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被暗示指揮的群體！
在說明群體時曾提到，它的一個普遍特徵是極易受人暗示，我們還指出在一切人類群體中暗示的傳播性所能達到的程度，這解釋了群體態度為何能迅速的朝某個方向轉變的原因。通常，群體總是在期待中關注某事，因此很容易被暗示，儘管人們認為這點不值一提。最初的暗示經過相互傳播後進入群體所有成員的大腦，接著群體態度趨於一致，並很快成為既定事實。
當所有個體處於暗示作用的影響下，進入大腦的念頭很容易轉化為行動。無論是縱火焚燬宮殿還是自我犧牲，他們都一樣毫不猶豫。這一切取決於刺激的性質，而不像獨立個體取決於受到暗示的行為與全部理由之間的關係，兩者關係可能互相對立。
因此，群體永遠徘徊在無意識邊緣，隨時接受一切暗示的指揮。他們表現出所有強烈的情感，這種情感是缺乏理性、批判力且極端輕信的人所獨有的。我們要牢記對於群體而言沒有不可能這個概念，這樣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理解群體為什麼會有編造並傳播各種神話故事的能力了。
群體永遠徘徊在無意識邊緣，隨時接受一切暗示的指揮，並且很容易接收暗示。
群體中能夠輕易地傳播神話的原因，不僅源於他們極端輕信，也是他們奇思妙想、過度歪曲的結果。一件最簡單的事受到群體關注後，很快會變得面目全非。群體透過形象思維將一連串前後毫無邏輯的形象喚起。就如同我們有時因為回想某件事情而引發一連串的聯想一樣，群體的這種狀態很容易被理解。
理性告訴我們這些聯想是零散且不連貫的，而群體不僅無視這一點，還將扭曲的想象與真實相混淆。群體很少對主客觀的概念加以區分。他把腦中出現的虛幻形象當作真實的，儘管這些假象常常與我們看到的事實之間僅有一絲微弱的聯繫。
在群體中傳播神話或謠言為何如此容易？
由於群體成員性格各不相同，因而他們歪曲所見事情的方式也應該不計其數。但情況並非如此，由於相互傳播的結果，這種歪曲是一致的並在群體所有成員中呈現相同形態。
群體成員對事實的第一次歪曲是傳播性暗示過程的起點。當耶路撒冷牆上的聖喬治出現在所有十字軍官兵面前之前，在場的人中肯定有一個人首先感應到他的存在。在暗示和相互傳播的作用下，這個人編造的奇蹟會立即被所有人接受。
這種集體幻覺的作用機制在歷史進程中經常發生，這種幻覺似乎具備了真實性的所有特點，因為成千上萬人目睹了這些現象。
要想反駁上述所言，無需考慮群體成員的智力因素。因為自從他們成為群體一員的那一刻起，有識之士便與無知之輩同樣失去了觀察力。這一論點似乎自相矛盾。要使人們深信不疑，必須對大量歷史史料進行研究，僅憑几本著作是不能達到預期效果的。
無論教育、專業、訓練，成為群體極容易產生幻覺！
下面這個例子極具典型意義，因為它是發生在受集體幻覺支配的群體身上的事實。該群體成員來自各個階層，個人素質參差不齊，有最無知的人，也有最博學的人。海軍上尉朱利安．菲利克斯曾在他的《海流》一書中偶然提及過此例，此外，《科學雜誌》也曾加以引用過。
護衛艦貝爾．波爾號在公海巡航，尋找在風暴中失散的巡洋艦波索號。當時天氣極好，陽光明媚，突然一個守衛發現了有船隻發出的求救信號。全體船員一齊朝信號指示的方向望去，他們清楚地看見一隻載滿遇難者的木筏被幾條顯示遇難信號的船隻牽引（然而這不過是集體幻覺）。
艦隊司令德斯弗斯命令船員放下一條船去營救遇難士兵。接近目標時，船上的官兵看到這樣一幅景象：在混亂的人群中，到處是伸著雙手求救的人，而且隱約聽見人們發出的混雜不清的哀號。但是當他們到達目標時卻發現，面前漂浮的不過是從附近海岸漂來的幾根長著葉子的樹枝。在真切的事實面前幻覺消失了。
無論有什麼專業，一旦聚成群體，他們會立刻呈現出在其專業之外，屬於群體的所有特徵，包括看到神靈現形。
