履职，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徐诵明此行可谓是临危受命。
国立同济大学是以医科和工科起家，教授大多具有留德背景，出任校长者则更是如此，而留日出身的徐诵明能够出任国立同济大学校长，可谓是一个异数，但徐诵明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医学教育家，在中国医学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在徐诵明的带领下，国立同济大学开始向综合性大学方向发展，新组建了法学院，工学院的造船组改为造船系，增设了机械专修科，理学院数理系拆分为数学系和物理系，在医学院建起了生理馆、药物馆、解剖馆，附设了高级护士职业学校，还在宜兴建立了病理馆、细菌学馆、公共卫生研究馆、生物学馆以及国内第一所正规化的医事检验学校——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
同济大学李庄旧址
国立同济大学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国家和民族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独特的作用，可以说是其他大学无法相比的。
时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俞大维依托国立同济大学工学院的师生，到德国采购了大量的机器设备和制造枪械的钢材，同时对军队使用的一些制式武器进行研发、定型和生产，其中“中正式步枪”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研发和生产的，有力地支撑了前方抗战勇士的需要。
1944年冬，日军在中国大陆进行垂死挣扎，集结重兵对河南、湖南、广西等地大举进犯，史称“豫湘桂战役”，国立同济大学大约有600多名学生报名参军，已占全校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徐诵明为批准应征入伍的学生出具了肄业证书和复学证明书，并鼓励他们：“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兴衰在此一举，能得此良机，真是你们的荣幸。”
同济毕业证明书
1946年6月1日，国立同济大学在徐诵明校长的带领下，历尽千辛万苦，克服种种困难，以最快的速度迁回上海原址复校。
抗战胜利前夕，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曾征求徐诵明的意见，当时教育部拟将国立同济大学留在四川重庆办学，蒋介石在宜宾视察时，也曾当面询问过徐诵明的意见，都被徐诵明婉言回拒，表示无法从命，当年如果不是徐诵明校长的坚持，今天的同济大学就可能永久地留在重庆了。
1946年6月25日，国立同济大学复校尚不足月余，正当徐诵明沉浸在紧张而繁忙的复校工作中，却被一纸调令调往东北沈阳，负责接收“南满医科大学”。
这所学校是由日本人于1911年创建的，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也是学术和医疗水平最高的医科大学，徐诵明肩负着国民政府的重托，以尽快恢复学校往昔的辉煌，徐诵明将学校更名为国立沈阳医学院，并出任院长兼病理学教授，
1948年初，国共两党军队开始在东北角逐，史称“辽沈战役”，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前夕，徐诵明撤离沈阳，教育部长朱家骅拟遴选徐诵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又被徐诵明婉拒，而是受聘于浙江省立医学院并出任病理学教授。
1950年2月，在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贺诚的提议之下，已是花甲之年的徐诵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教育处处长兼任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同时还在北京大学医学院担任教授。
贺诚是徐诵明早年的学生，上学期间就已入党并被学校开除，徐诵明曾将当年被学校扣发的毕业文凭补发给贺诚，以支持贺诚在上海开办“达生医院”，而“达生医院”是当年上海中共地下党活动的重要场所。
在卫生部的统筹规划下，徐诵明负责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药卫生系统院校医士教育五年计划》，规划了全国医药院校的建设发展、招生规模等，并在教学计划、院系设置、学制规定、经费调拨、师资培训等方面，制定了统一的原则、标准和要求，使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医学教育事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
1951年，徐诵明加入“九.三学社”，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北京大学医学院独立建院并更名为北京医学院，直属中央卫生部领导，徐诵明继续担任该院教授。
1953年6月1日，人民卫生出版社成立时，徐诵明被卫生部任命为社长，1954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担任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主任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
徐诵明
1958年8月，徐诵明被划为“漏网右派”，其原因尚不明确，既然他能躲过1957年反右运动，肯定是另有原因，被划为右派的徐诵明被撤职降薪，由总编辑降为普通编辑。
徐诵明从此深处逆境达20年之久，对于徐诵明来说，这是一段空白的历史，也是一段令人深思的历史，一代医学教育家遭受如此冷遇，可谓是时代的悲哀，徐诵明直至1978年才获得平反，而此时他已经是88岁的耄耋之人。
获得平反昭雪的徐诵明被推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他不顾高龄之躯，积极参加全国政协工作，主动参政议政，以自己一生积累的经验，为国家建设献计献策。
1989年10月20日，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共同为徐诵明举办了百岁诞辰庆祝活动，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亲自出席并致辞，盛赞这位百岁老人，“一生爱国，治学严谨，知人善任，宽厚待人，作风正派，兢兢业业办教育，受到了教育界、医学界的尊重和拥戴。”
1990年11月22日，经陈敏章、白希清介绍，百岁老人徐诵明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可谓是载入史册的一段佳话。
1991年8月26日上午近11时，徐诵明因肺部感染而导致呼吸衰竭，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101岁。
徐诵明铜像
1992年，北京医科大学在80周年校庆之时，为了缅怀老校长徐诵明的丰功伟绩，在校园内竖起了徐诵明半身铜像，以供莘莘学子瞻仰并铭记这位医学教育家的历史贡献，他就像一座不朽的丰碑永久地屹立在中国高等教育史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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