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的河西走廊地区，是我国目前还流行传统说唱艺术的地区之一。如果当地人去中国有嘻哈，效果应该不错。在这里，最有名的说唱艺术却不是嘻哈，而是从唐代流传下来的河西宝卷。虽然河西宝卷已经如祁连山的泉水一般流淌了上千年，但仍然没有人知道它具体来自何方。这个不影响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和界定。
关于河西宝卷的渊源，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它是活着的敦煌变文。原因很简单，敦煌变文发现于敦煌，离河西又不远；然后河西宝卷与敦煌变文的文本格式很相似，不是变文演变的就是变文抄袭而来的。
其实这变文就是唐代的说唱艺术，多由韵文和散文结合而成。其文本无一例外都是手抄本，除了文字，还配有图画，图文并茂，可读可看。因为这不是原本正经的文本，所以对这种有插图的卷子，人们称之为“变文”。变文这种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读物，一出现就广受好评。识字的人可以看文字，不识字的可以看图。不过唐代变文犹如那空穴来风，流传了很久，却不现真身。直到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道士王圆箓偶然发现，大批唐代卷子得以出世，人们这才看到了唐代变文的真面目。由于这些变文出自敦煌，所以又被称为“敦煌变文”。
这也契合变文的内容，因为在唐代，变文的主要内容是佛经故事，一般在寺院里由僧人宣讲。到了宋真宗（998年－1021年）时，这位不信佛教的统治者以变文宣讲蛊惑众生，影响安邦治国为由，明令禁止僧人在寺院宣讲变文。于是，一些僧人走入民间，在瓦子等娱乐场所宣讲变文。
原本在佛寺里宣讲的变文进入瓦子等娱乐场所，就在环境影响下发生了变异。要知道这宋代的瓦子，又名““瓦肆”，类似今天的娱乐城。变文宣讲者虽然是出于宣传佛经的崇高目的，但是为了适应这种娱乐场所的环境，迎合听众的胃口，不得不大量增加了世俗的内容，佛经的内容逐渐减少。这就和一些自媒体人为了一篇十万加的文章出卖灵魂一样。
同时，一些与寺院毫无关系的人，看到这种宣讲具有商业价值，有利可图，于是也加入了宣讲队伍。随着大量民间艺人的加入，当时流行的一些表演形式融入了宣讲活动，宣讲由原来的简单的个人说唱，增加了伴奏和伴唱。唱的部分，有了固定的歌词和曲子，形成了词牌。终于，变文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蜕变，以一种全新的形式流传开来。于是，宣讲变文演变为宣讲宝卷，变文则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变身成通俗文学兼说唱艺术的河西宝卷，走出佛寺的象牙塔后，受到了文化落后、交通闭塞的广大农村的欢迎。，在这里，人们相互传抄宝卷。宝卷由佛经演变而来的渊源，使得人们相信传抄宝卷是积功德，做善事。所以在河西农村，识字人传抄宝卷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一件得人心的事。识字人都愿意抄宝卷，有的人抄了自己欣赏收藏，有的人抄了赠送亲朋好友。不识字的人，也要请人抄宝卷，放在家中，用于镇宅避邪。在河西走廊，素有“家藏一宝卷，百事无禁忌”的说法。
别忘了，宝卷是门说唱艺术，所以除了抄，还可以宣卷唱卷。在河西农村，一年之中，宣卷的时间没有定制，一般在春节前后和农闲时节，特别是春节前后，是宣卷的黄金季节。宣卷活动可在村子的公共场所进行，也可在私人家中进行。公共场所的宣卷活动，有时比较庄重，要举行简单的仪式，有时比较随意，类似于说书、讲古，娱乐性较强。生活条件较好的真土豪，则会在农闲时节主动设局，请先生宣卷。这时全村人都会前来听卷，好像看戏一样，热门非凡。
宣卷的主要内容，一般是宗教题材、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类。虽然河西宝卷的内容极为庞杂，有的一篇作品中，儒释道几方面的内容都有，但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插入了佛家劝化语。可见宗教之影响。所以在河西宝卷中，宗教题材的内容是最丰富的，它们一般来源于民间宗教传说。另一类有点类似的是神话传说。它同宗教题材类的宝卷有所不同。宗教题材宝卷的主题，不外乎因果报应、转世轮回和修道成仙，消极因素较多。神话传说类宝卷，主要是讲故事，情节生动，扣人心弦，娱乐性更多一些。同样百听不厌的还有历史故事卷。在河西宝卷中，有大量反映历史人物的作品。这些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带有强烈的传奇色彩，同史实有着根本的区别，所以只能作为民间流行的历史故事看待。
除了这三种让人喜闻乐见的题材故事之外，河西宝卷中还有与百姓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生活卷。这部分有劝喻人的，有反映当地重大事件的，还有实用类的。这些都是当地当地文人创作，贴近百姓生活。河西宝卷与其它民俗文学最不同的是，专门还有童话寓言卷。这类宝卷，通常是大人讲给孩子听的，大都用拟人化的手法描写动物，故事针对性强，富有智力启迪和思想教育意义。
可以看出，河西宝卷从唐代敦煌变文，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已经变成集文学、说唱、民俗于一体的民间百科全书式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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