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週末下著雨又去看了一遍《我不是藥神》，上座率達到了90%，看完出來時還看到一個像是知識分子的阿姨站在電影院門口的海報前跟人聊天說看到了網上的評論趕緊來看看這部電影。
我仔細觀察了一下，週末的下午觀影人群中多了一些中老年觀眾，這是一個非常可喜可賀的現象，可以說《我不是藥神》給中國電影市場拓展了一些增量票房，把一些不怎麼進電影院的中老年觀眾拉進了電影院。特別是賣假藥那一段相信會對老年觀眾有所啟發和教育，至少讓他們少受點騙。從這個角度上而言，都應該讓自己的陷入保健品騙局的父母進電影院接受一下電影再教育。就這種形式來看30億票房是可期的。
今天在網上看到了一些評論，應該說是一些媒體專家的評論，一個是《南方人物週刊》主筆何三畏，一個是目前《局面》的製作人，著名的“王局志安”。這兩個人的評論觀點大概有一致的地方，就是認為電影不夠深入，特別是“王局志安”針對電影中醜化製藥公司的問題進行了批評，並且提出了目前的這種醫患關係處於一種“倫理困境”的階段，並且認為“一部好的電影，應該揭示這種深刻的倫理困境，但是，《我不是藥神》最終，卻將這種困境選擇變成了一種道德控訴。”
“王局志安”是媒體人出身，這種見過大世面的媒體人習慣了站著說話不腰疼，今天我們就來戳一戳王局的腰子，也替我們電影人撐撐腰。你說王局志安這種“新聞聯播”式的大道理說的對不對？那簡直是太對了！完全沒錯！在這個事情上確實如“王局志安”所說那樣的那樣中國社會處於一種“倫理困境”。瑞士的藥廠定高價沒問題，病人想活沒問題，印度仿製藥也沒問題，中國限制進口也沒問題，走私藥也沒問題，這就是“倫理困境”。
那麼電影是否一定要對現實進行忠實的紀錄？那就不是電影了，那是新聞工作者的紀錄片，那是需要王局進行挖掘的“局面”了。電影是一種來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的文藝、娛樂以及媒體綜合體。太嚴肅了，沒人看，不會讓年輕人關注，更不會讓老頭老太太走進電影院，再深刻的作品沒人關注那意義就不大了。所以，電影中對原型進行了改編，並且樹立了一個相對負面的“藥廠代表”形象，否則就無法進行藝術化和娛樂化的創作。
如果電影沒有對“藥廠”進行負面醜化，那麼電影中其他可以醜化的勢力會是誰？我估計大家都能猜得出，這個如果是韓國或者印度進行改編我相信就會相對簡單了，也就不會有王局志安的這些疑問了。
“王局志安”這種腦袋大脖子粗的媒體人從來只負責高屋建瓴的站在道德制高點提出問題，卻不負責解決問題，這就是一些傳統媒體人的問題：眼高手低。在這裡我給王局這個現象起一個新名詞叫做：“王局困境”。這個困境的意思就是：道理說的都他媽對，但是聽完了仔細一考慮純粹是瞎耽誤工夫，扯幾把蛋。
因為按照王局的要求來拍攝這部電影，那麼這部電影就不存在了，而王局也不會批判了；而王局之所以能批判這部電影正是因為沒有按照王局的觀點來操作。只要這部電影它能站在你面前它就必然具備你說的那些“缺點”，這就是現實中的“王局困境”。
針對這個“王局困境”，我們在舉一個最現實的例子：王局目前正在做的《局面》欄目正好播出了周立波在美國涉槍的案子，王局瞪著一對大眼睛看著周立波，搞的好像要挖掘什麼深度內幕的嚴肅樣。但是當週立波提出幕後黑手“某某”的時候，這個節目也就僅停留在周立波的隻言片語上了。如果按照王局對於電影《我不是藥神》的邏輯我們是不是可以這麼說：“一部好的社會訪談節目，應該揭示這種深刻的背後內幕，但是，《局面》最終，卻將這種深刻挖掘變成了一種常見的娛樂八卦而已。”
王局自己陷入到了自己設計的困境當中，社會有“倫理困境”，媒體圈也有媒體跨越不了的“倫理困境”，同樣電影行業也有電影圈無法逾越的“媒體困境”。
《我不是藥神》之所以讓人感覺到偉大的地方就是一是它能上映，二是它能帶著不完美引發社會的廣泛的討論乃至批評。這就是電影作為媒體形式的意義：不是讓人眾口一詞的誇讚藝術有多偉大，而是因此引發廣泛討論。甚至起到了啟蒙和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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