在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集體幻覺的作用機制。一方面，船上官員在期待中關注某件事；另一方面，守衛發出船隻失事的信號，這一暗示在相互傳播後，被在場全體官兵接受。
當眼前發生的事實遭到歪曲，真實被無關的幻覺取代時，並不需要許多群體成員參與這一過程。一旦少數個體聚成群體，他們會立刻呈現出在其專業之外，屬於群體的所有特徵，即使他們一個個學富五車，其獨立個體時所具有的觀察力、批判精神也會立即消失。
別相信群體證詞，集體觀察的結果極有可能出錯！
回到群體觀察力的問題上，我們的結論是：集體觀察的結果極有可能出錯，多數時候只是個人幻覺，這種幻覺在傳染過程中極容易影響同伴。無數事實證明，明智的做法是完全不要相信群體證詞。英國將軍吳士禮爵士在最近出版的書中證明，時至今日，關於滑鐵盧戰役中最重要的事件上仍存在十分嚴重的錯誤，儘管這些事件的真相已被數百名目擊者證實。
這些事實顯示出群體證詞的價值。各類邏輯學專著提及許多證人的一致證詞，這些證詞都是支撐事實真相最強有力的證據。然而就我們掌握的群體心理知識而言，邏輯學專著在這一點上需要重寫。最受懷疑的事件一定是那些目擊者最多的事件。也就是說，當某一事件受到了數千名目擊者的證實，通常真相與公認的報導越會相差甚遠。
很明顯，上述種種現象表明史學著作只能被當作純粹想象的產物。它們是對一知半解的事實做出自以為是的記述，再加上一些思考後得出結論。如果歷史沒有留下文學、藝術和其他方面的傳世鉅作，我們根本不可能瞭解歷史真相。
像赫丘利、佛祖或穆罕默德這些在人類歷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在歷史記錄裡有關他們生平的記錄有一句是真的嗎？很可能一句都沒有。
事實上，他們的真實生平對我們來講起不了什麼作用。我們關心的是這些偉人在大眾神話中是以什麼樣的高大形象呈現。因為對群體心理產生影響的是神話中不朽的英雄，而非現實中一時的英雄。
遺憾的是，雖然書中明確記錄了各種神話故事，但是它們本身仍在不斷髮生變化。隨時光的流逝，尤其是受種族因素的影響，群體想象力不斷改變這些故事。《舊約全書》中嗜血成性的耶和華與慈愛的聖德蘭有著天壤之別，中國朝拜的佛祖與印度尊奉的佛祖同樣也沒有多少共同點。
英雄傳說被群體想象力改變而使得英雄遠離我們，不一定要花上數百年的時間，有時這種改變只消幾年的工夫。 在我們生活的時代裡便可看到同樣的事情，一位最偉大的歷史傳奇人物在不到五十年的時間裡經歷了數次嬗變。波旁王朝時期，拿破崙被塑造成了一位快樂祥和、嚮往自由的田園派慈善家兼謙卑的友人形象。在詩人筆下，拿破崙必將長期留存在鄉村人民的記憶中。
三十年後，這位隨和的英雄成了一個嗜血成性的暴君，他在篡奪權利、破壞自由後，為滿足一己私慾發動了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三百萬人命喪黃泉。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傳奇人物的故事又有了新的變化。數千年後，未來的學者面對這些自相矛盾的記述，也許會對拿破崙是否存在過發生質疑，如同現在有人懷疑佛祖是否存在一樣。
在拿破崙身上，學者們看到的不過是一個光輝燦爛的神話，或是一個赫丘利式傳奇英雄的發展史。學者們當然能夠輕鬆應對這種變化，因為與今天的我們相比，他們對群體的特徵和心理會有更深的瞭解。他們知道除了神話，歷史幾乎保存不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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