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为了巩固统治者的地位，统治集团往往会编出一系列神迹来突出统治者的神圣，以告诉万民皇帝的权力是由上天授予，是不可侵犯和剥夺的。除此以外，为了突出统治者的独一无二，还会在日常生活中突出等级观念，通过不同等级使用的服饰器具的不同进一步强化这种观念。
如皇帝的姓名，大臣百姓都是需要避讳的，在写到皇帝姓名时，不能写全或者是直接用其他字代替，如唐朝为了避李世民的讳，特将“民部”改成户部。皇帝就算犯了弥天大罪，臣子在提意见时也不直接说皇帝，而是只能“指斥乘輿”，用“乘輿”来替代皇帝。
经过长时间的教育，君为臣纲，尊卑有别，皇威不可冒犯的印象在天下臣民中根深蒂固，一切与皇帝有关的事物都是天下人都要尊敬的，不能有所僭越。这一点不能归结于溜须拍马，只能说是中国古代礼法环境中下对上一种内心的尊崇。
在明史《吕原传》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景泰初年，翰林院侍讲吕原奉诏在文华殿侧室教几名小太监读书。有一次，明代宗来到文华殿来视察小太监的学习情况，并听了吕原讲《尧典》，另一名侍讲倪谦讲《国风》，明代宗听后十分满意。
明代宗于是问两人，现在官至几品？当时吕原为中允兼侍讲，倪谦为左中允兼侍讲，两人就回答说：“官正六品”。明代宗听完说：“这两个职务品级相同，怎么相兼？”于是便取来官制表，并当即拍板，升二人为侍讲学士（从五品）兼中允。虽然只是从正六品升到从五品，但对官职升迁很难的翰林官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两人感激涕零不在话下。
过了几天，明代宗又来到文华殿听吕原、倪谦讲课，但这次却让他很惊讶，那就是他们讲课时都没有坐在房间里最中间的位置，而是改坐旁边的凳子上授课。明明中间的位置最好，为什么这两人都不坐呢？明代宗很奇怪，就问他们为何如此。
吕原、倪谦于是便诚惶诚恐回答：“君父所坐，臣子不敢坐。”明代宗这才明白，原来是因为自己坐过中间这凳子，所以这两位大臣都不敢坐了。因此后来明代宗再来文华殿视学，只有站立交谈或东西行走，再也不坐在凳子上了，因为他担心自己是要不小心把这屋子里所有凳子都坐一遍，那以后这些翰林们都只能站着讲课了。
在历史上，吕原和倪谦二人都是以能臣的形象出现的，如倪谦曾经出使朝鲜，风度谈吐令朝鲜人为之叹服，并著有《朝鲜纪事》一书，后来倪谦更是在乡试中因为拒绝录取权臣之子被诬陷罢官。吕原也是正直之臣，夺门之变后，奸臣石亨、曹吉祥权势一时无两，但吕原依然敢上奏章历数两人罪状，丝毫不怕得罪奸臣。
因此两人“皇帝座不可坐”的行为并非是逢场作戏，也不是为了溜须拍马，只不过是当时秩序下百姓大臣对皇帝的敬畏，对礼法的一种顺从。当理解了这个道理后，我们再来看海瑞在得知嘉靖皇帝死后哭得死去活来几乎昏厥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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